【编者按】英国贝利·马丁基金会自1996年起致力于英国、中国在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方面的合作。其中包括在中国举办艾滋病培训班，开展中英医生、护士的交流访问，建立了一个艾滋病的教育网站，在云南建设了一个艾滋病关怀中心，以及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进行预防艾滋病的培训宣传教育活动。贝利·马丁奖每年授予一名在中国的艾滋病教育、预防、治疗和关怀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到目前已经颁发了4次。本期我们向您讲述2003年马丁奖获得者桂希恩的故事。

　　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不久前揭晓。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桂希恩与刘翔、任长霞、牛玉儒等一起成为2004年十大感动中国人物。

　　颁奖词是这样说的：他（桂希恩）清贫而充实，温和而坚定。仁者的责任让他知难而上。他让温暖传递，他让爱心汇聚，直到更多的人向弱者张开双臂，直到角落里的人们看到春天。他不惧怕死亡，因为他对生命有更博大的爱。
 
　　2004年2月28日，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武汉，将2003年度中国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奖励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桂希恩当即宣布将五千美元奖金全部用做艾滋病防治工作。

　　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之一。1960年，他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后，志愿赴青海从事地方病防治工作。16年后，桂希恩返回武汉，一直从事血吸虫病等传染病的防治和科研工作。

　　一直从事血吸虫病防治和科研工作的桂希恩本不会和艾滋病的防控沾上边。1999年，一位来自河南省的进修医生告诉他，老家上蔡县文楼村有许多人染了怪病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考察一番。

　　他抽了11个当地人的血化验，有10个人的HIV是阳性的。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桂希恩马上向当地政府反映，并在两个月以后再次来到这个村，又抽取了140多个血样，超过一半的标本呈阳性。不过，桂希恩被当地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理由是他给当地抹了黑，影响经济发展。医生的职责使桂希恩不能放弃，调查转入秘密状态。他的行动最终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文楼村也因此成为关爱的中心。

　　桂希恩说：“为了对这个事情负责，我应当再去，所以我就利用了那一年的中秋节，我带了3个学生，利用两天的时间，就抽了140多份血样，加上原来的11份，有超过一半的是阳性，而这个结果使我很震惊！”他向有关部门和人员发出呼吁，以引起重视。

　　20世纪90年代初，受经济利益驱使，河南省某些地区非法和不规范的采血现象盛行，就在这段时间，HIV通过交叉感染在卖血者当中开始传播，而且危及到了他们的亲人。桂希恩的呼吁石沉大海。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桂希恩说：“看到这种情况，你视而不见，那我对不起这些人，我是做传染病工作的，遇到这么严重的病都不过问，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带着他的学生继续对当地艾滋病状况进行调查。其间，他们遇到一些困难，甚至还挨过打，但最终还是完成了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桂希恩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中央主管领导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疫情调查结果。不久之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进行慰问和救治工作。5年来，桂希恩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和学生们一起带着药品远赴疫区。他自己掏腰包，为每一位患者进行身体检查，还常常给患者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得到资助的患者不下5百人。每一个接受过桂希恩治疗和援助的人都与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期和桂教授通信。2001年，有一个病人给桂希恩写了一封信，说他非常地伤心，他现在也病了，他想出去，到哈尔滨去打工，如果赚了一点钱，能够给家里留下2千多块钱，那他死也瞑目了。在接到这位患者来信之后，“我心里很难受，当时我想应该帮助他。我问他，有没有人愿意到武汉来做HIV抗体检测。他说他们有些人愿意做。我又问他，假如有人要来采访你们，你们愿意不愿意谈感染HIV的经历，他说他们愿意。我说如果这样我一定能够为你们募捐到钱。”桂希恩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本着良好的初衷，他把5名艾滋病患者接到武汉，并安排了住所。但是桂希恩却没有料到，周围的邻居不答应，要把他们赶走，“你现在就要把他们带走。”桂希恩只好说：“你等几分钟，让我跟家里人商量商量，一两个钟头后，就带他们到我家去了。”就这样，桂希恩在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下，把患者接到了家里。以后的日子，他们同吃同住。这之后，更多的HIV感染者成了桂希恩的朋友，许多人定期来医院见他。

　　但是，社会上一些人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让桂希恩忧心忡忡。于是一有机会，他就会向人们呼吁要包容和平等地对待艾滋病患者,他从自己做起，在给病人看病或是跟他们握手的时候，很少戴手套。“害怕是因为人们对这个疾病不了解，如果你了解这个疾病，你就会正确对待他们，这个疾病可怕，但病人并不可怕，医务人员，都应该有一点同情心，就像我前面讲的，如果没有同情心，这个医生是不容易做好的。”

　　在艾滋病防治的战线上，桂希恩总是身体力行。每次为HIV携带者检查身体的时候，他都要亲自抽血，而不让自己的学生插手。“但有一次例外，”桂希恩说：“就是抽140份血样那一次，。我就分了2个组，1个组，我抽;另外1个组，就找1个护士抽。结果她把自己扎了，她非常紧张，我也紧张了，我就说了一些安慰话。但我心里也很害怕，要是她感染了，我怎么跟她和她的家属、医院交代。回到武汉后第一件事，就把那个病人的血拿来查了，是阴性的，所以她不会感染。不过我得到一个教训，这种事以后不能再做了，万一HIV感染发生在他们当中，我怎么跟医院、家庭交代呢？以后出去抽血，都是我一个人抽。”

　　67岁的桂希恩，就这样在艾滋病防控事业第一线上冲锋陷阵。在桂希恩的促进下，那个曾经病毒肆虐的文楼村，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从2003年开始，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了政府的免费药物治疗和经济援助。桂希恩说：“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我愿意跟他们交朋友，我和他们之间没有隔阂。”
2004年6月11日，在湖北考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登门看望了桂希恩教授。一走进这位教授家的客厅，温家宝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我还在最近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表扬了你。这次到湖北出差，专门来看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