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刚24岁。
当时，我在某公司的汽车配件营销业务也做得很顺利，收入不错，我租下了房子，和刚刚大学毕业的晓洋沉浸于营造我们安享的爱巢的美好憧憬中。
晓洋和我们所在城市的预防艾滋病（AIDS）志愿者早有联系。一天，他对我说，志愿者小组正在动员朋友们自愿去接受艾滋病病毒（HIV）的免费检测。他要我和他一起去。对自己所爱的人提出的要求，我没有拒绝的理由，而且，我自己没有发现身体的如何不适，我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毫不怀疑。
然而，检测结果却是我难以接受的黑色事实——我的HIV检测结果是阳性！
经过度日如年的等待，这个被我自己不断怀疑和否定的结果不可改变的被确定了，我确确实实被感染了。而且，不是被晓洋感染的，他在半年中连续几次的检测结果证实，他没有被感染。可能，这和他坚持使用安全套大有关系。在他和我结识后的这段长达4个多月的甜美岁月里，尽管我们无数次颠颠倒倒互换角色的缠绵，他都不会因为疯狂冲昏头脑，都极有耐心地使用安全套。但是，晓洋却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再和我相守相陪。９月底的一个周末，他悄然从我的身边不辞而别。他留下了开房门的钥匙，还有他工作不到半年自己节省下的2 000元钱。
怪他吗？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去埋怨他的资格和理由。对自己倾心相爱的晓洋，他没有因为我而感染HIV，这已经是我最可安心的欣慰了，我除去在心里祝愿他一切如愿，永远健康快乐，我能怪他怨他什么呢？
那个傍晚，没有了晓洋的房间里死气沉沉。我呆呆地坐在地板上，窗外涌进裹着喧嚣的车声的汹涌热浪，房间里漫卷着使我感到窒息的孤独漩涡，……那一刻，我从来没有过的发觉自己是那么渺小，发觉一个人的生命是那么苍白脆弱，发觉自己活得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还没有征服的AIDS却偏偏俘虏了我，正像一条剧毒的大蛇紧紧缠绕了我，正在一道道给我年轻的生命重复盘旋着划起一个死色浓重的完整句号，……
我拼命压抑着声音在哭泣。我好像害怕自己的哭声会引发天雷地火，立刻就会把自己焚烧的变成一把漫天飞散的死灰，……终于，我没有勇气再承受这种难耐的恐惧和孤独了，我实在害怕这样活着的折磨再持续一分一秒了，我想死，想尽快结束这一切，过去的，现在的，一切的一切，……
我想打电话和晓洋告别，但我害怕在惊扰他；我想打电话和父母告别，但我害怕他们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苦痛，……那一刻，我似乎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谁可以愿意倾听一个同性恋者，而且是一个感染了HIV的同性恋者在沉重的恐惧和孤独中心灵的挣扎。
在这种无比纷乱的心情下，我拨打着一个又一个电话，不等接通又挂断。终于，我下意识中打通了晓洋曾经告诉我的那条“北京同志热线”。
对方一个说着普通话的男声对我说，现在不是热线的开通时间，但是有什么问题可以简单地谈谈。我说，我不想咨询任何问题，只是想说说自己的真实情况。我忐忑地问他：“你是吗？”他爽朗地笑了，说：“是什么？你是不是问我的性取向？不错，我就是一个同性恋者！”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他这样平淡而又真诚的回答，我的心猛的一紧，却又像一个极累了的人一下子把自己躺到躺到一张厚软的大床上一样，立刻松弛了。我几乎是边哭边说，也不知自己语无伦次地说了些什么，总之，我在说自己感染了HIV，我绝望了，我想死。
在我长达将近半小时的述说中，对方始终在耐心地倾听，只是时而平静地问我：“怎么会这样。一直到我觉得无话可讲了”，对方才非常平静地对我讲，AIDS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及时坚持服药控制，完全可以像一个健康人那样生活工作，可以使生命延续10年、20年、甚至更长。他为我举了许多例子，从知名的人到他们身边的人。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们可以为我介绍可靠的医生和医院，得到价格优惠的检测和治疗。他还说，我对AIDS的恐惧十倍百倍地加重了自己的孤独感，只要走出恐惧，就会发现自己的身边仍然有朋友，有友情，而友情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多彩的阳光和希望，……
最后，他说，热线不会给我可以依靠的坚实肩膀，却可以给我朋友般的信赖和关怀。
就这样，我和同志人群的志愿者工作发生了联系。经他们介绍，我赶往北京，在他们的陪护下到北京某医院接受了AIDS专家的认真检测后，只服用了一个疗程的“鸡尾酒”药物，体内免疫细胞就恢复到了正常水平，然后坚持服用他们研制的中药制剂。转眼，两年多过去了，我的感染情况始终控制得非常稳定，始终没有影响到我的工作。
而我更大的收获，就是使自己重新走到了阳光下，不但得到了朋友们的关爱，而且还能够向有所需要的朋友们去给予我的关爱。我的情绪、认知和心态的转变，是从应邀参加他们组织的有关预防AIDS的培训活动开始的。最初时，我还担心他们会拿我这个HIV感染者去做“反面教员”，非常战战兢兢。但我参加了活动以后，看到他们是那么负责而又真诚的为每一个参加者，尤其是HIV感染者以及其他容易遭到歧视的与会者保护着个人隐私和个人的选择，我就打消了顾虑。
他们组织的预防AIDS培训活动，不仅活跃而且信息非常多。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游戏、小组讨论、模拟辩论，把话题引进了大家最感兴趣又很羞于开口的私生活领域。给我的感觉，好像都在谈同志人群普遍的性行为问题，而自己不知不觉就在介绍着自己，既介绍了自己在发生性行为时对AIDS风险的认知，又让大家分享着预防AIDS的宝贵经验。比如，怎样用技巧使不愿使用安全套的人戴套？手边没有安全套和润滑剂时怎么办？怎样向身边的朋友们宣传AIDS的风险？等等，等等。我后来还参加过不同方式的培训活动，我心里有个切实的感受，由医生主持讲授的培训，一些信息比较权威，比如各地同志人群中HIV感染情况的比较，但谈到日常性行为中预防AIDS的话题，还是觉得和自己有距离，好像同性之间的性行为只是见面以后很直接的口交和肛交，射精以后就拉倒，他们并不理解同性之间的做爱同样有着缠绵的爱抚过程。他们把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还是歧视的理解为性欲的发泄。而由自己人举办的这种培训活动，更重视做爱过程中的种种性游戏方式，而且能让大家分享到没有安全套或者不戴安全套的情况下，双方既避免实质性的肛交等性行为的发生，又能在安全的前提下尽情享受做爱的欢乐的宝贵经验。而这些很私人的经验，却不是大家在那些讲课形式的培训中可以说出口的，氛围不允许，恐怕医生们还会认为“肮脏”，不允许在会场上轻松自由的去“宣扬”。而在这种自己人的培训活动中，大家一律平等的氛围，使大家把每个人都做为和自己一样的可信赖的朋友，又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自然而然可以畅所欲言。
我总情不自禁地想，假如我当初得到这样充满关爱的提醒和经验分享，恐怕我就不会感染HIV。
我和组织培训活动的志愿者负责人谈了我的心里话。他却感叹说，进行这种“参与式”的培训活动的设计，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首先，排除不同价值观的干扰，使培训直接切入到预防AIDS的主题，使大家不回避预防AIDS必定要正视性行为，就花了许多心思。大家从参加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互相自我介绍时就直接切入了诸如“肛交”“MSM”等性行为的内容，大家能大声直接地说出和解释这些性行为，都感到很轻松，很随意。其实，这就是一个“心理脱敏”的环节。而后来层层深入，大家对性行为能放开，能参与讨论，能像和要好的朋友交流一样公开说出隐秘的话，都有精心的程序设计所起的作用。而他们在进行活动程序和方法的设计时，大家也不是很理解，很放得开，曾经发生过无数的争论，甚至脸红脖子粗地激烈争执。但到现在，大家都在吸取这种“参与式”培训活动的设计方式。而这种方式的核心理念，就是人人平等参与，人人平等交流。
我一时万分感动。做为一个HIV感染者，再没有比自己感受到被平等尊重着、关爱着更为宝贵的了。我当时就请求他允许我参加他们的工作，也做一个志愿者，尽我的一份力量。
他们没有拒绝，却真诚地提醒我说：“做一个预防AIDS的志愿者要承受更大的压力，目前没有谁从正面承认你，更不会给你敲锣打鼓戴大红花。你首先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因为，你面对的不只是能够理解你和接受你的朋友，你要面对的更多的是不能理解你的社会人群。”
我在以后和他们更多的接触和倾心的交谈中，我不只感受到他们对我真挚的关爱，更感到自己感染了HIV的人生出现了一条洒满生命价值阳光的崭新大道。在我再三的请求下，他们为我购置了一部专用的“小灵通”，让我接听他们认为可以转给我做一些心理关怀工作的热线电话。
这些电话大多是怀疑自己感染了HIV或者查出感染了HIV的朋友打来的。他们大多也会像我最初打热线那样，异常小心又充满什么期待似地问我：“你是不是？”
当我第一次对一个陌生人说出“我是感染者”的时候，我的声音都有些颤抖。我渐渐变得很平静，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再因为感染了HIV而那么虚弱和可怜，我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和关爱别人了，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没有被HIV吞噬，只要自己不会放弃自己，我们都能自己走出自己的生活之路。我鼓励他们鼓起勇气去检测，去治疗，鼓励他们走出惶惑，走出恐惧，走出孤独，走到阳光下。
一年多来，我接了20多个这样的电话，并和两三个HIV感染者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就像一个HIV感染者朋友所说的那样，AIDS不能压倒我们，而我们却可以笑着交流治疗AIDS的情况和经验。
我能改变自己感染HIV后的生活态度和质量，还是要感谢那些和我真正成为了“同志”，给了我真切关爱的志愿者朋友。从我接听部分热线电话以来，他们时常会主动打电话对我嘘寒问暖，和我谈心。他们给我转来电话时非常谨慎，生怕有人对我产生什么刺激。他们多年做热线工作，深知接听工作就是大家的“心情垃圾桶”，在大量倾听朋友们的困扰、痛苦、无奈和固执的述说时，也会引起自己不良心情的反馈，甚至会沉积成心理负担。他们给我打电话时，会直接说：“我为你清理‘心理垃圾’来了。”我就把自己接听电话时无论是对方的还是自己的种种观念困扰、内心矛盾、不良情绪转移给他们，有时会骂人，有时会哭泣，他们始终能平静的接受我的倾述，直到我重新又有说有笑地恢复了轻松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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