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间唯人是高级动物；其嘴除了用来吃东西外，更大的用处则在于说话，在于说真话、实话、好话，说有利的话。

　　前几日，有位病友在某家“定点”医院治愈返乡。见面后，先是寒暄，接着大家谈论起目前近处两家“定点”医院的医疗水平及服务状况。

　　很显然，他在那家医院得到了良好的治疗与关爱。他像从前线凯旋的战士那般，很荣耀似地一桩接一桩地谈起他在那里住院期间发生的动人故事。

　　他说：“有一天，新来了一位感染者，是个上五年级的小男孩，CD4已降至200。大夫当着小男孩的面对他妈妈说你的孩子得很快上抗病毒治疗。当时，我们几个病人也在场。”

　　说到此，这位病友点了一支烟，然后反问道：“你猜，大夫走后怎样？”

　　在座的几位，没人吭声。

　　“原来，居然有一位老病号，自己已服用了一年的抗病毒药物，作为AIDS患者的小男孩的阿姨，她做戏一般唬那小男孩道：’阿姨为什么来住院？就是因为吃了那个医生要你也来吃的抗病毒药。’她做出浑身难受的样子，’抗病毒药，毒性大得很，不毒能抗毒么？’这位阿姨还举例说：’我们村有一个小孩跟你差不多，吃了这种药没一个月，身体肿得跟大水桶一样，连学校都去不成了’……”

　　病友说到此，很有兴致地顿住了。他问我：“你猜，这个小男孩吓成啥样？”
我说：“哇——哭起来！”

　　病友乐了，说：“不全对。那晚，小男孩与他妈妈从医院逃走了。”玩笑，使小患者拒绝治疗。

　　使我猜错了吗？

　　至此，我不禁想起一个月前，去寻找新感染者的事。

　　经过一整天的寻找，虽然村名不符，但幸好，有位同名同姓的病人。

　　破旧的瓦房，热得跟蒸笼一般。马某就躺在土炕上，不能下床。马妻说：“他是在本县那家军属医院治病期间检测出HIV阳性，因治疗无效，医院让回来的。”没有再输液打针，马妻认为已经没治了。

　　我对他们说：“我是咱镇某村人。”我握起马某发凉的手，他的双眼眶充满绝望。我告诉他：“我和你是一样的病人。我已吃了两年抗病毒药，效果很好。”
马某嘶哑着嗓子问：“吃不下饭，起不来了。你说还能行吗？”那眼神，仿佛我就是全能的大夫。

　　“行，真的还行。”我说，“我知道你的检查结果，并不十分严重。你现在主要是因口腔、食道念珠菌感染影响饮食，身体拖垮了，这种病到咱市三院很好治。”

　　“你，以前，真的，也病成这样？”马某不相信。

　　“现在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四免一关怀’知道吗？”我实话实说：“你们可以到我村去问。两年前，我发高烧、不能吃饭，差点没死。是我们卫生局、北京有个‘艾协’，是他们帮助我在北京佑安医院治疗的。”

　　“你说，我还有救吗？”马某深陷的双目已发出光芒。

　　此时此刻，病人最大的需求，是精神支持。我们及家属，一定要促使病人对生命充满信心。

　　通过我的努力，他们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帮助下，毅然去了市三院性艾科治疗。

　　前几天，马某的儿子给我来电话，说：“叔叔，我爸爸的病好转了，医生说还得再住一段时间……”

　　如果那时我没有及时找到马某，如果我那时对马某说：“你怎么病成这样地步才……”，那么，马某的病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不能说，精神支持是万能的。但精神支持相对于感染者、患者，在特定的时段，是十分必要的。

　　大家知道，艾滋病是目前危及人类健康的一种尚无药物治愈的可恶的疾病。感染者及患者，要承受的当然有社会歧视，也有不堪承担的经济重压；但新感染者、患者首先面对的，是由于对HIV的无知和对AIDS治疗的无知所引起的他们个人内心的巨大恐惧感。这种恐惧，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缓解的话，他们很可能因此而导致精神病变。其中一些人不是被HIV杀死了，而是由于对HIV感染引起的恐惧夭折了他们不该终止的生命。

　　面对新的感染者和患者，我呼吁：我们“广大”的老艾们，接受过艾协及有关部门相关培训的幸运者们，一定不忘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极大关怀、帮助，一定要在新的感染者和患者面临各种困境、特别是在危难之时给他们以关爱和支持，而非去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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