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公布的数字表明，中国目前有7.8万个孩子因为艾滋病而失去了双亲或单亲。一些艾滋病专家预言，中国正处在艾滋病大暴发的边缘，如果现在的干预措施不力，到2010年，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将上升到1000万，产生至少26万的艾滋病孤儿。有研究人员指出，从宏观的角度看，艾滋病将使一个国家变得贫穷；具体到单个的家庭，在家中主要劳力去世后，遗留下来的孩子将遭受巨大的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重重压力之下转向犯罪、毒品、犯罪集团和性交易，从而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民族灾难。因此，关注艾滋孤儿，对他们进行生活救助及心理关怀，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综合救助模式，已成为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大事。
据调查，除被亲属收养外，目前在河南省对艾滋孤儿的救助安置形式基本有三种：一是集中安置在政府办的“阳光家园”里；二是由民间艾滋公益组织收养；三是在外省家庭寄养。这三种安置和收养方式对艾滋孤儿的身心健康成长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是最有利于艾滋孤儿的救助方式？记者最近在河南进行了调查。
社会歧视导致艾滋孤儿自结团伙
1月19日，河南柘城艾滋孤儿“关爱之家”之父朱进中在柘城老家下葬。在他身后留下的53名孤儿中，大部分孤儿都生活在政府兴办的“阳光家园”里。其中有5名孩子于去年2月和8月分别被“阳光家园”开除，开除后有4名孩子寄住在亲戚家。另仍有4个孩子生活在朱进中的家里。朱海豹在一年前被石家庄的爱心人士收养。
1月17日，一个天空阴霾的午后，时隔400天，记者再次踏进朱进中的家里。曾经充满着孩子一张张笑脸的小楼里，已看不到午后孩子们上学时匆忙的身影。朱进中的黑白遗像竖立在一张四方桌上，杨晨晨、袁言言四五个大一些的女孩子已经向学校请了假，要在这里最后送爸爸一程。
傍晚刘鑫带着朱迎博等几个被“阳光家园”开除的孩子也来到了朱进中的灵棚。记得一年前看到刘鑫时，他的身高还不到记者的肩膀，现在却已经像个半大小伙子了。
采访中的对话主要是记者和刘鑫之间进行的，其他几个孩子只是在旁边低着头不言语，偶尔附和上两句。
问及他们被“阳光家园”开除的原因，刘鑫说：朱迎博的弟弟朱康康吃饭时被保安打了，我们几个大点的男孩子就去找保安说理，“阳光家园”偏向保安，说我们不服管教，下午就把我们开除了。至于朱康康为什么被保安打，刘鑫说，不知道，反正他们总欺负我们。
被“阳光家园”开除后，刘鑫他们都住爷爷奶奶家，刘鑫说他和朱迎博在班上都能考到前三名，其他孩子的学习也不错。
而对于几个孩子被“阳光家园”开除之事，73岁的志愿者吴玉鲁也给了记者一个说法。
吴玉鲁原在山东济南中学教书，2004年春节前看到朱进中“关爱之家”的后，变卖家产，来到“关爱之家”，帮助朱进中夫妇教育这些孤儿。“关爱之家”被迫关闭后，他曾一度在“阳光家园”任教。21日，记者在另一所“关爱之家”里见到了这位老人。
“由于社会上的歧视，朱进中那里的孩子非常注重‘义气’，很多男孩子在‘关爱之家’时就拜了把兄弟。”吴玉鲁说，“2月28日，那天早晨、中午刘鑫等几个男孩子一直没吃饭。我一问才知道，原来学校的同学不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上课，住宿舍时也尽量躲得他们远远的，他们要求‘阳光家园’给他们办理转学，由于一直没结果而在闹绝食。”
后来吴老师劝几个孩子赶紧去吃饭。据说，在去吃饭的过程中，年龄最小的朱康康（当时正上小学6年级）赌气把米汤扣在了桌子上。被保安人员认为是“对政府发泄不满”，拧住耳朵，教训了一番。在场几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子见状跑回寝室，从床架上卸下几根空心铁管，去找保安理论。追得几个保安躲在了炊事员宿舍的床底下。后来双方一同找到了院长。几个孩子再次提出转学的要求。院长当即联系学校，给他们办理了转学手续。
这几个孩子先是转到了本地的希望中学，由于以前在“关爱之家”时就跟那里的学生打架结下过“梁子”，几个孩子再次要求“阳光家园”的杨院长给他们转学。经过这么几次三番的“折腾”，刘鑫等4人被开除了。此后，又有一个孩子因淘气乱动电灯开关引燃电线被开除。
记者再次与柘城县有关部门联系，以核实5个孩子被开除的真实始末，但柘城方面始终不愿再提及此事。“报道过就过去了，好的坏的我们希望都不要再报道了。”县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这样对记者说。另据记者了解，目前被开除的5个孩子仍在学校里读书。除学费全免外每月仍可从“阳光家园”领取160元的生活补助。
“阳光家园”不是理想养育方式
在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边记者找到了“阳光家园”。一年前，从自己碗里夹出饺子来喂记者的吴金光、拿着滋水枪往墙上滋水的陈进超、跑到村外放鞭炮的黄刘全，这些在“关爱之家”曾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孩子们，现在就生活在这里。
记者在“阳光家园”的院子外看到，铁艺栅栏门内，一条水泥铺成的马路通向院内，红顶白墙的房子分列两边，与“阳光家园”附近的破旧民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三联生活周刊》的一篇报道：柘城“阳光家园”建成只用了18天。2004年的1月29日“阳光家园”迎来了第一批孤儿———朱进中曾经收养过的孩子。
1月19日下午5点“阳光家园”的大门恰好敞开，记者却被以无宣传部人员陪同不得入内为由被“请”了出去。记者最终没能再见到曾在朱进中的“关爱之家”生活过的那些孩子们。
在“阳光家园”的门房，记者看到了几条这样的探视规定：“第三条：探视时不准带任何钱物。”“第七条：因特殊情况需儿童回村探视，每月一次，但必须凭村委会所开证明经院领导批准后，严格填写回村探视登记卡后方可离开。”在双庙村，很多孤儿的亲属对“阳光家园”严格的外出制度和探视制度表示不满。一位双庙的村民告诉记者：“在农村，年长一些的孩子平时都要为家里做些活计。小一些的孩子，爷爷奶奶又放心不下，总惦记着想去看看。”
据生活在“阳光家园”的孤儿说，“阳光家园”的硬件设施是“关爱之家”所远远不能比的：卧室、教室、操场、厨房、餐厅、医务室、图书室和娱乐室一应俱全。每个卧室住8个孩子，甚至在每个卧室里都装有空调，在娱乐室里还有背投彩电。但“阳光家园”里的孩子却在私下告诉记者，这个背投彩电从来不让他们看，除非是领导检查的时候。
曾在“阳光家园”任教的吴玉鲁给了记者这样一组数据：建成初期收养了72名孤儿，配置了29名工作人员。
对此，河南著名防艾人士高耀洁认为：政府兴办“阳光家园”的办法并不可取，不但成本过大，而且很多孤儿集中在一起过着封闭式的生活，精神状态和思想意识很容易合拢。再加上他们特殊的遭遇，很容易出现叛逆心理，人格上不健全。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副司长闫青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阳光家园”是政府负责任的一种姿态，但“从孩子个体的角度来考虑，并不是理想的养育方式”。
省外家庭分散寄养方式面临困境
在朱进中曾经收养的孩子当中，朱海豹的命运算是最令人欣慰的。朱海豹现在的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她丈夫是个媒体工作者，她也曾受过良好的教育。“朱海豹是个很敏感的孩子，所以我们对他的教育很注意分寸。比如我想批评他，会在上班前给他留张字条，而不是当面说他。”在朱海豹刚来的时候，张女士给海豹起了个新名字，然后让他选择是用原名还是现在这个新名字。朱海豹选择了后者。现在朱海豹已经上了初二，学习一直都排在班里的前十名，对新环境也很适应。最让张女士欣慰的是，朱海豹很懂事。“原来家里还请了个保姆照顾这两个孩子，但后来发现朱海豹的自理能力很强，衣服自己洗，有时还能帮助弟弟干些家务，我们就把保姆辞了。”张女士说。
据高耀洁估计，像朱海豹这样被外省家庭收养的河南艾滋孤儿目前不超过10个。2003年12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单独召见高耀洁，高耀洁提出对待艾滋孤儿，应当学习60年代初周恩来安置上海等地3000孤儿进入内蒙古大草原分散抚养的经验。
高耀洁一直认为：让孩子们走出河南，分散抚养，一可以让孩子离开自己的伤心地；二是可以免受不善良亲戚的骚扰。现在高耀洁承认，她曾经提倡的省外家庭分散寄养的方式正面临困境。“这种方式看来是失败的。”高耀洁自己说。家庭分散收养方式的困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条件优越的城市家庭在收养艾滋孤儿时，一般对收养孩子的要求很高。另一方面，在农村，一些家庭收养孤儿的门槛很低，但落后的观念和贫穷的现状导致这些家庭对艾滋孤儿大多存有歧视现象。“很多人把收养的孤儿当成摇钱树或是要挟捐助者的筹码。”高耀洁进一步举例说，在山东曹县一些被收养的孤儿在当地受到非常严重的歧视，尤其是家中有男孩的家庭，很多把收养的女孩当作骗取社会救助的工具。他们对收养来的孩子歧视甚至虐待。
民间收养者难以应付孩子们的教育
在豫皖交界处某县，和朱进中同时兴办的一所“关爱之家”里悄悄地收养着50个父母双亡或失去父亲后母亲改嫁的孩子。一座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四间朝南的砖房，院子里的水盆里已经结了冰，屋子却没有生火，床上孩子们的被褥也很单薄。
记者在院子里看到，在这最冷的一月份，孤儿们仍在院子里学习。有几个孩子的手上已经生了冻疮。这所“关爱之家”的创办者任抗洪再三叮嘱记者：“我这里只要孩子们的基本生活开支够用就行了，千万别把我们的地址和孩子的姓名报道出去，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据了解，这里孩子们的生活费由台湾一家基金会支出，学杂费由香港一家慈善组织定期发放。每个孩子一天的生活标准是4元，即便如此，这样的生活标准已足以让当地的一些人羡慕不已。
曾在这两所“关爱之家”任教的吴玉鲁老人说，任抗洪和朱进中收养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这个“家”有很强的认同感。说到原因，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刚到朱进中那里时，对50多个孩子还不熟悉。”有一天早晨，在村外的小河边发现有个穿得十分单薄的10岁左右的小男孩，捂着肚子蹲在地上一个劲儿地打寒战。“我就上前问这孩子怎么了。他说浑身发冷肚子疼。”吴玉鲁当时很生气：“你叫什么？怎么不管朱进中要衣服穿？”孩子的回答令吴玉鲁至今难忘。“朱进中就是我的爸爸。”孩子说。吴玉鲁认为，是朱进中的人品让孩子们认同了这个“家”。
吴玉鲁同时认为，在朱进中和任抗洪的“关爱之家”里，孩子们虽然不会受到歧视，但却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教育和心理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因为，他们本身的文化程度就不高，所以很难教育好这些孩子。”
记者看到，和吴老师住在一起的这群孤儿，放学后都知道写作业，即使停电也会在烛光下学习。而在距此30里外的另一村的“关爱之家”里，一到晚上孩子们就闹翻了天，很少有人学习。
艾滋孤儿的救助面临“黑洞”
目前，我国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中，只规定了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而对因艾滋病造成的单亲死亡或即将因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孩子没有任何照顾。
记者在豫皖交界的一个村子里了解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得了艾滋病的父亲为了能让孩子上学，不拖累家庭，竟在孩子开学报名时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目前，像这样的单亲孩子成为最无助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家庭本就不富裕，治疗艾滋病又给贫穷的家里雪上加霜，单亲家庭的孩子辍学率也最高，尤其是女孩。
高耀洁坦言：“乐观估计，就全国范围看，真正得到救助的艾滋孤儿不会超过总数的10%。”高耀洁告诉记者，她现在正研究“黑洞”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黑洞’指的是，当地政府尚未承认，感染者不敢承认，然而艾滋病疫情又确确实实很严重的地区。”高耀洁认为，这样的地方在国内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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