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２００５年尚未过半，《赵平同学》就被媒体称誉为“本年度最好的小剧场戏剧”，这种表扬听上去似乎有些夸张，但目前看来仍不失为一句公道的评价。

剧情很简单，赵平同学是一个优秀的女大学生，临近毕业之前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卷入了一场与外国人之间的“性骚扰”事件。这事情本来没什么大不了的，无非在只是在一个对赵平有好感的班主任李学东看来，却根本无法接受。如果赵平一贯以一个“不良少女”的面目出现也就罢了，恰恰她对李学东也曾报以欣赏，那么这件事的意义就变得不同寻常了。于是，大家都开始试图寻找一种“向真相发问的语言”。
每个人对环境和自我的认识都是不同的，赵平同学也不例外。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这件事情，自然会生发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和评判，虽然大部分媒体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八十年代”，《人民日报》更有评论关注，题为“听八十年代生人自我言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八十年代”与“六十年代”的碰撞。

做为“六十年代”生人，实际上是眼睁睁看着“赵平”从身边来来往往。当他们还在“赵平”这个年纪的时候，社会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随着国家的开放，就像那句著名的口号“从我做起”一样，很多人也开始注重自身的开放。几十年来基本灭绝的性病重新登堂入室，满大街电线杆子上贴着各种颜色的“老军医”小广告，性用品商店仿佛一夜之间遍布大街小巷……开放，自然是由于饥渴，更多的，可能还源自长期压抑之后的无能。所以，躁动的年轻人开始偷偷见识到了传说中的“贴面舞”和“毛片”，当然，也许他们自己还未必真的敢于初尝禁果，可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那些生于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前期的人们，已然迈出了勇敢的一步，解放了自己的身心。九十年代初，城市的离婚率已经开始飙升，据调查统计，性生活质量成为离婚率递增的原因之一，而赵平，这时才刚刚出生。

时光流转，二十年后，到了“赵平”这里，“其实性不是什么罪孽。是可以享受，可以交往的手段”，这种话堂而皇之地说出来，虽然依然会令老夫子和伪君子们瞠目结舌，只不过是在叙述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便不是“赵平”本人说出这话，也是“钱平”“孙平”“李平”或者其他什么平，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会像大哥哥大姐姐那么拐弯抹角，遮遮掩掩，支支吾吾。

所以，当这么直截了当的《赵平同学》继人艺实验剧场之后再进入校园演出时，是给人以惊喜和感叹的。这部戏的总策划、制作人、编剧导演等都是生于六十年代后期的社会中坚力量，当他们受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委托来创作关注艾滋病问题的戏剧时，目光不仅仅停留在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普及上，而是更多重于挖究问题的原点。在这里，身体中的病毒固然可怕，思想中的病毒却是根源。这种危险，不是“八十年代生人”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他们成长的环境当中逐渐的浸染。

在“赵平”的成长中，“李学东”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有着比学生更激进和另类的思想，在课堂上大讲西门庆的极致，但他却关键时刻不能像“赵平”直接面对，即便内心也充满了一种渴望，他也会提醒自己“人，是有控制的，不然怎么能区别于动物呢”。而这种控制，是和他平时的言谈有矛盾的。这点，远远区别于“赵平”的心口如一。再加上他对“赵平”的不相信，终归导致了“赵平”对其好感的最终幻灭。这种矛盾，实际上是出于这些人混乱的思维方式和对自己的过于保护。真相是什么，无从问起，或许也并不重要。

“跳入跳出”是戏剧的精髓，也是《赵平同学》的高明之处。李学东们忘记了自己也是从年少轻狂时走过，而开始对真实大加指责或抱以蔑视，甚至把自己有其心而无其胆的心思控制得更加严紧，生怕碰到别人的呼吸会让自己不小心也打了喷嚏。这也很像看一部文艺作品时，仅把自己紧紧地拘于题材所固定的那个时代或环境，甚至投身于作品当中对号入座的那种可怕观众，他们见到“厕所”就感到粗俗而丢失了尊严，看到“偷情”就以为戏剧舞台也迅速滑向堕落的深渊，听到“谈性”就觉得剧本格调不高缺乏艺术性，这些都与“李学东”之流有着同样的混乱，陷在其中，却只想揪着自己的头发蹦起来。

所幸的是，《赵平同学》是清醒的，它不仅是“八十年代”的自我言说，更是“六十年代生人”的一场自我发问。

（来源：泛剧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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