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平是个女大学生，在酒店喝咖啡时跟四个老外卷入了一场纠纷；警方将其定为卖淫，学校为了声誉将之以“肄业”处理；赵平不服，向学校展现80年代后年轻人敢于追问真相的勇气……从故事上，《赵平同学》似乎并不值得过多言语，但作为著名导演田沁鑫重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小剧场的一次“实验”，却引起了戏剧界一次动静不小的关注。
“我不仅是来完成自己公益使者的职责，也是来看田沁鑫戏的，田沁鑫是个很年轻，但是很不俗的导演。”5月15日是《赵平同学》“高邦公益专场”，作为北京人艺副院长和防治艾滋病形象大使的濮存昕出现在小剧场的最后一排。
“我喜欢这种自由的感觉，我也喜欢这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感觉，演员在舞台上创造出了一种没有表演的原生态。它似乎有很多自我否定的东西，似乎有很多没有答案的东西，但越是没有答案就越能够让观众去补充和参与。”演出结束后，濮存昕这样评价道。
濮存昕喜欢的这种“感觉”被导演田沁鑫定义为“排练戏剧”。作为一种小剧场戏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尽管它努力营造的是一种“轻松、自由的气氛”，但仍带有相当难度的实验性。导演试图在一个小时之内呈现出多重剧场关系：演员与演员的关系、演员与角色的关系、角色与角色的关系、演员与观众的关系，甚至角色与观众的关系。
“我要做小剧场就要找到某种更有意思的形式，打破某种界限。”《赵平同学》上演前，田沁鑫去了趟韩国，在韩国最大的私立剧团“美丑剧团”执导她的作品《生死场》的“韩国版”。为了区别于国内的版本，田沁鑫决定实验“排练戏剧”这种形式。“我发现韩国演员适应性非常强，同样是跳出跳进，他们那种在心灵上跟观众沟通的勇气和默契非常厉害。”于是，受了启发的田沁鑫决定“回国后也愉快地实验一回”。
然而，“排练戏剧”复杂而微妙的实验性却给中国演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扰，有时候，因一句台词的“态度不对”，演员就会被“折磨一下午”。对此，田沁鑫也一筹莫展。
“我说演活泼点，他们就开始贫；我说我不想要你们贫，他们就马上变得很拘谨很严肃。当我说‘不希望你们用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传统的表演方法，也不希望你们用受90年代思潮影响的耍派方法演，我只想看看你们是不是有信心，跟观众建立一个友好的态度’时，他们就不会演了。”
这种在角色、自身、空间之中跳进跳出的布莱希特式“间离”效果，用田沁鑫的话来讲，是要“用修养来演戏”才能办到的。
在田沁鑫看来，中国演员的不适应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友好这事儿看上去很简单，但一深入却发现非常的艰难。中国是礼仪之邦，可中国人的礼仪现在却在丢失，与人交往不是落落大方的，而是神头鬼脸一个个特痛苦，特拘谨。”这导致了“演员眼睛后面有眼睛，心眼特多，建立不起来一个态度”。
好在经过演员几个月的努力和导演的耐心，《赵平同学》还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跟观众进行了“交流”。尽管田沁鑫依然觉得“这戏有时候演得挺活跃，有时候演得很闷”，但毕竟对她和她的演员而言，都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让田沁鑫没有料到的情况是，《赵平同学》深受80年代年轻观众的喜爱。为了每天限量出售的1元一张的“VIP票”，很多同学早上9点就来排队，而卖票时间是晚上6点。
“这特别像我们的生活，而不是粉饰过的，也没有其他文艺作品那种说教的成分。”一个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说。
与以往的创作方法不同，这次的《赵平同学》田沁鑫一边排戏，一边写剧本，一边分期分拨地找北大、清华、人大的同学聊天。
“我本来是想在60年代和80年代人之间的冲突上做文章，但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是存在的，根本无需刻意寻找。当我试图接近他们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快乐，因为他们发现我没有探寻他们什么。”
实际上，创作《赵平同学》的由头并非是为了探讨80年代人和60年代人在世界观、爱情观方面的摩擦和冲撞。这是一出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邀请，以艾滋病在青少年中的危害与预防为主题的戏剧。尽管该戏已将获得的全部票房利润捐献给了“艾滋孤儿基金会”，但仍有人认为作为一个公益性质的话剧，直到结尾才用“要带保险套”来点题似乎显得过于牵强。
“我们再关爱关爱不过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人家都是真人现身说法，观众看着就想哭。从‘关爱’这个切入点进入的话，我们演不过真人。所以，这个戏探讨的只是你思想有没有病，一开始似乎没什么关系，可聊着聊着很轻松就把艾滋病这事儿给潜移默化带入了。”田沁鑫觉得自己这种处理的方式有点像“骆驼穿针眼”。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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