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生结婚已被允许的今天，性教育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在性教育学方面，彭晓辉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1992年，华中师范大学在全国首开性教育课，而生命科学院的彭晓辉教授就成为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性教育老师。这意味着，禁锢了几十年的性教育问题打开了。
13年过去了，现在的大学性教育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空白的焦点
彭晓辉告诉记者，性教育领域至今还几乎是个空白，开设性教育课的大学寥寥无几。因为没有老师愿意主动去做这样的工作，学校似乎更愿意将其束之高阁。可是，大学里的性问题却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从“百度”搜索一下“大学性事件”，相关信息有22万条以上。只要与“大学生”、“性”沾边的话题，就会引来无数的跟帖、讨论。而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性事件”也层出不穷。
2000年，《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性无知者无畏》的报道：某医务工作者对大学一年级男生外生殖器患病的情况做了统计，患包茎人数14.39%，患包皮炎人数27.37%……原因是只有15%的人懂得清洗外生殖器。
2000年初夏开始，安全套发放机广泛进入大学校园，当时允许安全套发放机进入校园的有：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工业大学，南开大学。
2001年，女大学生李静因怀孕被学校开除的消息，引起了一场社会范围内关于大学生性问题的大讨论。
2004年，成都某高校两大学生在自习教室里接吻，被监控录像记录，学校定义其为非法性行为，将二人开除。
仍然是2004年，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的女生马某、范某，因怀疑女同学肖某在背后说其坏话，遂强行将肖某拽进宿舍，对肖某进行殴打，后又强迫肖某脱掉裤子当众手淫，并猥亵肖某。
如此等等，出现这样的“性事件”无疑是高校性教育严重缺失的结果。在大学生结婚已被允许的今天，性教育依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名学者李银河表示，大学生性问题之所以被热切关注，是由于我国教育体系中，性教育的长期缺席。“本来性教育应该是从中小学就开始设置的，但因为争议太大，现在大学成了性教育最初也是最后一站”。
“混乱”的最后一站
可是在这“最后一站”仍然存在着疏漏与不足。学校不愿教，老师不愿讲，让多数同学对性问题一直迷迷糊糊。也有很多同学对待这一敏感问题视而不见，甚至采取回避的态度。网上有这样一则新闻：青春少女，五月身孕竟毫不知情！这名女生被告知怀孕时，已经错过了最佳人流时期。如果这名女生对性知识稍有所了解而不是毫无常识，也许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
据调查显示，在校学生的人流数量暑期有所增多。某医院妇产科统计的数据表示，一个月之内已为120名女性做了人流手术，其中不少是在校大学生。令妇科医生们感到尴尬和痛心的是，不少稚气未脱的女大学生在做人流手术时仅仅关心手术时间长短和自己是否能很快恢复，她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这种行为可能会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
媒体的引导也增加了“混乱”，不久前出版的《湿漉漉的玫瑰》标出《中国大学生性现状调查》的标题。书中12个大学生对自身的性的现状、生活以及性的困惑作了一个深度自白。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地人物无一例外地对性的问题表示了困惑，在大学里他们都没有得到应得的教育，他们全部是通过网络、A片、宿舍的“卧谈会”等方式了解性。
因为书中访谈的大学生“过于”坦白，有人就认定现在大学生一片“混乱”，并对书中所写“性混乱”展开讨论。
作者杨小诚和邓鹏告诉记者，他们在编写这本书时觉得格外顺利，主要访谈对象都是通过网络联系到的，在各大学bbs上一发帖子，就有很多人热情回帖。有如此的“效果”，杨小诚的经验是，很多大学生都觉得自己在性问题上存在困惑，又不知如何解决，希望通过一种方式能寻求到帮助。
杨小诚说，出版这样一本书，出版商一方面是希望能让社会上关心大学生性问题的人更加多，另一方面，书的封面也少不了“青春迷航”、“情欲再现”这样吸引更多眼球的字眼。邓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说，一个最大限额的估计，在大学生最开放的地区，毕业的女生一半不是处女。但报道出来却是这样，五成女大学生非处女。
有一些在校大学生认为，步入了这样的年纪，男女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样的事。就如同平常吃饭一样。还有同学认为，成年人自然有生理需求，出现性问题，应该是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有些人总拿此来议论大学生。对于是否真的很混乱，杨小诚很干脆地回答：“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大学生现在是不是一个混乱的状态，虽然我做过调查，我也只是知道我调查的这十几个人。”大家都不了解性，能算混乱吗？杨小诚反问。
让光明投进来
对舆论所关注的大学生性关系混乱问题，彭晓辉有不同的看法，社会上的性混乱比大学生厉害得多，绝不能说大学生对待性问题比社会上更开放，性的困惑是所有人都具有的。杨小诚通过观察也发现，与他们打交道的大学生，只是对一般的性问题有兴趣。真正有性困惑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一边是不明白不了解，却被说成“混乱”，另一方面却没有正常的途径去了解，正在成人的大学生有点“无辜”。用彭晓辉的话来说，这也就是教育没有到位的结果。
有调查显示，现在的大学生不喜欢上学校开的性教育课，很多学生认为学校所教的太落伍、太陈旧，不是让看老掉牙的录像就是开一两场象征性的座谈会。对此，彭晓辉有很干脆的态度：“这不怪大学生，只能怪组织者组织得不好。”对已经是成年人的大学生教生理卫生，这的确“小儿科”。即便如此，开设这样“小儿科”性教育课的学校也不多，大学对性教育更是谈不上普及，只是起步状态。到底大学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彭晓辉认为，师生之间能够很坦然地讨论性的问题、谈性的器官、提到性的名称，这就是一种健康的性教育。
记者就性教育问题曾与一些高校联系采访，但高校负责人均以此话题“太敏感”为由拒绝采访。即使是在华中师大，也有校领导对性教育课持怀疑态度，甚至提出“不要再开这门课了”。
当问及为什么大学对性教育如此“躲避”的态度时，彭晓辉有些无奈地说，之所以有这样的局面，是教育部和学校缺乏硬性的规定。而教育主管部门及大学的领导在性学教育方面，是稳坐钓鱼台，他们是不会主动推动的。假如学校的学生出现了问题，学校只会出规定去制止、惩罚。这样的做法如同鲧治水，只修筑堤防，不会疏导。
长期以来社会舆论都很关注大学生校外租房同居一事，彭晓辉在1998年和首师大的相关机构共同做了一项大学生性现状的调查，1998年到2002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大学生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男生在15%，女生在10%左右。
彭晓辉告诉记者，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涉及未成年人的性教育问题上一般采取的是“蜻蜓点水”的教育方式，不少学校在这方面甚至是一片空白。家长也将孩子的性教育问题视为“洪水猛兽”。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肯定是没有性教育的土壤，性教育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不下来。所以，大学生该在青春期得到的知识，没有得到他们接受性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自我保护的知识、技能基本是真空状态，家长只有只言片语，只会说小心点，却不说怎么小心。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对待性的问题是在黑暗中摸索，就是会跌跌撞撞，很容易摔伤。彭晓辉感慨：“在性的领域缺乏光明是什么概念啊，在漆黑一团的世界里，会出很多事故的。性教育的领域一定要拉开这个帷幕，让光明投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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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杆司令”的梦想
自1992年彭晓辉开设性教育课，性教育课曾取名性生物学，1995年改成性科学概论。彭晓辉说，要把这门课讲好，首先就是要补课，大学生本应在青春期早中期的时候该学到而没有学到的知识，要先把这一部分补充好，然后才是针对他们现实的需要。从科学咨询角度讲，包括社会热点问题，把性学从政治、经济、人文和社会进步的角度去展开。彭晓辉说，仅仅做空洞的说教是不行的。在讲性的伦理道德的时候，彭晓辉把性安全教育放在第一位，告诉同学们要坚守“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坚守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坚持一生的单一性伴。所谓单一性伴指无论婚前婚后，一个人终身只有一个性伴侣，这既是对传统道德的坚持，也能够有效控制艾滋病、性病的传播。第二道防线，就是使用安全套的防护措施。他说，把理论变成实际时，同学们是很爱听的。
大学生能够坦然地在课堂上讨论性的问题吗？彭晓辉说，这需要一个过程。最开始，学生不好意思提问，他就让他们写条子，然后口头提问，再过渡到分组讨论，派代表发言，现在很多同学已经能用专业术语自然地讨论问题了。
虽然彭晓辉有同学们的支持，但刚开始开课时，却还是充满“艰难”。彭晓辉是学医出身，刚开始讲课时，他总是把自己学医的背景抬出来，以免被误解。他也多次经历这样的尴尬：备好课，准备应邀到外单位作讲座，临行前突然接到通知，讲座被取消，因为有些领导不同意。在与同事们一起聊天时，一谈到这门课气氛就很不一样，有时就会匆匆把话题转开。没有人说不该开这门课，但也没有人支持。彭晓辉自我解嘲地说，能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也没有什么风言风语。
作为最早开性教育课，同时也是办得最好的华中师大的性教育现状又是什么样的呢？彭晓辉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我病了，或者没有时间，工作不了，华中师大的性学研究、性教育课就熄火了。就是说，学校的领导不会主动去让谁去做，也没有人愿意教这门课，我现在就是‘光杆司令’一个。”
而这个“司令”却不好当，华中师大仅本科生就有15000人左右，想选修性教育课的学生很多，彭晓辉每周上四个课时，同样的内容要反复讲四次，每次课都有五六百人在听。
彭晓辉说：“我之所以有这么大的热情去做这个事，一方面是自身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学生给我带来的震撼。曾经有一个女学生告诉我，她在少年时期被人欺骗过，长大之后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心理就有阴影，不合群、忧郁。上了性教育课之后，她对性有了理性上的认识，甚至哭着说：”彭老师，为什么中学里没有这样的课？如果小学、中学有这样的课，该多好。‘作为一个老师，听到学生说这样的事，心里很酸。这样的例子却不是个别，还有很多。“
彭晓辉有一个“梦想”，他希望在华中师大成立性学系，招收性学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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