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北江韶关段水域镉污染事故原因日前已经基本查明（12月25日《中国青年报》）。而此前发生在松花江水污染的风波还没有停息。由于吉化爆炸事故牵扯到跨国污染，中俄之间的索赔谈判也已经艰难启动（12月25日《扬子晚报》）。 　　事实上，作为具有独立民事能力的国有企业，吉化公司该不该赔？因为自身工作的失误，导致松花江发生水体污染，毫无疑问该赔。但如何赔偿？作为一家有限责任公司，它即便把所有的家产都赔上，也难以堵住这个“大窟窿”。 　　不仅仅是吉化，在今年4月发生在川化的沱江污染事故中，四川省刘晓峰副省长曾表态称，如果现在就让川化集团垮掉，它也就丧失了赔偿能力，集团公司和股份公司8000多名职工将面临失业。此外，当地农民需要大量化肥，要通盘考虑。 　　在这些重大污染事故中，由于污染损害赔偿数额往往比较巨大，可能远远超过企业本身的价值，如果受害者只能通过诉讼请求污染企业赔偿损失，将很有可能得不到充分的、及时的赔偿。 　　如此一来，我们面临的其实是两难的尴尬：不让他赔偿，肯定说不过去，让他赔偿吧，他又赔不起。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若将环保责任完全交由生产厂商承担，他们会难以得到足够的经济支持，事故受害者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必须有一种合理的社会承担机制：建立强制性的环保责任保险制度。 　　最近一两年，我国一些大江大河边的城市掀起了发展重化工业的热潮。这些工业企业一旦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就会造成重大影响。对地方政府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方面维护群众的利益要让他们的损失得到赔偿；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政府的利益——企业因赔偿而倒闭，带来的就是财政税收的减少，政府公共资金的降低，最终与当地群众无益。 　　尽管国家已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但仅仅依靠现有的行政手段处理污染事故还远远不够，必须在建立和完善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制度上着力。而保险业作为社会稳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分散风险以维护社会稳定，是保险业的最大功能。因此，我们不妨通过建立环境保险、环境基金等风险分散制度，利用商业保险的体制来分散风险，使得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风险不仅仅由企业单独承担，保障对受害人给予及时、充分的赔偿。 　　事实上，实施环保责任保险制度，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并不需要一时很大的投入，它作为一种预防体系，通过整个社会平时的积累，汇集成保险公司、甚至再保险公司的“航空母舰”，在突发事件来临时，发挥其依法赔偿的主导作用，不但使企业规避了类似灾难的风险，同时，通过保险公司市场化的日常监督，主动预防和堵塞安全漏洞，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的发生，真正杜绝损害赔偿做不到位、环境监管不力的问题。这种做法可使政府省心，企业省钱，受损群众得利，如此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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