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和不断反复，凸显风险的内生性、流动性、持续性、连锁性等特征，生动并残酷地印证风险社会是一种全球性存在。新冠肺炎病毒，作为一种不断变异的高度不确定性，冲击着以国家为中心构建起来的现代治理体系，现代治理体系的每一块组合都有其弱点短板，任何一个国家都难独善其身。因此，在全球范围，不断出现局部疫情超出当地防控资源和能力，引发治理超载，进而治理失效的现象。

        纵览各国的治理失效案例，可以发现，有五种不同导致失效的机制。

        第一种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组织化是现代社会应对风险的基本方式，为了应对不同的风险，成立不同的组织、机构，并划定相应的管辖范围，明确具体的责任。然而，组织、机构成立得越来越多，相互区隔、各自为政的现象就越容易产生。面对越来越多来源不明、流动性极强的风险，这些管辖范围明确、各自负责的组织不仅无法独立应对，而且难以形成有效的合作，甚至有的组织还会以强化“责任”的方式，尽可能地将风险推卸给其他组织或个人。

        第二种是首要治理者的“甩锅”倾向。风险是普遍性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但是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机构的领导人则是应对风险的首要担当者，因为他可以利用组织的力量动员、整合治理资源，领导集体行动。遗憾的是，我们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看到的却是各种形式的“甩锅”。一些政治家为了获得选票，相互攻讦，国家领导人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确”形象，信口开河，力图从中获得个人政治上的最大收益，置全国乃至国际上的疫情合作于不顾，把疫情发生、蔓延的责任推卸给地方、专业部门、媒体，甚至是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

        第三种是假消息泛滥。重大风险来临，必然引发社会性恐慌，关于风险来源、发展、应对的各种假消息满天飞，既造成恐慌的升级，引发更多的行为失序，也会严重影响治理措施的有效实施。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有多种假消息，有的甚至将其归因于5G设施，在英美等国出现破坏5G基站的疯狂举动。互联网为假消息的泛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局部的恐慌也迅速引发更大范围的假消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第四种是社会信任的瓦解。一旦组织失效、领导人卸责，那么社会群体之间的既有矛盾，就会在恐慌中被进一步放大，一些感染个体受到歧视，社区内部出现相互猜疑，个别弱势群体受到冲击，社会关系产生撕裂。这不仅削弱疫情防控中社会自组织的能力，而且造成不同社群之间的隔阂对抗。在美国等国家，疫情加剧了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少数族裔的社会处境恶化，并时常受到白人各种形式的指责和攻击。在国际方面，国家间的信任关系遭受重大挫伤。美国不仅恶意攻击包括中国在内国家的疫苗援助，而且公开指责承担协调国际合作的世界卫生组织，这造成疫情防控无法达成有效的国际合作，并严重迟滞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第五种是个人非理性的“自救”行为。每个个体都会暴露在风险之中，当他们无法从国家、组织、社会伙伴那里获得有效回应、有力支持时，他们就会寻求自救。他们对于风险的知识越不足，信息越偏颇，采取的行为就会越非理性。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各国都出现各种非理性的“自救”行为，比如用高度烈酒、消毒水，乃至各种迷信手段来防治新冠病毒，造成多种衍生悲剧。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为非理性“自救”行为的扩散、相互效仿提供了条件。这些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假消息的泛滥和社会信任的挫折。

这五种机制并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相互叠加、相互诱发并得到强化。这也是风险治理与灾难治理的根本性差异。面对弥散性的风险，要实现有效治理，应该更强调团结和共同体意识，使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主体，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国家不仅要有能力保护自己，更要有意识维护他人，从而构建起“共存-共担”的风险治理网络，在更大共同体的安全中求得自我的长久安全。这是风险社会有效治理的基本逻辑，也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不断凸显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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