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于美国的彩虹家庭李阮一家人，承载了不少性少数群体回归正常家庭生活的渴望。
最近一年来，广州的公益团体“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突然发现，身边想要孩子的同志家庭越来越多，好像一大波“彩虹二代”就要冒出来了。不久前，由他主持的一场“全国同志亲友恳谈会”上，与会者急不可待地咨询、寻求帮助，甚至希望能组建一个专门的网站，讨论生儿育女的各种细节。
2011年，美国政府曾根据人口普查，公布了美国有64.6万个同性恋家庭，其中已结婚的同性恋家庭13.17万个，非结婚的同性伴侣家庭51.47万个。这个数量比十年前几乎翻番。而不论结婚与否，有五分之一的同性伴侣家庭都在抚养孩子。
在中国，尽管无法统计同性家庭的确认数量，但长期关注和观察LGBT社群的阿强认为，随着科技进步以及80、90等年青一代的崛起，彩虹家庭的数量正在逐渐增加。他们隐秘地存在于城市角落，不论是否被社会接纳，依然坚定地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
常年在美国生活的李秉光是那场“恳谈会”上最受瞩目的嘉宾。顶着美国大学教授的头衔，和伴侣相爱10年并且有了4个可爱的孩子，这一切足以让他成为同志圈的励志榜样，给许多人带来希望。
教授夫夫 两度为父
像天下所有孕育着新生命的父母一样，从2011年7月起，李秉光便在新浪微博上以@李阮一家人的名义，记录着家里一路平凡普通的幸福和骄傲。阿强把“李阮一家人”的生活照制成了明信片，每每遇人来访，他总会热情地递过去鼓励一把。照片中，一对身穿蓝色系西服衬衣的夫夫各自怀抱一个婴儿，身边还站着两个孩子，脸上洋溢着灿烂幸福的笑容。
对于孩子的到来，李秉光非常兴奋。他承认，婚前便为孕育下一代做好了准备。
1998年，已经向父母“出柜”的李秉光为了追求真正的自由，从天津大学提前硕士毕业，前往丹麦南丹麦大学进修MBA课程。就是在那里，他与来自越南的阮文一见钟情。在丹麦生活了十几年并取得丹麦籍的阮文带着李秉光在丹麦四处游玩，像世上所有的普通情侣那样，他们在校园并肩漫步，在波罗的海捉螃蟹，在安徒生的雕像前聊彼此喜爱的童话……1999年夏天，李秉光将阮文带到中国的双亲面前。出乎意料的是，全家人都对他们的爱情表达了理解与祝福。李秉光的姥姥和奶奶虽然不是很懂，却也说出了“你们高兴我们就高兴”的话。
同年，李秉光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和阮文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异国恋。直到2007年，他们终于得以在美国马里兰州团聚定居。2011年，在华盛顿特区，他们为彼此戴上了戒指，庄重地承诺一生相随，不离不弃。此时，距离他们初见已有13个年头。
早在1999年初到美国之时，李秉光便计划好了将来要“有很多孩子”。和大多数父母一样，李秉光想要孩子的初衷是想看到二人生命的延续。“没有孩子，你甚至都不知道剩下那么长的时间能拿来做什么。”
新生命的到来让李秉光和阮文欣喜不已。
查阅了无数资料、熟悉相关立法，并找寻多家机构后，他们在捐卵机构精挑细选了一位21岁的美国女孩。2011年7月，李秉光的受精卵培养成功后被移植入一位科罗拉多州已孕育过两名孩子的女士的子宫。
同年8月底，孕检显示胎儿为龙凤胎。代孕妈妈和医生给他们电话告诉这个最好的消息后，他吼了很久，在办公室飞奔了好几圈。超过10年的准备，终于要当爸爸了，李秉光和阮文形容自己“做梦都要笑出声”，对家庭新成员的到来显得非常期待。孩子们才10周不到，他们便开始研究婴儿车、婴儿床的款式，装饰婴儿房，买了一套又一套的婴儿服，并分别为两个孩子起名为雅雅(女孩)、乐乐(男孩)。2012年3月，他们翘首以盼的两个孩子终于健康顺利地来到了这个世上。
由于美国仅有部分州承认了代孕的合法性，要获得孩子的监护权着实费了一番功夫。李秉光只能先在代孕妈妈所在州的法院拿到父母一栏只填有他姓名的孩子的出生证，然后带着孩子回到马里兰州，又通过司法程序，让阮文成为孩子合法的领养人。这样，李秉光和阮文才算拥有了属于他们的、完全合法的两个孩子。
2014年，运用同样的办法，阮文的精子和同一个美国女孩的卵子结合，也植入另一位代孕妈妈的子宫。12月底第二对龙凤胎诞生了。两对龙凤胎，一对携带李秉光的基因，一对携带阮文的基因，而孩子们的生物学母亲又是同一个人。这样的精心设计，为的是想让孩子存在着必然的血缘关系。
作为父亲，李秉光并不打算向孩子们隐瞒他们的身世。时至今日，李阮一家不仅和两位代孕妈妈一直保持紧密联系，经常进行视频交流，还和捐卵者保持着邮件往来，不定期为她更新孩子们的近况。如果孩子们将来愿意，他也会安排卵子妈妈和孩子们见面。
李秉光所在的社区也展示出了宽容。为迎接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们，李秉光所任教的商学院特别举办了派对，送来了很多礼物，连校长也亲自参加，这在学校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至于外界担忧的，同性恋家庭抚养的孩子可能在人格、心理发育、自我认知和社会关系方面会产生问题。李秉光倒显得颇为自信，“相比起异性恋家庭中孩子顺其自然或意外地到来，我们同性家庭孩子的降临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甚至精心策划的。对孩子的培养、教育、规划考虑得更多更长远。正因为我们是同性家庭，所以我们有更强的包容性、多元性，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责任感也会更强。我敢保证，我们同性家庭的和谐度高于异性恋家庭的平均水平。”
迄今为止，大量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由同性恋父母抚养长大的孩子变成同性恋的概率不比异性恋父母抚养长大的孩子高。美国心理学会很早前就在官网上表达过立场，“广大公众与心理学者对同性恋家长持负面态度……但目前无论是比较女同性恋、男同性恋与异性恋家长的研究，还是比较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家庭小孩与异性恋家庭小孩的研究，数据都不支持这些刻板印象”。
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
李阮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也在悄然地影响着许多人。微博上他们有着4.6万粉丝，很多异性恋给他们留言称“改变了原先对同性恋的看法”。有一位同志妈妈还曾向李秉光发私信，感谢他的分享，将自己从儿子“出柜”的崩溃中拉了回来，阻止了她企图以自杀“警醒儿子”的行为。
去年，一直在关注李阮一家人微博的定居广州的小刀与小新二人，也下决心要个孩子。相爱4年来，他们一直希望父母能接受两人的同性爱情。他们觉得，如果有了孩子，那么“出柜”会显得容易得多。从工作、买房到生孩子，两人一步步做着铺垫。
小刀花了两三个月时间研究资料、查找信息，对比各国关于代孕的法律政策、费用等，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后，最终他们选择在国外实现自己生育下一代的心愿。小刀并不担心父母接受不了混血孙子，“他们在意的是，这是不是你的孩子。”
自从决定要孩子以来，两人都感受到了未来的责任，花钱不再大手大脚，也开始对生活有了更积极的规划。今年春节，小刀和小新计划带着父母前往国外坦承一切。未出生的孩子就像整个家庭的神秘大礼，即将在某个时刻揭晓。
相比同志家庭大费周章，拉拉们选择孕育孩子则显得容易不少。宝姐和她相爱13年的爱人生活在广州，通过捐精人，她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而当时之所以决定生孩子，也是出于父母的担心，“老无所养的恐惧扎根在老一辈心中，性取向并不是父母纠结的关键。”宝姐坦言，这也是许多同性家庭诞下孩子的主要因素。
在家里，孩子把两个母亲，一个唤作妈妈，一个唤作妈咪。孩子有一个名义上的父亲，和他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却依然叫他爸爸。爸爸没有和妈妈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但常常往来。“我们并不是单亲家庭，孩子也需要有一个父亲，需要父爱。”在她看来，普通家庭的孩子也许是失误产生的，但同性恋家庭的孩子是“精心策划”的产物。“如果孩子问起来，我只会告诉她，你享受着双倍的母爱。长大后她自然会对我们的家庭有自己的认识，现在我们并不会向她过多解释。”
单身爸爸 领养孤儿
就如李银河一样，不少家庭还会选择收养的途径实现育儿梦。家住深圳的阿东是一名同志,今年将近50岁，事业有成却一直单身。几年前，他通过孤儿院收养了一个11岁的男孩。男孩3岁时，母亲因精神方面的问题被送进精神病院治疗，不久便去世了，孩子便呆在了孤儿院。由于完全缺失前期智力开发这一部分的教育，被领养时，孩子连表都不会认。幸运的是，心理老师为他测评后，发现除了缺乏安全感以外，孩子的其他一切都很正常，而且特别阳光、善良。
孩子跟阿东非常亲近，一开始便喊他“爸爸”，彼此都觉得再自然不过，无需过渡。
孩子的到来也让阿东改变了不少。他渐渐不再一心扑在事业上，下班后哪也不去，就想着回家，为自己和孩子留出了更多的家庭时间，也变得更有责任感了。而且，他坚持为孩子做理财计划，每年存进2万块钱，准备留做孩子长大以后的创业启动资金。
“有一次我生病，去完医院回到家已经很晚了。进了房一看，他帮我把床铺好了，被子铺好了，洗脚水备好了，特别懂事。”阿东提起这件事时，又是感慨又是自豪。“而且他还会帮我做饭，有时下班回家就看到他做好饭等我来吃。”
阿东说，他和孩子都非常尊重对方，除了一开始害怕孩子学坏，帮他“审查”过几位交往的朋友外，他们都对彼此的私生活保留有足够空间。
为了让孩子以后能更好地适应社会，不至于太过单纯，阿东让孩子每天都收看电视上的时评节目，还不时在微信上转文章给他看，希望他能认识社会的复杂性。“我希望这些东西能教给他为人处世的能力，只要他做人是过关的，以后到社会上就不怕了。”
放假时，在阿东的要求下，孩子去到家附近的餐馆打工，进行社会实践。但是，每次都很晚回家且显得异常疲惫的孩子，让他心疼又不解。忍了几天，他终于忍不住找到了餐馆经理，询问原委。
原来，阿东之前曾提醒孩子要积极主动地干活，所以他在餐厅时每次都争着帮忙，抢着要在打烊后留下来收拾碗筷桌椅。餐馆的经理、员工都非常喜欢他，每天都会特地对他提出表扬，孩子很开心，做事劲头也一天比一天更足。
孩子动手能力强，“但是，一提起学习就不吭声了。”阿东笑道，孩子的成绩只是勉强及格，“我对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他尽力就好。”而学校的班主任、老师知道孩子是被收养的情况后，都会更关注、照顾孩子。
平时学校要开家长会，阿东都会准时到场出席；语文老师也没有出过类似《我的妈妈》之类的作文题目“为难”孩子；周围的邻居、同事在问到孩子的妈妈时，他都会轻轻答一句“去世了”。
阿东并没有大范围地“出柜”，到现在为止，除了父母以外，身边知道他是同志的人也不超过5个。
在被问及特殊的家庭背景是否对孩子学习、生活等造成影响时，阿东立马表示否决。在他看来，他的性倾向属于他的私人生活，不会对他人造成任何影响，更不可能影响他和孩子的家庭生活。他认为，对孩子的期待、培养和教育并不会因为性倾向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而最近，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项调查也得出了结论：同性恋家庭的孩子比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加健康快乐，他们在家庭亲密感方面得分也较高。但与此同时，该项研究也指出，社会歧视是妨碍同志家庭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主要威胁。
调查显示，三分之二来自同性家庭的孩子都曾因为父母性取向而遭到歧视。虽然这些孩子在身体健康和幸福感方面得分更高，他们所遭受的歧视让他们在若干指标上落后于其他的孩子。同性家庭面对的歧视越大，孩子们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受到影响就越严重。
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考虑，阿东并没有向孩子说明他的同志身份。他说，“我不会主动跟孩子提起我的性倾向，起码在他还没真正长大、能理解这个概念前不会说起这些事情。”
*注：应当事人要求，文中部分采用化名，图片源来自@李阮一家人新浪微博。封面图为李阮一家人。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