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来自恐惧，恐惧来自什么？
毫无疑问，人们之所以对艾滋病群体抱有如此大的偏见，首先是因为对艾滋病的恐惧。就象害怕得癌症一样，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艾滋病避之唯恐不及。但实际上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又远远超过了其它严重危害生命的疾病，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艾滋病与其它疾病之间的对比来寻找根源：
艾滋病 死亡率：很高，无法根治但可以控制
传播途径：血液、性、母婴
被认为有不良行为：很严重
歧视程度：非常严重

癌症 死亡率：很高，全球第一大死因
传播途径：不传染
被认为有不良行为：无
歧视程度：没有歧视

sars 死亡率：较低，但发病快，治疗不及时可致死
传播途径：近距离飞沫
被认为有不良行为：无
歧视程度：比较严重

乙肝 死亡率：较低，80％携带者可终生不发病
传播途径：血液、性、母婴
被认为有不良行为：比较严重
歧视程度：比较严重


在表格里面，我们列举了四种疾病，有让大家闻之色变的癌症，有让全世界胆战心惊的sars，还有早已为大家所熟知的乙肝。癌症是全球第一大死因，死亡率一直高居榜首，但社会上对癌症患者却没有丝毫的歧视与偏见；sars患者虽然也遭遇了周围人群的冷漠与排斥，但是全社会还是给予他们很大的关爱与同情；乙肝病毒携带者和患者虽然也遇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的生存环境仍然比艾滋病群体好得多。这一点至少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来，一个是很多单位的例行体检中都有澳抗和肝功这两项，澳抗阳性的员工其合法权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得到保证；二是中国有一亿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但是社会上波澜不惊，没有出现动荡与恐慌。

深入分析这些现象，我们就可以发现针对艾滋病的歧视如此普遍和严重的根本原因：
一、 艾滋病的致死性。从198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例以来，人类还没有找到根治它的办法。国际公认最有效的治疗方法——鸡尾酒疗法——虽然能够大大降低死亡率，明显延长患者生命和改善生存质量，但是它的问世也不过7、8年的时间，能否依靠坚持服药而终生不发病还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对于很多无力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的患者来说，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面对死亡的威胁，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但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却要幸运得多，如果心态正常，心平气和，不乱用药，绝大多数（80％以上）携带者可平安度过一生。

二、 艾滋病的传染性。虽然艾滋病病毒比较脆弱，并且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还需要各种必要的条件。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传染性疾病。而由于人们缺乏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特别是传播途径的了解，往往把感染者和患者直接等同于艾滋病，认为只要接触他们就会导致自己被感染，从而把自己对艾滋病的恐惧转嫁到了患者头上。相对而言，虽然人人都怕得癌症，但是没有人担心探望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一起生活或者进行治疗护理时会被传染。人们恐惧的是癌症本身，而不是患病的人。

三、 艾滋病与道德的联系。实际上，虽然很多人都不太清楚艾滋病的三个传播途径，然而一提起艾滋病，大家马上就会联想起“不正当男女关系”、“卖淫”、“嫖娼”以及“吸毒”等行为，并把它们与艾滋病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形中把艾滋病和道德败坏等同起来。而通过近距离飞沫就可以传播，并且发病很快，致死性很强的sars就不存在这种联系。人们尽管不敢接触sars患者，但是却给予了他们很多精神上的支持、鼓励与同情。在这个层面上，人们恐惧的已经不是疾病本身了，而是全社会赋予艾滋病的道德批判。在这样的道德重压之下，人们极力排斥任何微小的与艾滋病发生联系的机会就不足为奇了。

总而言之，担心自己染病身亡和被视为道德败坏这两个原因，直接导致了人们害怕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作为病毒可能的传播中介被大家理所当然地挡在了门外。

反击重在宣传
面对这样的现实，要想开展卓有成效的反歧视工作，我们也要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各个击破：
一、 积极开展对感染者和患者的救治工作。让已经感染hiv的人群都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和持续的治疗，是消除歧视的根本措施。虽然艾滋病目前还不能根治，但随着医学的进步，人类终究能够攻克这一顽症，至少可以把它变成一种能够有效控制终生不发病的慢性疾病。而现阶段的积极治疗，正是赋予患者生存的希望，为他们争取迎接曙光的时间。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够让大众不再把它当作不治之症，从而逐渐减轻对艾滋病的恐惧。

二、 加强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全民普及。特别是加强宣传有关传播途径以及治疗方面的知识，让社会大众充分了解哪些行为方式才是危险的，而与感染者和患者正常的交往则是没有任何危险的；以及艾滋病是可以治疗的和治疗上已经取得的成果。无知导致恐惧，恐惧导致歧视。消除无知只能依靠大力的宣传教育，在sars肆虐期间我们发动的“全民战役”就是最好的例子。

三、 倡导对感染者和患者的非道德评判。这或许是最困难然而又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如果艾滋病仍然与道德败坏和生活作风问题紧紧地捆在一起，那么即便知道可以得到持续有效的治疗，仍然有很多人会因为害怕遭到舆论的攻击而拒绝公开自己的感染状况从而放弃治疗的机会。同时社会的道德评判也给医务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工作在对抗艾滋病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不仅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还要顶着可能被社会误解的压力。据新京报12月1日的报道，某传染病医院的院长经常告诫医护人员，在治疗和护理艾滋病患者时，一旦出现意外接触到病人的血液，要第一时间去验血。虽然有没有被感染，要窗口期后才能检验出来，但是这管血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以后证明‘清白’的唯一证据。有了这管血，就可以证明的确是在意外中受到的感染，而不是因为其它的什么不良行为。在sars过后，某医院感染科也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宁肯感染sars，也不愿意感染aids。”可见我们社会给艾滋病套上了何等沉重的道德枷锁！能否砸烂这把枷锁将直接关系到我们能否让广大处于隐蔽状态的感染者和患者主动地站出来，积极地面对检测和治疗。任何一种传染病的传播都包含三个因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我们国家正面临着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关键时刻，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如果我们始终不能有效地掌握和控制传染源，我们的防治工作将越来越艰巨，付出的代价也将非常的沉重。

撕掉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身上的道德标签，仍然离不开大力的宣传和倡导工作。在中国正逐渐步入一个法制社会，人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今天，虽然有些工作可能和我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不太相符，但两害相权取其轻，面对如此严峻的艾滋病流行趋势，扭转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群体的偏见已经是刻不容缓。因为，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不是艾滋病人。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eller)一段关于纳粹大屠杀时期的讲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党,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后来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然后他们来抓工会成员
我还是没有说话
因为我也不是工会成员。。。

最后他们来抓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能留下来为我说话了。


如果我们还不能警醒的话，或者这样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深思：

起初只有吸毒的人染上了艾滋病，
我远离了他们,
因为我不吸毒;

后来小姐们染上了艾滋病,
我远离了她们，
因为我不是小姐;

然后我的邻居也染上了艾滋病，
我也远离了他们，
因为他们一定是在外面乱搞了。。。

最后当我的孩子染上这个病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来搭理我们了

这也正是“live and let live”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活着，也得让别人活。

文章来源：39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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