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看看孩子吧，交代交代，再看看，跟老婆说说话，再见最后一面吧。
——1999年当刘子亮在天津的工地上被检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时，害怕之余连夜往家赶，在路上他这样想。
太明显了，有些人就说，怎么不把刘子亮抓起来，要是刮一阵风，我们村不就完了吗？
——刘子亮的病情被村民得知后，当时有村民这样说。
现在有好多人能和我在一块接触，打牌呀，我到北京去，回来他们也说，你拿回来的好烟呢？让我们尝尝，给我要烟吸。
——在谈及乡亲们态度的变化时刘子亮说。
“我们并不需要大家给我什么东西，只是希望少一点歧视，让我们能正常地劳动、生活，我觉得这就够了。”
——刘子亮
他是中国第一个直面电视镜头的艾滋病患者，自2001年公开身份至今，他经历了从被看成“怪物”、“瘟神”，到和工友在一块打工，同吃同住。今天，沈丘的艾滋病患者刘子亮完全恢复了一位正常人的平静生活。这种平静，是四年来普通民众对艾滋病从无知到认识，从恐惧到理性，从盲目排斥到坦然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转变的映射。
11月29日，天气出奇的好。
11时左右，记者赶到了沈丘县范营乡和尚庄村——刘子亮的家。
这不是一个富裕的村庄，散乱的街道，堆积着秸秆柴草的小巷。
距离村口附近处，一个小院子特别特殊，透过低矮简陋的院墙，院子里的一切一目了然：四间低矮的砖墙瓦房，个子稍高些的人站在房下触手可及房顶，院内除了一些日常农具再无他物，四间狭小的房子，一间用作厨房。
四年前记者来过这个家，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是，变化还是有的，家门口有了闲聊的人们，其中，也有刘子亮的妻子。
【一年内四次卖血，二百元钱换来终生遗憾。】
最初认识刘子亮，缘于他是一个HIV携带者。
1998年8月，刘子亮在天津的一个建筑公司打工。在进行义务献血身体检查时，医生告诉他他感染了艾滋病病毒，需要做第二次检查。
第二次检查后，他听说有这种怪病的人都会被关在一个地方统一管理，因此没有等到结果出来，他便匆匆跑回了河南老家。临走前，他告诉队里的包工头，化验结果一定要保密。可是，确认携带艾滋病毒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老家，消息传开，他一家人噩梦开始：孩子有病无人敢看；妻子出门购物、走亲戚、洗澡等一切活动被拒绝；他给别人烟无人敢接。
感染病毒的唯一解释是卖血。12年前的一天，在路过一个血站时，他想起了女儿身上破旧的衣服，为了给孩子买身新衣服，他决定卖血换点钱。一年之内卖了四次，得到了200元钱，这200元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告诉所有的人：我要摘下眼镜；我不要镜头上的马赛克，我不需要在图片上遮挡双眼。】
2001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央电视台《飘动的红丝带》晚会上，当戴着宽边墨镜、化名李子亮的刘子亮站在台上时，他成了中国在艾滋病的防治进程中必须记住的一个人——中国第一位直面镜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此后不久他接受了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的跟踪拍摄。在纪录片《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中，技术人员用马赛克遮挡了他的面部。2002年年底，央视主持人王志到他家乡面对面采访了他……
而这以后，他宣布：我要摘下眼镜；我不要镜头上的马赛克，我不需要在图片上遮挡双眼；我要面对你们，告诉你们，我需要你们的理解，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从此，中国艾滋病病人的形象在阳光下变得清晰起来。2002年2月28日，他与他的资助人一起，骑自行车到上海，途经天津、南京等多个城市，行程1000多公里进行预防艾滋病知识宣传。
【他想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受人施舍的感觉并不好。】
在刘子亮的家中，没有见到一别4年的刘子亮。刘妻告诉记者，几个月前，为了生计，刘子亮再次离开家乡，重新踏上打工之路：跟着一个建筑队到贵州搞建筑。
通过刘妻，记者找到了刘子亮的联系方式，拨通电话，刘的声音听起来依然很熟悉，比四年前更浑厚，明显感觉到他的激动和开心。他说，三个月前，他和同村几个人一块儿到了贵阳，现在当地一处建筑工地上，由于所在的建筑队没有接到工程，他们现在一直在等着开工。
“想有一个固定的活儿干，我不想靠资助去生活。”刘子亮在电话中透露着一丝渴望。据刘子亮介绍，他希望有一天组建一个以艾滋病病人为主体的公益机构，让他们自己来宣传自己。他说他想靠自己的能力生活，受人施舍的感觉并不好。
【只要能让我们这个家平平静静的，像其他人那样过上正常的日子，就是再穷点也不怕。】
没到刘子亮家时，就听说过他家的客人，从来没有享受过主人的款待，家里的人甚至不敢为来访者倒上一杯白开水，怕彼此尴尬。但前日中午时分，热情的刘妻还是为记者下了一锅面条，并破天荒地放了点肉。刘子亮刚满5岁的小女儿说，当天的面条，比往日的面条都香都好吃。孩子的话让刘妻很难为情：由于经济拮据，他们一年下来，很少吃到有肉的面。
刘子亮的妻子，是刘子亮在前妻因病去世之后才认识的。她告诉记者，她和子亮属于自由恋爱，婚前同在天津的一个工地上打工，两人的村子相隔也不远。
在刘子亮被确诊为HIV携带者时，他们已经结婚并且生下了两个女儿。在刚得知刘子亮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她并没有害怕，但之后的一年里，村里人的冷眼和歧视，让她感到万分恐惧，实在难以忍受的她曾出逃到郑州，准备和刘子亮离婚，但一段日子后，她实在无法割舍对子亮和孩子的思念，又回到了这个家。
“真不敢想那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两年好多了。”刘妻说话时，眼里已经有了泪水。她说街坊邻居们已经不像原来那样躲着他们了，现在能四处串门，偶尔还有一些近邻和亲人主动上门聊天，她感觉能过上正常人家的日子真的很好。
“我们没有别的想法，只要子亮的病情能减轻，或者说哪怕能好好多活上几年，能让我们这个家平平静静的，像其他人那样过上正常的日子，就是再穷点也不怕”，刘妻说虽然现在家里很拮据，拮据到不到17岁的儿子吵着要辍学打工帮父亲挣钱养家，但她还是很满足。
【四年前，村民们宁肯绕路走，也不愿从他门口路过；如今，家里有了串门的街坊。】
的确，在刘子亮刚被确诊那些日子，甚至就在四年前，记者第一次到这个村子采访的时候，就体会到了这个家庭在这个村子里的“特殊”。当时正像刘子亮所说，村里人趴在他家的窗户上悄悄看他，就像看怪物。
为此，刘子亮在他家的门外砌了一堵矮墙，这堵矮墙隔开了村里人，也隔开了他和外面的世界。
不仅仅是街坊排斥，亲人的忌讳更让他寒心：刘子亮70多岁的老父亲，和他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父亲到哥嫂家里吃饭，哥嫂不让父亲进门，就让父亲在院子里坐着，嫂子用一个长把的勺子从厨房里给父亲盛饭，怕父亲把他的病传染给他们。
时隔四年，记者在这里已经感受不到四年前的沉重。碰到闲聊的村民，向他们提到刘子亮的名字，他们也没有了四年前的冷淡和不耐烦。在四年前，由于刘家住在村东头，是进村的必经之地，可是村西的村民宁愿绕路走，也不肯从他的家门口过，如果从那里经过，回到家里都会被家人责怪一番。
提起这事，一名30岁左右的女邻居笑着解释：那时候不知情，都是个怕劲儿，现在电视上报纸上看得多了，加上政府经常宣传，知道了是咋回事儿，加上平时进出他家的人，也没见出什么“事儿”，大伙也就不那么紧张了，现在在一块儿说起刘子亮，都是担心他的身体，毕竟是街坊，平时人缘也不错。
文章来源：今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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