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行知实验小学学校创办之初，学生们在上课的情景。
4月28日，北京市行知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张铁豹（左）、郭云雷（中）、郑浩（右）挤在一起上课。
4月28日，北京市行知实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丁维在教室里吃饭，他的饭盒里只有米饭和土豆，可他大口大口吃得很香。
4月28日，北京市行知实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丁维在教室里吃饭，他的饭盒里只有米饭和土豆，可他大口大口吃得很香。
京城农民工子女学校自1994年前后出现，已有十余年历史，可谓风风雨雨。如今，进城农民工子女上学还有多难？记者近期对京城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进行了明察暗访。
办学12年，搬家竟8次
拥有3000名在校生的北京行知实验小学，接纳的全是农民工子女。校长易本耀说：“我们是北京菜地里‘长出’的学校。”
这所京城较早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始建于1994年，旧址在五棵松路西沙沟附近的菜地里，教室就是两间窝棚，给50多名打工子女讲课的就是易本耀夫妇。“不能让第二代农民工当文盲”，这是他们的办学初衷。
“但一些政府部门容不得我们，哪怕在郊区的菜地里也不行。”易本耀拿出一张自己绘制的办学漂泊图，指着上面弯弯曲曲的搬家路线说：“这十来年，我最怕的就是学校搬家，好多次都是被政府部门、公安干警驱赶着，搬一次，我就‘死’过去一次，要一两周才能缓过气来！”
记者从图上摘录了这所学校在京城搬家的停驻点，共有8处，分别是：五棵松菜地——甄家坟——沙窝村——彰化村——凌云出租房——五路居48号——紫竹院路60号——龚村67号。
这个搬迁路线图跨越北京丰台、石景山和海淀三个行政区，易本耀形容“就像长征”，其中1997年春天的两个星期里，学校被迫搬了3次家！
“搬家、迁校，这已成了所有农民工子女学校面临的难题。”拥有2000多名学生的京豫陈学校校长陈复耀说，“我们最早在丰台区，落脚到现在的大兴区西红门镇之前，已被迫搬过4次家！”
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到2005年底京城自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有264所，多时达到350多所。这些学校基本上处于流动状态。
每次迁校，都有一些农民工子女因路太远而失学。陈复耀说，他们从丰台搬到大兴时，一次就流失了200多名小学生，“不知这些可怜的孩子现在有学上了吗？”
尽管生存很难，搬家很累，前途并不明朗，但这些校长们执著地守望着身边的希望。易本耀说，十多年来，送到行知学校的农民工子女从几十人增加到几千人，但仍有不少孩子进不来。
眼下，易本耀最担心的是再次搬迁。他说：“尽管我们现在有几千名在校生，但校园仍然是租赁的，而且处于待拆迁地段，再次搬迁难以避免。今后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为农民工子女建立一个稳定的学习场所。”
从“强行驱赶”到“积极应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被称为“国内最早研究农民工子女学校问题的专家”。他将农民工子女学校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无视”，这种态度的消极表现是驱赶和查封；第二阶段是默认和应付；现在是第三阶段积极应对。
赵树凯的描述，暗合了京城一些农民工子女学校校长的辛酸经历。
易本耀说：“学校第三次搬家来到京郊沙窝村时，刚上了一上午课，下午2点有关部门的人就来了，正粉刷校园墙壁的工人被打，师生被叫到马路上接受训话，说我是非法办学。”学校当天就停课了。
陈复耀说，他在丰台区曾4次被驱赶，其中一次是当地领导带着城管、综合治理、卫生等9个部门来封门，把学校的48间房的房顶都扒了。一位领导说：“一个外地人到北京来办学校，胆大包天！”无奈，学校辗转搬到大兴区。
转折发生在2004年。这一年，北京市连出措施，并下发文件，建立起一套接收来京农民工子女就读的工作程序。这一变化的背景是：2003年国务院就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发文，特别是当年9月，温家宝总理考察北京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动情地在黑板上写道：“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
中央的重视带来了可喜变化。北京市提出，农民工适龄子女在京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与有本市常住户口的学生“一视同仁”，接受农民工子女的公办中小学将按人头得到财政经费。自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则按照“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原则区别对待。到2005年底，在京城264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中，有49所获得办学许可证，易本耀创办的行知学校名列其中，一批不达标的自办学校被取缔。
据北京市教委的统计，近两年北京市财政每年下拨约69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来京农民工子女就业较多的区县。对已批准的49所学校配备了490万元教学设备。同时投入750万元，在农民工子女比较集中的4个区建设5所可移动的专门学校。
但一些自办学校校长坦言，在京约40万流动儿童中，公办学校只接收了一半左右，另外约20万人就读的仍是自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石景山黄庄学校校长陈恩显说：“同样是为孩子提供基本的义务教育，同样是接纳农民工子女入学，为什么城市公办小学就能按人头享受政府财政支持，而自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就没有？”
走出“我是谁”的困惑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一首叫《我是谁》的歌谣在京城农民工子女中广为流传。歌谣的背后，道出了第二代农民工的复杂心态和对社会公平的声声呼唤。
“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校舍简陋／还经常被迫搬家／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哑哑”；
“要问我是谁／过去总不愿回答／城里孩子的爸爸妈妈送他们上学／一路鸣着喇叭／我们的爸爸妈妈送我们上学／埋头蹬着板车”。
但这些农民工子女并没有一味抱怨，随着政府的关心和政策支持，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正像歌词最后所写的：“北京的二○○八／也是我们的二○○八／老师把她谱成了歌／同学把她画成了画／我们都是中国的娃／都生活在首都的蓝天下／要问我最想说什么／我爱我的北京／我爱我的祖国”。
最近，国务院出台的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郑重承诺：要“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意见明确“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同时要求“输入地政府对委托承担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要在办学经费、师资培训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提高办学质量”。
新的政策让农民工群体欣喜，但他们也担心好政策能否在地方得到落实。不少农民工子女学校校长说：“义务教育本应由政府提供，我们打工子女学校弥补了公办学校的责任缺失，没用国家投入就解决了大量农民工子女‘有处学’‘学得起’和‘愿意学’三大难题，为什么给一个名分就这么难呢？”
“没有政府的承认，我们的老师不能评职称，学生发不了正式的毕业证，学校不敢大投入，我们将永远‘不死不活’地承担着义务教育的社会责任！”一些打工学校负责人呼吁，国家应监督相关政策的落实过程，让义务教育真正惠及全民，给农民工子女一个公平的教育起点，让他们尽快走出“我是谁”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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