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温家宝总理接见桂希恩教授。
【来源：东方网】
2004年6月11日上午10点40分，一辆淡黄色考斯特面包车急速驶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家属区，门开了，走下一位面带微笑慈祥的长者，见到桂希恩教授，他急步上前，紧握着桂教授的手说：“桂教授，我在电视上看到你的事迹，很感动。
这次到湖北出差，专门抽空来看看你。”“谢谢总理。我只是尽了一个医务工作者应尽的职责，做的还不够。”
总理？一个国家总理来看一位普通的教授？难道说桂希恩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事？
是的，桂希恩教授作为一名普通的传染科医生，从医四十余年来，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病人极端热忱，面对凶险的传染病，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心中始终装着病人的疾苦，他冲破层层阻力，发现了中国第一个“艾滋病村”，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他凭借自己的顽强毅力和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数十次下到艾滋病高发区进行调查研究，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他献给病人的不仅是精湛
的医术，还带给病人心灵的慰藉，生存的希望。他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为病人服务之中，先后荣获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全国卫生系统优秀留学人员、全国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他的事迹为中国人民所了解，更为世界同行所敬佩。2004年2月28日，瑞士银行家马丁·哥顿先生专程来到武汉，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奖励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所做的开创性工作。中央电视台《面对面》、凤凰卫视《冷暖人生》栏目也对这位处事低调、充满睿智的教授进行了专访。
1999年6月，一名曾在中南医院进修的河南医生向桂教授请教他家乡的一种“怪病”，多年行医养成的职业敏感，使桂希恩教授没有忽略这个看似平淡的求助。7月，从北京开会回汉途中，桂希恩第一次来到河南文楼村，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触目惊心的凄凉景象：不少村民病卧在床，经常见到出殡的队伍，死者大多是三四十岁的青壮年，这些死去和正在走向死亡的村民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卖过血。
桂教授抽取了11个人的血样带回武汉，检查结果令人震惊，有10个人艾滋病检测呈阳性。为了证实这个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结果，桂教授自费1600元到省疾控中心做了确诊实验，结果再次证实了他的判断。
桂教授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现在已经是名闻天下的“艾滋村”，揭开了这场艾滋病灾难的冰山一角。
此后，桂教授多次进入文楼村，利用自己的积蓄为村民采集血样，进行HIV流行病学调查，拎着幻灯，走村串户讲解艾滋病防治知识，告诉他们如何使用安全套；他怀揣药品，发放给那些需要治疗的病人；遇到生活极度困难的患者，他掏出钱包，直到里面仅剩下返程路费。文楼村里最先被确诊为艾滋病的村民程金，备受村民歧视：他到邻居家坐的凳子，邻居马上扔掉；隔壁的婆婆生病，他送去一挂香蕉，人家劈头丢回来，还责怪他“自己得了这种病，还想叫大家都死。”桂教授为他改变了这一切。他拉着程金的手照了张合影，并让程金放得大大的，挂在堂屋里。他让程金转告恐惧的村民：“艾滋病可怕，艾滋病人不可怕，你看人家老教授都敢和我一起照相，只要采取科学的防范措施，就不会传染！”
此时的桂教授对于艾滋病村的村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医生，而是他们死亡黑暗中的一丝生命之光，这些村民对于桂教授来说，不再仅仅是患者，他们早已超出了普通的医患关系，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有一天桂教授进入艾滋病重灾区——王营村，一进村子，村民们照例把桂教授围得水泄不通，桂教授开始一个个通知上次血样的化验结果，桂教授手中的笔记本无异是一本生死簿。此时的桂教授神情是凝重的，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位漂亮的小姑娘一直站在人群的外面，等到众人散去，那位母亲把孩子留在远处，自己怯怯地走向桂教授。桂教授默默地看着走过来的那位妈妈，他轻声地告诉了这位妈妈化验的结果。“扑通”一下可怜的妈妈跪在了桂教授面前，失声痛哭。嘴里喊着：“桂教授，你是神人，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她只有五岁啊，她很听话，只要我死了，她的病能好，我现在就死啊，求求你，我们家就她这一点希望了。”桂教授急忙去拉这位绝望的母亲，自己早已是泪流满面。
对于艾滋病这样一个人类共同的恶魔，目前的医学技术在它面前还是束手无策，相信桂教授在宣判每一个病人的阳性结果时总是饱受内心的煎熬。但他在这场灾难面前，在这些受害者面前，早已超越了小医疗疾的局限，用他大医精诚的仁厚胸襟，关心、抚慰着这些被判了死缓的可怜的人们。
随着到河南次数的增多，发现的艾滋病人越来越多，桂教授发现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不能帮助所有的病人，他的济世情怀迫使他开始一些医学之外的思考和行动。
他先是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并通报了他的调查结果，然而得来的是冷嘲热讽。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武汉市和自己的医院。他动员了三家五位艾滋病人来到武汉，一来是在中南医院进行一些治疗，再就是让他们面对新闻媒体，说出自己的景况，希望能从社会上募集一些善款，帮助那里的艾滋病人。
2001年5月，5位备受歧视的河南艾滋病人来武汉就医，住进医院一处闲置的旧房子里，即便这样，也遭到了邻居们的强烈反对。为了让这些病人享受到同样的生命尊严，桂希恩毅然将这三家五口人带回了自己的家，老式的三室一厅里，一共摆了5张床。吃饭时，他与5位艾滋病人围着一张不大的桌子，还时时为这些客人搛菜，就像一家人那样亲亲热热。
桂教授做了这么多，他自己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了艾滋病患者衷心的信赖与爱戴，他为国家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依据，他改变了河南地方政府对这场艾滋病灾难的态度。
他也收获了很多的误解和委屈。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社会背景，这位执着奉献的老教授更多的时候被视为一个“怪人”。他不远千里自费到河南给村民看病，当地部分基层人员并不理解他，对他百般阻拦和驱赶，几次差点动手打他，以至于传出桂希恩藏米缸的故事。米缸，桂教授是没藏过的，但这个来自民间的说法，不是可以看出桂教授当时的艰难境遇吗？
在内外交困的危难时刻，中南医院的领导支持了他，他们告诉桂教授：只要是有利于病人利益的，你尽管去做。正是院领导的远见和努力，替桂教授挡住了方方面面的压力。无数普通民众支持了他，5位艾滋病人在汉期间，各界群众捐款达10万余元。连小学生都捐出一角一角的零花钱，托桂爷爷带给艾滋病人。
有一次，一位护士给病人抽血时，针头把手指扎破了。虽经检测没有感染，从那之后，桂希恩都是亲自动手给病人抽血，即使同科室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生抢着做，他也执意不许。他说：“我都是一个老头子了，没有什么好怕的，你们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桂教授为病人做检查时，一般也不戴手套，他说：“这是为了让他们不感到被另眼相看。”为了病人的感受，一点一滴，桂教授都是那么细心。在任何危险的关头，桂教授心里始终想到的是别人，他总是把危险留给了自己，这是多么美好的心灵啊！
2004年8月，全省艾滋病防治骨干培训班开学，桂教授给来自全省的学员以及到场的领导和记者，上了特殊的第一课：请大家吃艾滋病人种的西瓜。这些西瓜是大冶一位艾滋病人种的，今年获得大丰收，桂教授听说西瓜卖不出去，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买回300多斤。8月17日当天，桂希恩让人把西瓜端进了培训班的课堂。他诚恳地对大家说：“这西瓜很甜，我带头吃，请你们也尝一尝。”课堂里响起一片吃西瓜的喀嚓喀嚓声。看着大家吃得带劲，这个一贯严肃的老人笑了。他是在用行动告诉那些艾滋病人，得了艾滋病仍然可以自食其力，他是在用行动告诉其他的人，不要歧视艾滋病人，他所做的一切浸透了对艾滋病人无尽的爱！
每一位到武汉的艾滋病人都得到过桂教授的帮助。2003年底，随州的二名艾滋病儿童来中南医院找桂教授治病，儿童的全身状况很差，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按就近治疗原则，他立即与当地疾控部门联系。可当病人打电话说当地领不到药时，桂教授再也放不下心来，他即刻自费买来治疗药物，亲自送到这个儿童家里。这送去的不是普通的药物，而是一颗滚烫的心哪！
在桂教授等人的努力促成下，中国艾滋病第一村——文楼村受到全国的关注，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可以接受艾滋病免费治疗的村子。桂教授说，今后不会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地去文楼村了，因为文楼村已从“中国艾滋病第一村”变成了“中国艾滋病关爱第一村”，是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做得最好的村子。
说到桂教授，人们可能只知道他是著名的艾滋病防治专家，其实桂教授1960年毕业至今一直从事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在青海还工作了十六年。
1976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桂希恩调回中南医院，当传染科大夫。他常说：我国传染病主要在农村，不到农村一线，是学不到真正的传染病知识的。”从1985年开始，他的足迹就遍及我省的二十多个县市，很多时候都是在气候条件最严酷的“三九”或“三伏”去的。桂教授是我省下农村最多的传染科医生。
从1985年到1987年，桂希恩连续3年都在钟祥搞出血热防治，一去就是3个月；1986年底，他在当地开展病毒唑治疗出血热的临床实验，因为要过年了，同去的人各自回家，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既当化验员，又当医生，完成了80多位病人的诊治。
1985年，为了提高出血热的治疗效果，桂希恩从美国带回了基因工程干扰素，这种干扰素是1000万单位一支的，此前，国内并无此种药物的使用经验。作为我国第一个使用基因工程干扰素的专家，在为病人注射之前，为更好的把握药物的作用，桂希恩将第一针扎在自己身上，结果高烧40度。为了探索、为了追求，桂教授就是这样把生命置之度外，这不正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献身医学的伟大精神吗？
1995年，桂希恩接连收治因服用某种乙肝(专题 访谈 咨询)特效药而病情恶化的病人，这种药在各种媒体上大做广告，在武汉乃至全国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吸引了大量患者前往求治。
抱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桂希恩对该药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发现确实存在很大问题，在向有关部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很少和媒体打交道的他，召集了十几位传染病专家，顶着巨大压力，和该药厂负责人在《湖北日报》当场对质。该药后被查封。他就是这样，只要是为了病人的利益他坚决要管。
也许大家认为，一向认真的桂教授一定不会出错，但我们这里就保存着2000年1月桂教授亲笔写的一封“认错信”。九十年代，我省流行过所谓的“黑热病”，桂教授和两位同事，根据自身和全省的资料撰写了一篇有关“黑热病”的论文。因当时按黑热病治疗，效果并不好，有的病人不治而死。为了求证病原，桂教授到武汉四家大医院和沙市、宜昌等地的医院，费尽周折找到病人的骨髓片子进行检查，发现这些病人患的其实是另一种病，叫组织胞浆菌病。按组织胞浆菌病治疗，病人都得以痊愈。
尽管，桂教授成为发现我省组织胞浆菌病第一人，可他更多的是感到愧疚。他在给杂志社的信中写道：贵刊发表的我们撰写的“湖北省黑热病流行与防治”，现已证明该文部分内容是错误的。我们为上述错误向贵刊及读者表示歉意，为挽回影响，建议发表此信。桂教授就是这样坚持诚信做人的原则，认真对待每一件事。涉及到扶助和治疗病人的钱，桂教授就更较真了，对公众的捐款，每一笔怎么用的，桂教授都有一个细帐，要么是有对方签名，要么是有发票单据。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主动把这些帐目向社会公开，请大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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