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赵主任工作后不久，一天，一位邻居特意问她："你在医院里专治艾滋呀？"神情布满了恐惧。既然纸里包不住火，赵主任也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她坦然道是的。赵主任清晰地记得，那天邻居问了她一大堆有关艾滋病的问题，在对方怪异的眼神里，好似她自己忽然变成了一个可怖的陌生人。此后，赵主任说，"我再也没有隐瞒过自己的职业。"
    　　"这种事情时有发生。起初自己的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受不了对方那种难以言状的神情。一说我是从事艾滋病治疗的医生，在别人眼里，就好像自己干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每当这时，我都会细心地向他们介绍艾滋病。也有一些人，在得知我是艾滋病医生后，与我疏远过。但渐渐地，随着社会对艾滋病宣传力度的加大，艾滋病重新被人们所认识，曾经疏远的人又慢慢回来了，还时常向我作一些咨询。每当这时，我更能感受到责任的重大。
   
    我们的心也是脆弱的
    　　安抚患者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稍稍安抚自己
    　　在病房里，记者看到赵主任与病人亲切地交谈，并握住病人的手去安慰他。"与病人交谈握手都不会感染上病毒，但和他们握手，传递给患者的则是一份信任和亲切。"赵主任说，"这里是一个特殊的病房，可是，我们却不能制造任何特殊气氛。我们对待他们都尽力表现得像对待普通病人一样，可我们在暗地里却不敢有一丝马虎，必须小心翼翼地观察每一名患者的心理活动。 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人，内心十分孤独、恐惧，他们很脆弱，很绝望，几乎每一位患者都想过自杀。他们不同于其他病人，很多人不仅要逃避社会的歧视，还得不到家人的谅解，更不用说照顾和同情。所以，我们充当的角色除了医生、护士，还有亲人、朋友，而后者是他们更需要的。 但他们在心理接受我们也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在接受我们之前，他们必须摆脱自己的心理障碍。有时，我们没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就会疑心：其实你们还是讨厌我们。有时，哪怕一点疏忽，就会造成患者极度的绝望，因为，无形中，他们已经把我们看成最亲的人。"
    　　"就像一位爱发脾气的老人，如果他心里烦，需要发泄一下时，他会找经常照顾他的人作为对象，我们的病人也是一样。他们心里痛苦，心里害怕，他们也需要发泄。 有一回，我们病房装修，需要先给患者换房间，可有一位病重的患者就是不肯搬。我哄他说：装修为谁呀？还不是为了咱们住得舒服些吗？可我好话说尽，他就坚持：我哪也不去，我就死在这儿。我说，你不用管，我替你搬。他就嚷嚷要到院长那儿告我，可我还是帮他搬了，妥善安排好后，搀扶着他到新病房，他一直忿忿不平，后来还是告到护理部，说护士长对他不好。我理解他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里害怕才行为反常，之后，我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直到他走。可当时我觉得很委屈，我们无微不至地呵护他们，不需要回报，不理解也可以，但得到相反的误解，还是觉得挺难受的。"
    　　赵主任已经过了七八十名艾滋病患者，她能记得每一位病人的模样，我却无法想象她承受的压力。当她神情悲哀地说"我总是在遗憾我不能挽留他们的生命"时，我突然明白，这是一位每天都在和死神争抢生命的人啊，她怎么会在意自己受的委屈呢？
   
    被患者用过的针扎伤后
    　　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六个月
    　　"我们和病人的接触是很频繁的，除了正常的护理，还经常和病人一起聚餐、春游，开联欢会；但在具体的护理过程中，病人的血液、体液、精液这些属于传染物的，一定要处理好。在为病人治疗时，必须穿上隔离服，戴一次性口罩、眼罩和胶皮手套。 "赵主任说，"在为病人做腹穿时，时常会有血液溅到身上或脸上，这时就要特别小心，防止血液溅到眼睛里。"记者看到那种医用胶皮手套薄得可怜，小小一根木刺便能轻易扎破。
    　　 护士靳桂芳就是第一个被患者用过的针扎伤的医护人员。那天她与同事一起清理医用垃圾，准备把垃圾收集在一起，拿到焚烧房焚烧。在收拾一次性吊针管时，她的大拇指忽地被一支用过的针扎出了血?那一刻我的心差一点就狂跳出了嗓子眼，"小靳说，"我用力向伤口外挤血，在同事的帮助下迅速对伤口消毒，抽取血样拿去化验。但由于HIV抗体检测有"窗口期"（从感染HIV到血液中能够检测出HIV抗体之间的过渡期。一般为2～6周，有极少数人可长达6个月。如果恰逢"窗口期"做HIV抗体检测，结果可呈阴性，但实际上已经感染并具有传染性），即便检测结果为阴性，也不能说明就没有感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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