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吉
作为一位农民，我只想着把家里的地种好，让孩子上学，家里的生活能越来越好，但是自从我因为输血被感染上艾滋病，一切都改变了。开始因为这事爱人想过死，我也想过，但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我知道我不可以那样做，我们一直在坚持生活，寻找生活的出路。
那年濮存昕到山西来看望感染者，我们在温馨家园一起聊天，一起下棋，他还和我们一起唱歌。中午我们一块儿吃饭，在饭桌上他非常地热情，给感染者们加菜，让我们吃好，他对我们说：“你们要相信医学，这个病是没事的，现在我们国家有这种药物，病情是可以控制的。”还送给我们每人一个收音机作为礼物。
这是我第一次和名人面对面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地高兴。我想濮存昕是一个大名人，还和我们感染者在一起吃饭，难道不害怕吗？他不害怕！让我知道党和政府没有抛弃我们，而在关心着我们。
第二天一早，让我意外的是，濮存昕和健康教育所的王新伦及中央电视台的人员一起到我家来看望我。那时大约在早上7点，濮存昕一进门就看到了我的孩子，说：“小朋友你好。”跟我的孩子握了握手，随后走进了我的窑洞，看了看，说：“这个窑洞还不错。”紧接着从一个窑洞走到了另一个窑洞，看了墙上我孩子写的大字，这时濮存昕开始教我的孩子写字，辅导我的女儿读书。
他看见墙上挂着我的老照片，他说：“老吉，你当过兵吗？”我说：“当过，那是在1984年。”我又拿出另外一张照片，那是1997 年在地坛医院，喝中药的时候和专家一块儿照的。他问我：“喝中药怎么样？”我说：“喝了挺有劲的，一直喝到现在，我觉得那个药挺好的。”
濮存昕从包里拿出2个小企鹅送给我的女儿说：“以后你要好好学习，以后争取考个大学。”还问我的孩子想去哪里上学，我的孩子说去上海。
一转眼就快到中午了，我们就跟濮存昕在一块准备包饺子，聊感染者的病情，韭菜摘完以后，濮存昕自己和面，他和的非常好，和完面以后几乎看不到手上有面，我们又一起包饺子，电视台的擀饺子皮，我、我爱人和濮存昕来包饺子。
饺子煮熟后，我的爱人给濮存昕盛了一碗让他吃，他却把饺子端给了我，说：“你先吃。”又舀了第二碗，最后一碗才放在他自己跟前。我看着他一口一个饺子，吃得特别香，挺有味的，我自己也吃得津津有味。因为我的家庭贫困，平时是很少吃肉的，这次吃得格外的香。
吃完饺子以后，濮存昕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聊天，说：“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我的孩子说：“长大了想当医生，想为病人看病。”濮存昕说：“好呀，好好上学，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们。”
因为我们家不仅贫困，连孩子上学的学费都拿不起，濮存昕得知情况以后，说：“等我回到北京会帮助你们这些孩子的。”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濮存昕快要离开了，我们一家人恋恋不舍地送他走。那年我家的小麦意外着了火，生活没法维持，家中全年的口粮都烧了，濮存昕当时把他钱包里所有的钱都给了我。
我们把家中自产的绿豆送给他，他说：“这怎么可以呢？你们家庭这么贫困，我怎么还拿你们的呢？”我说：“这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您就收下吧。”他收了。走出门之后，我的孩子们也恋恋不舍，心中一直感谢濮叔叔，希望他还可以来看望我们。
不久，我们到北京佑安医院进行治疗，濮存昕听说我们是山西来的感染者，亲自来看望我们。在“爱心家园”和感染者一起座谈，一起拍照，非常地开心。濮存昕跟我说：“你的孩子在家中写大字需要这些书，我给你的孩子带了些书可以帮助孩子的学习。”我非常感动。那一天我们感染者都非常地高兴，大家都说：“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濮存昕，这次见到他本人，还和他一块握手，一块交谈，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
从那以后，我是多么希望跟濮存昕一样做一名义务的宣传员，能为这些感染者办一些实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同时使感染者在社会上不受歧视，这是我的愿望。
2003年10月，我拆了家里的炕，把那里作为我们“迎春花小组”的活动点，定期和感染者们座谈，还安了一部电话，我们那里的感染者都知道电话号码，后来变成了一个咨询电话，其他的感染者有什么事的话，就打电话给我寻找帮助，我会尽快赶到他们家中帮助他们。
后来“爱知行”给买了一些办公用品，我在家中也贴满了宣传艾滋病的画，有濮存昕和刘子亮“相互关爱，共享生命”的画，也放了不少宣传品，还有宣传手册，怎样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一些营养保健的书。我来北京的时候，带了一些安全套回家，发给感染者们用。每看到红丝带，我就知道我的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未来会像红丝带的颜色一样红火。
去年，我的女儿在学校受到别人的歧视，受尽了委屈，孩子非常懂事，回家后不跟我们说，因为她不想让我难过。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我的孩子支撑不下去，回到家里就哭，我们问她是怎么回事，孩子才说：“在学校学生说我爸有艾滋病，我也有艾滋病。”有的学生把我孩子从楼梯上推了下来，我孩子扶在栏杆上，学生就说：“她扶了栏杆，栏杆上就有艾滋病。”在学校我的孩子一个人玩，因为没有人理她。
我听了很难过，我得了这种病，给孩子和家庭带来了这么大的影响，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后来我就去找学校的校长说明情况，把家中的宣传手册给了校长，校长挺好的，为了让同学们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还特地给学生们开了会，说：“艾滋病并不是那么可怕，只有3种途径，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性传播。”从那以后就有几个学生和我的孩子一块玩，慢慢地有了一点好转。
在2003 年下半年，我想为感染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看到一些感染者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就想到让他们做工艺品，再拿着他们做的工艺品，到外面去销售，但是销量很不好。
2004 年11月，我想在北京为感染者做的手工艺品找个出路。我找到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王克荣，谈了我们那工艺品的情况，希望能给予帮助，护士长非常热情地对我说：“老吉，你把你们的工艺品拿过来一些，我愿意帮助你。”我把我们那里的工艺品带过来，带的时候挺受罪的，因为特别重，我一个人扛着一麻袋，走一截歇一截，等了半天车，好不容易来到地坛医院。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帮着我们卖手工艺品。
2004年的中旬，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公益行动》栏目的采访，我想让社会的人理解艾滋病，让感染者不受社会的歧视，他们是不幸的，虽然感染上这种病，但是这种病并不可怕，只要真正地理解，就不会害怕，这就需要更多的人来宣传艾滋病的知识，真正为感染者办一些事，让社会理解。我知道是挺难的，但是不去做困难永远存在。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沙比红，联系了农业大学来进行宣传活动，把我们的工艺品带了过去。在学校里放了宣传板和宣传资料，还有我们感染者制作的手工艺品，布置完以后我和同学们在一起吃饭，他们非常热情，帮我拿筷子、打饭，当时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宣传活动得到校长的积极配合，同学们也积极地参加，学校的人非常多，首先我介绍自己的情况，我说：“我是一名来自山西的感染者……”讲完后有的同学过来跟我拥抱，有的跟我拍照，有的对我说：“老吉，你真勇敢，能站出来是很伟大的，我觉得你很了不起。”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当时地坛医院的护士长王克荣和大夫以及一些志愿者，前去大学给同学们讲解知识，同学不明白的，大夫和护士长给同学们讲解，后来宣传员郭峰也来到了现场。郭峰一出面学生们非常惊讶：“啊！郭峰也来了。”郭峰说：“同学们能够理解这种病，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帮助老吉义卖手工艺品。”同学们的热情非常高，我没有想到在这所学校里做得这么成功，感到非常高兴。
有一次，一位感染者一直发烧不退，输液打针不管用，天下着鹅毛大雪，他打电话说：“发烧将近40度，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放下电话就跑去他们家。雪有1尺多厚，我没有来得及穿厚衣服就去了，走路的时候雪吱吱地响，全身都是雪，衣服也淋透了，到了他家以后，给他买了些药，用上之后，烧退了下来，可是几个小时后又一次发烧，最后我决定送他到北京。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去了火车站，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下车以后，他浑身无力，我和他的妻子两个人扶着他走，到了佑安医院，我给他办了住院手续，帮助他买吃的，过了两天，病情明显地有了好转，烧也退了，吃饭也吃得香了，我就放心地回去了。
我后来还去当地政府，给我们有单亲、双亲的孤儿找些救助。他们的家中有的只剩2个孩子，有的只有父亲，有的只有母亲，看到这些破碎的家庭我心急如焚，怎样可以得到社会的关注，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呢？经过多次的奔波，总算给孩子们找到了一点救助。我们当地的福利院院长，还有民政局局长，亲自到感染者的家中看他们，并且给他们带来了学习用品，有书包、文具盒、笔，送来了奶粉，营养品，给了每个家庭的孩子400元钱，让他们好好地上学。
为了帮助这些感染者们，我的爱人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但是不能减少她心中的压力，有很多的事情，她自己能忍就自己忍，因为她知道我有这种病，有的事情就不跟我说，后来我们村里人在电视上看到我和胡锦涛握手的情景，还看到2004年11月31日，我作为红树林感染者的代表，接受了一个制药厂捐给红树林的价值30万的药品的捐赠款。村里人说：“老吉有钱了。”连村长都占了我的耕地，因为他们说我现在有钱了。30万哪，这是电视上看到的。从那以后，别人家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借钱，我根本没有那些钱，也拿不出什么钱来给他们，他们就认为我有钱却不借给他们，说我这个人没有用，从此也就不再理我了，不和我们家来往。
现在我只想把我们的互助小组办好，为更多的感染者做些事，帮他们开展生产自救，解决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经济困难，这是我一个最大的心愿。希望有一天我们这里的感染者可以和村里的人正常来往，大家都了解艾滋病的知识，不再受到别人的歧视，生活上的问题解决了，也可以给政府减轻压力，这就是我想做的一些事。
我知道很多的人在关注我们，我在这里要谢谢他们，因为我们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一直没有机会感谢他们，我要说声：“谢谢你们！”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也不会有今天好的身体，好的精神，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做些事情，不要留下什么遗憾，有这么多的好人在帮助我们，我的家人在支持着我，这就是最大的鼓励，我希望我可以做好，为了让更多的感染者高兴，我也高兴做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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