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春天，路边的麦苗已经返青，油菜花开得艳黄，桃花和梨花在枝头争芳斗艳，换下了笨重冬装的孩童们四处追逐打闹……各种生命蓬勃着储藏了一个冬天的力量，纷纷开始绽放新的一年的青春。

　　2006年4月11日，邢台市西南部一个小村庄的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到世界的美好和安静。

　　在此幸福地生活了近12年的刘显红，却听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条清晰的断裂声音，感觉到了自己的生命被一种力量连根拔起并悬在半空。

刘显红

　　这个力量，就是一种叫HIV的东西(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毒可怕，但一年来的抗争让我发现，还有很多东西比它更加可怕。”刘显红说。

　　刘显红，是我省艾滋病群体中，第一位有勇气公开自己的姓名和病情，并通过法律途径争取自己合法权益的艾滋病患者。

　　■祸不单行

　　"当时我真的想死。"2006年4月11日，记者来访时，说起那个黑色的时刻，邢台沙河市刘石岗乡辛庄村32岁的村民刘显红仍声音哽咽，不时地背过身子用袖角擦泪。

一年前，这个独立自信、已经有了一双儿女、正在享受家庭幸福的31岁的年轻母亲，被HIV病毒迅速地推向了她生命的深渊。

　　2005年3月，村里在广播里说，"1995年前后输过血的人务必去村卫生所参加检测"。想到自己在1995年生女儿的时候输过一次血，刘显红就去检测了。

　　本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例行检查，但后来事情的发展让刘显红大出所料。

　　三天后，她接到沙河市疾病防控中心的通知，全家四口人去检测。次日，刘显红带着丈夫、儿子、女儿到沙河防控中心检测。"回家以后过了两三天，我们又接到了通知，他们让我和儿子再检查一次。我又去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么反复检测了几趟，刘显红彻底懵了。而2005年3月24日，经省艾滋病监测中心确认的《HIV抗体检测确认报告》，立即使她的生活变成了混沌的、黑暗的世界："HIV抗体为阳性"。

　　紧接着，同年4月14日，刘显红1997年出生的儿子朱孟昌也被省监测中心检测确认，HIV抗体为阳性。

　　"你知道，在普通人眼里，艾滋病意味着什么。我当时只感觉天塌了。"刘显红说。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来说，来自社会的歧视远比艾滋病本身更加可怕。"他们家母子俩都感染了艾滋病毒！"这个消息，在那个只有600多人的偏僻小山村，一下炸了锅。从那时起，他们成了村里人见人怕的"瘟疫"，走到哪，人们都用怪怪的眼神瞅着，躲得远远的。

　　打击接踵而至。丈夫朱现平原来在当地一家小煤矿打工，妻儿感染艾滋病的事不胫而走，他很快便被解雇，再去别的地方找活干，也没人肯要他了，一家人顿时失去了最主要的生活支柱，刘显红的公公朱大顺只得以62岁的老迈之躯到建筑队去打工，挣钱养家。

　　刘显红的儿子本来正在上小学，但是，他们母子感染艾滋病的事在当地传开后，同学们都不跟他玩了，老师对待他的态度也变了，年幼的他并不明白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刘显红不忍让儿子遭受歧视，被迫让他退了学。

　　■勇敢面对

"我一直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做任何事情都要努力做到最好。"刘显红说，自1994年10月18日经人介绍从陕西省紫阳县的老家来到河北，与邢台沙河辛庄村朱现平结婚以来，家里的一切---四万块钱新盖的7间砖房、时髦的家具和一双聪明可爱的儿女---都是他们夫妻两个人辛苦打拼换来的，"日子过得比谁也不差"。

　　但2005年4月之后，刘显红再回头正视这个世界时，艾滋病恶魔已摧毁了他们一家的幸福。

　　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来说，更厉害的武器不是艾滋病，而是人言。"足足有一个月，我一步也不敢迈出自己的家门。"每天，女儿上学、丈夫下地干活之后，刘显红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拉紧黑色的窗帘，让屋子里没有一丝光亮，就一直坐着、坐着、坐着。"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想，除了一股脑的痛哭，脑子里全是空白，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做。我深深地感到，出了这个门，看任何人、任何东西，包括路边的一朵小花，甚至风，都已经和我无关。"

　　到后来，精神完全崩溃的时候，她想跟丈夫离婚，然后一死了之，"这样谁也不连累了"。但当她刚说出打算离婚的念头时，就被丈夫坚决地否决了。"他一直对我说，不要乱想，坚持一下吧，还有我和女儿，还有父母，不要害怕，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那些热心的社会人士和艾滋病友，也给了刘显红莫大的支持，让她从艾滋病毒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因为我们得定期到防控中心检测，这期间，我认识了周围一些艾滋病友---同病相怜，好沟通。"刘显红倒了一杯水，轻轻地放到记者手边，随后赶紧习惯性地把手往回缩一下，紧紧地放在腰际。

　　平静之后，她慢慢地接受事实和面对现实。平时家里没事了，也大胆地走到街上去逛逛，手机也开机了，偶尔也同亲朋好友见见面，聊聊天，但绝对不一起吃饭。

　　刘显红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去附近村庄的几个艾滋病患者家做客，看到他们大都处境凄惨。"当时我突然感觉，除了生命长短和自己一样之外，他们是一个更需要帮助的群体。我自己，是不需要怜悯的。"

　　刘显红至今仍自豪地说，不幸中的万幸，是她的整个家庭对她的包容和关爱。"你去那些艾滋病患者的家里看看，很少有像我这么幸福的，因为他们的亲人都歧视、远离了---那么熟悉的一个家，瞬间就非常陌生了，没有了家的感觉，那种孤独感，没有经历这种事的人根本想像不到。"

　　■艰难维权

　　逐渐平静下来之后，刘显红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是怎么感染上艾滋病毒的？

　　"我觉得艾滋病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病毒，可是它的威力大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因为你说出来，它可以使你在一瞬间失去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太可怕了！---而这，是怎么造成的？"

　　每次去检测，刘显红都要缠着防控中心的专家，问个仔细。专家说，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三个：性传播、血液传播(包括静脉吸毒)、母婴传播，咱们这一带大都是因为输血感染的。

　　"我立刻就想到，那肯定就是1995年生我女儿的时候惟一的一次输血造成的。"刘显红认为，自己和丈夫近10年从未外出打过工，更没有任何不良行为，只可能是在生育第一个孩子动手术输血时被感染的。

　　于是，2005年7月，她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侵权诉讼，将邢台市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推上了被告席，要求医院赔偿各项损失总计120万元。

　　那段时间，为了取证，刘显红的公公和婆婆曾先后8次到当初刘显红在显德汪医院分娩时的主治医生白申庭家里，找到白申庭(那段时间白申庭因病没有上班)，要求看刘显红生孩子时的病历，并要求白申庭出庭作证，证明刘显红曾在显德汪医院分娩并输血，但一直未果。

　　2005年9月7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刘显红诉显德汪煤矿医院一案。刘显红的代理律师出示了刘显红、朱现平的准生证，该证生育情况一栏里记载，刘显红于1995年8月26日在显德汪医院生育一女。上面有主治医生白申庭的签名，并盖有显德汪医院的公章。另外，同村一位大婶的证言表明，刘显红分娩后确曾住院并输血，当时她被请去帮忙，一直在医院陪着刘显红。医院一方以刘显红未能提交病历为由，否认刘显红曾在该院住院分娩及输血。

　　尤其让刘显红不能接受的是，显德汪医院上级单位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此事的态度。在给有关部门的报告中，邢台矿业集团认为："刘显红之所以提起所谓的病因与显德汪医院有关的诉讼要求，不排除把国有企业作为唐僧肉、吃大户的因素。也与2004年7月艾滋病人贾学府(化名)讹诈邢台矿集团总医院有关，当时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为息事宁人，迫于压力，接受市桥西区法院主持的调解，以赔偿38万元而告终。这一事件起到了很坏的负面诱导作用。"

　　"法院调解贾学府的艾滋官司，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是有法律效力的，怎么成了'讹诈'？"刘显红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邢台矿业集团的这一说法。

　　■我有一个梦想

　　2005年12月15日，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刘显红、朱孟昌的诉讼请求。

　　刘显红母子不服一审判决，2005年12月26日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省高院于2006年4月13日在第三审判庭对此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但没有当庭宣判。

　　4月13日，在省高院第三审判庭，旁听席人满为患，工作人员不得不从旁边的法庭借来了四把椅子。

　　记者注意到，旁听此案的除了数家媒体之外，还有沙河十几位闻讯赶来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属，他们是当天一大早从邢台租车赶到省城的。

　　"他们跟我一样，都是因为在医院输血感染的艾滋病，但不知道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刘显红事后说，作为我个人的官司，我不需要他们来旁听；而作为一个艾滋病互助小组，需要他们，这样他们可以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程序，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我希望他们能从我的案子中，学习一下怎么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并了解怎么取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不必再走弯路。"

　　"这一年以来，刘显红为了给自己的遭遇讨一个公正的说法，不得不在医院、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以及相关的社会公益团体之间不停奔走，这让她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还开始自觉地参与组织了艾滋感染者民间自救小组---邢台关爱互助小组，有了更为明确的行动目标：'改善艾滋感染者的生存条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艾晓明说，这是目前国内比较少见的区域性艾滋感染者民间自救组织。艾晓明是中山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她近几年来一直在从事对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这一社会问题的研究，曾四次奔赴邢台进行调查。

　　刘显红最后说，她之所以公开自己的病情和姓名，除了上述原因，她还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更多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能了解、理解艾滋病感染者，给他们生活的勇气、平等的尊严和真实的关爱，而不单是怜悯或者施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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