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3月19日08:15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文昌小学的孩子们总是对镜头充满兴趣
文昌小学的乒乓球爱好者
"勤工俭学"养猪场 这是一条凹凸不平、沙石外露的水泥路。它从文昌小学的校门口通往操场，大约一米多宽、30米长，造价只有4000多元，但在这所小学的老师们看来，那可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教师们亲自动手，用了两年时间才修成。 校长简海斌希望孩子们能在学校多看到一点绿色，和几位老师从附近山上移来13棵樟树和水杉，可惜只有3棵幸存。眼看着春天来了，他笑呵呵地说：“今年还得上山。” 在很多人眼里，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这难免让人气馁。但在湖南省邵阳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教育工作者，却从未放弃努力。 教育局长自称是全县最大的丐帮头子 在文昌小学几十公里外的芙蓉中学，一位老农似的校长和20位教师，在一个师傅的带领下，把一处雨天黑水乱流的煤坪改造成了“小花园”，凉亭已经建好，就等着春暖花开时，在它的周围种上花草树木。这项工程所花费的6万元来自30多米外的猪栏。学校去年出栏36头猪。在靠近校门的地方，原有两栋小平房，也由老师们亲自拆除，一些人的肩膀为此被扁担压得红肿。 这所学校只有300余名学生。3年前，校方提出创建合格学校时，还是一个“雨天全是泥巴，没法进来”的地方。当时，县教育局局长肖桂华对校长吕晓云预言：“你这个学校创建不起来。” 不过，局长的预言落了空，一个干净、整洁、朴素的校园建起来了。 记者来到这里，正逢下雨，是踩着校外150米长的黄泥巴路走进学校的。“这条路你赶紧修，我当着李记者的面，答应你2．5万元。”肖局长对憨厚的校长做出承诺。 那些身处大都市的人，无法想象穷县办教育有多么艰辛，他们更意识不到养猪这种又脏又累的“勤工俭学”对于学校的意义。 养猪场规模不一，处在校园偏僻的角落，不少学校要依靠它们来解决学生吃肉吃油的问题。金称市镇中学的校长对此很自豪：800多名寄宿生，一日三餐不需要在外面买一斤肉、一两油，十多年来如此。“这是真正的放心肉、放心油。”他说，同学们的剩饭剩菜是喂猪的好饲料。 塘田市镇中学在去年出栏150头猪，肖桂华估算了一下，认为学校能挣8万元，校长含笑不语。这点钱，在北京多数重点小学的校长眼里，都不算什么。因为它还不够一名学生的择校费。但在这里，那可是校方能够自主支配的一大笔钱。 5000元的捐款，能让这个贫困县的小学校长喜形于色——它可以为100名学生提供课桌。谁都知道，投资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但在没什么钱的农业县，校长们如果只等着财政雨露的降临，有的学校恐怕在几年内都修不起一道围墙、打不出一口水井。除了自力更生、开源节流，他们还要四处募捐。 肖桂华笑称自己是“全县最大的丐帮头子”。他个子不高，办事麻利，3年来，和教育战线的同仁一起，竟也从社会各界募到了700多万元。可别小看这个数字，它能够让7栋教学楼拔地而起。 他们向“家乡的仁人志士”发送了数百份倡议书，内容情真意切，由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李军亲自修订。倡议书里还附带着“邵阳县中小学急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统计表”，详细地标明了哪些学校需要课桌、围墙、水井、教学楼之类。 办教育难出政绩 前任栽树后任乘凉 和教育所需要的巨额投资比较起来，以上所列只是杯水车薪。 县委书记蒋耀华就感叹“教育投入是一个无底洞，投入多少就能吸入多少”。他说：“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很饥渴。”7年前，他出任邵阳县县长，当时财政教育经费只有1．2亿元，去年，达到2．7亿元，这比2009年该县全年的财政收入还要高出近300万元，但还只能保证教师们的基本需求。 许多老师承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教师的工资、待遇（包括福利、补贴、养老金、住房公积金和医疗保险等）能得到政府的确保。实际上，这里义务教育阶段老师年均能得到县财政安排9000元的绩效工资，比县财政安排给公务员的津补贴要多3600元。县教育局长每月的工资比一位中学高级教师还要少400多元。 与30公里外的市区学校、200多公里外的长沙中小学相比，这个贫困县的农村学校显然还有太漫长的路要走。它正在进行名为“创建合格学校”的行动，已有11所学校达标。记者走访了其中7所，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互联网已把这些偏僻的角落和外面的大世界联结了起来，传说中的多媒体教室也成了现实。 县里定下的目标是要在8年之内让剩下的200多所学校全部达到合格标准。那可需要一大笔钱。一项对全县316所学校的摸底调查表明，仅投资加固、改造校舍就需要2．6亿元。肖桂华不敢想象“如果按照办优质教育的要求去建学校，要多少钱”。 他说：“好在有书记和县长的鼎力支持。”这听起来不像官场的恭维。作为一名从普通农村教师成长起来的教育局局长，近30年来，肖从未离开过邵阳县的教育，自然体会到，领导的态度，决定了教育是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还是只略占一点位置。 “领导重视教育，需要胸怀和境界，需要勇气和胆略。”肖桂华说这段话，就很有感触，“因为教育不易出政绩，是前任栽树，后任乘凉，这一届政府做的事，也许要到下一届或下下届政府才能看到效果。” 县委书记如果重视教育，也容易赢得民意的尊重。蒋耀华曾收到一封“表扬信”，县一中58名教职员工在信中高度表扬了书记的“历史责任感”，同时措辞严厉地批评了有些领导不重视教育的表现，信中说：“对一些领导干部来讲，财政创收可以出政绩，计划生育可以出政绩，安全稳定可以出政绩，唯有教育出不了政绩。没有谁把教育作为衡量各级官员政绩的一项指标。因此，他们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根本不可能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教育上来。 2007年8月，邵阳县召开了“近十年来第一次全县教育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县长到会讲话，所有乡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部分优秀教师出席。肖桂华认为此次会议重新确定了教育在县里优先发展的地位。 会前为确定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的出台，相关部门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讨论，最终超越部门利益，击败了“不应该把教育放在这种重要地位”的观点。它明确提出今后4年的工作目标，并规定：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资金68％用于教育；新增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教育的比例要达到25％，不列抵教师工资预算；城市教育费附加足额征收并全部用于教育。 《决定》还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对学校“原则上只检查不罚款，确需处罚的，须报县人民政府同意，罚没收入用于发展教育事业”。那个高峰时能有20多个部门跑到学校去罚款的时代远去了。 从这一年起，教育局开始享受县里的“特殊关照”：在财政预算外，政府每年拨给他们300万元用以支配学校建设，2008年起，增加到500万元。肖桂华表示了他的贪心：“教育需要用钱解决的问题太多了，500万也嫌太少，要是有5000万就好了。” 蒋耀华明确表态：“在我的工作中，教育排在第一位。它事关发展的后劲，邵阳要发展经济和建设新农村，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不可能成功。” 县长赵湘明也多次在会上强调：邵阳县经济上不去，可以讲很多理由，教育上不去就没有理由可讲，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教育，抓今天的教育就是抓明天的经济。 生长于农村的孩子远离了农村生活 12岁的唐雯身穿白色薄羽绒服，个头比同龄人高出一截，在那些灰色调的小朋友中间格外突出。她评价同学们“很热情，讲道理，不骂脏话，不做无趣的恶作剧”，也没有发现乱丢垃圾的行为。 唐雯在市区的一所小学读了五年后，有点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她出生的农村，成为文昌小学6年级的一名寄宿生。时间过去才半个多月，她说自己喜欢上了这里，虽然“它的厕所要改变一下”，这种厕所在农村学校随处可见：没有冲水设备，可以看到蓄便池，刺鼻的异味几乎无法逃避。 城里长大的唐雯欣喜地发现：“学校后面就是大山，田里还开着漂亮的油菜花，对我们写文章很有帮助。”唐雯的小姨住在附近村，离小姨家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条小溪，“溪水很清澈，还能看到成群的小鸭子排着队在上面游”，唐雯特别喜欢去那里洗衣服。 在流经九公桥镇的泥江上，有一座美丽的“桃花岛”。由于挖沙日益猖獗，其环境遭到破坏。2004年的某一天，王新胜老师与同事一起带着六七名学生开始了主题调研：谁来保护桃花岛？ 他们离开学校，来到岛上，孩子们在江边玩水、在草地上打滚儿的情景，让王老师今天还在感慨：“他们完全释放了自己的天性，与在课堂上的沉闷大不一样。” 学生们进行实地观察，了解岛屿的开发状况和破坏程度，还采访了小岛旅游开发的一位老总。不远处挖沙船的轰鸣声传来，引起了同学们的愤怒，他们斥责这种行为“见利忘义，破坏了我们的家园，最讨厌”。调研结束后，他们写成报告，提交给镇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出面干预，停止挖沙，但没得到回应。喜讯却从稍远处传来，学生们获得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这次少有的经历打开了王新胜的思路：如果能把教学和农村的天地结合起来，教育的路子就会拓宽。但他悲哀地发现，那些生长于农村的孩子，已经远离农村生活。肖桂华也指出，现在的中小学没有他读书时活跃。他回忆起学校的宣传队，编排节目，敲锣打鼓，组织乡亲们学习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或者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深山老林，采集木材原料加工成算盘，还觉得很有味儿。“这都是很重要的锻炼。”他说，“但现在我们忽视了一个大课堂——农村的广阔天地。” 邵阳县教育部门曾经尝试做出努力。2004年，应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要求，不少学校结合所处的农村实际和特色，推出了各自的校本课程。教材尽管编写粗糙、装帧简单，却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如何让农村学生进一步认识家乡、热爱家乡，今后为家乡的腾飞作贡献”成了所有教材编写者的共识。九公桥镇学区的4位老师以“环境保护、生态旅游”为主题，沿着泥江搜集资料，采访了当地几十位老人，写成《泥江溯源》。编写说明对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校本课程的学习不是接受式的，而应该是探究式、实践式的。 长阳铺镇学区推出《劳动技术读本》，介绍辣椒、茄子、大棚草莓、西瓜的栽培技术以及当地特产腊鸭脚的烤制过程。当年负责编写教材的陈君校长介绍说，以学习成绩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引起了一些学生的不满，他们认为自己被学校遗忘了，有人甚至向班主任抱怨“我们不会读书，是没用的人”。这迫使陈君思考，要从多个角度发展学生的能力，校园里不能只有文学刊物，还要搞点儿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他说：“校本教材开起来后，学生情绪稳定了很多。” 但这场热热闹闹的新课改行动，在邵阳县大约只持续了两年时间，就逐渐偃旗息鼓，和许多地方一样，校本教材“可开可不开”。因为在高考指挥棒下，学校只能围着升学转，否则就难以生存。 农村教育跟着城市跑永远跑不赢 在小溪市乡中学，一位教了22年英语的历史系毕业生，抱怨那套中美两家机构合作编写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英语》，严重脱离了农村学生的生活。“我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教了。”她不满地说。 她现在教的是八年级英语，按照课程要求，学生们要参观博物馆、地下宫殿和迪斯尼乐园。还有一道题目，请同学们讨论所见过的和理想中的机器人的模样与功能。学生们反应如下：“我连机器人都没见过，怎么想象？”“老师，机器人和人是不是长一个模样？” 或者要求学生们做沙拉，互相品尝。学生又问：“沙拉是什么？”老师也没见过，她只好上电脑查询，再通过多媒体展示沙拉的制作过程。同学们看着，又好奇地问：“好不好吃啊？” 一个课时的任务量，通常用三四倍的时间也难以完成，“班上66名学生，多数人都是在看戏，还看不明白”。 要说明农村教育远离了农村生活，许多例子可以信手拈来。在邵阳县，一种共识逐渐形成，正如教育局局长肖桂华所言：农村教育如果只跟着城市教育跑，永远跑不赢，赶不上。他说，农村教育既要保证相当多的优秀学生进入大学，也要关注那些不可能通过应试教育成功的人，他们可以出去打工，也能回到村里。 “农村教育要担负起改造农村的使命。”长阳铺镇中学校长唐鹏程说，师范毕业后，他在农村工作了近30年，“首先要让学生们通过教育认识到务农也照样能致富。乡土教材实质就是为了培养这种意识和能力。” “现在的学生毕业后，首先选择的是外出打工，而没有想到，我是否应首先利用家乡的资源寻找致富路。”唐校长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在出去打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但唐校长对自己的表现也感到惭愧，如何寻找适合农村教育的模式，他也“考虑得比较少”。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如果方向错了，速度越快就越失败。”王新胜，这位最基层的小学教师，对农村教育的改革提出的希望耐人寻味。 陶行知研究会对农村教育的建议 1．使学校成为农村社区的文化中心 没有农村基础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教育的现代化。陶行知反对用浪费的方法普及穷人不需要的“少爷教育”、“小姐教育”、“书呆子教育”，他反对“城市中心”的教育和“洋化教育”，对于今天端正农村教育改革的方向，有很强的警示价值。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建设寄宿制学校是必要的。但必须防止一刀切地过度撤并学校，造成新的流失辍学和“上学难、上学贵”，造成农村学校的“空壳化”。 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应当通过加强和改革农村教育，使学校成为农村社区的文化中心，为新农村建设发挥积极的作用。 2．改变单一的升学教育模式 陶行知说：“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乃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村中荒地开垦了吗？荒山都造林了吗？村道已四通八达了吗？村中人人都能自食其力了吗？村政已经成了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活动吗？这种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能够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才能希望成功。” 应当认真总结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综合教育改革实行的“农科教结合”，“三教统筹”等经验，并在新的形势下深化和发展这一改革。 3．培养在农村留得住、用得上的教师 重视招聘和培养本地生源教师，他们对乡土更有感情，更容易扎根。克服外来教师下乡支教存在的短期行为，建立城乡互动，促进农村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要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提供外出学习交流机会。要善待代课教师，帮助符合条件的转为公办教师，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妥善安置、补偿不再适合教师工作的老教师。 通过在师范院校深入传播和普及陶行知教育思想，培养一大批有理想、有热情为乡村教育服务的师范生，培养陶行知式的乡村教师和教育家。 4．改变“以县为主”的单一模式，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 各地经济差别和财政收入差别十分明显，单一的“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无法保证大多数欠发达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正常运行，也难以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建议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分别实行以中央为主、以省为主和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全国约有1／3人均财政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县财政有能力担负起农村教育的各项支出，可继续实行“以县为主”的体制；人均财政收入低于全国水平、位于经济较发达省份的县，可考虑实行“以省为主”的管理体制；人均财政低于全国水平的县，又位于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应采取“以国家为主”的管理体制，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承担这些地方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注：《建议》略有删减） 为农村教育规划方向要“多走走山路” 农村教育依然是中国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即使是在国家表示要用“更大决心”和“更多财力”来发展农村教育之后，在湖南邵阳，我们看到，穷县办教育的路仍然走得艰辛。 我们应该承认，自从2003年国务院以红头文件的形式确立了农村教育是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后，农村教育的面貌大有改观。学校越来越漂亮了，设施越来越齐全了，教师学历越来越高了。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农村教育的困境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城乡教育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农村学校仍然“很差钱”；新“读书无用论”蔓延，初中辍学现象严重，农村考入重点高中和重点大学的考生比例持续下降；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不当带来一系列新问题，甚至伤了农村教育的元气；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可能成为国家未来的隐忧。 长期关注农村教育的人都清楚，要让农村教育走出困境，除了加大投入“不差钱”之外，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为农村教育找到正确的方向，为农家子弟多提供几条出路。2003年的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曾经提出了“要紧密联系农村实际，突出农村特色”、“坚持为‘三农’服务”等深化农村教育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但事实上，农村教育改革的步伐非常缓慢，农村教育还是行走在单一应试的道路上。 解决农村教育问题的确不是易事，它是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因为它和“三农”问题交织在一起，脱离“三农”孤立地说发展农村教育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关心农村教育的人，为农村教育寻找出路的人，给农村教育制定政策的人，并不真正了解现在的农村，也不知道农民的需求、农村社会的需求。在农村教育问题上拥有话语权的人，无论学者还是政府官员，其实都是城里人。虽然很多人也是农家子弟，自认为很了解农村，但自从考上大学那天起，他们看农村的视角已经是城里人的视角了，他们谈论的农村其实是记忆中的农村。可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情况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学者和官员也时常去农村调研，可短期调研始终还是不能真正深入变化中的乡土中国，而专家学者们又哪有时间和精力能像当年的陶行知先生那样长期扎根农村？ 更何况，我们现在不少有关农村教育的政策，根本就没有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是不是我们主管教育的领导也能每天早上4点起来，走走那15公里的山路，你就会想出比这个更完美的政策。”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批评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这句话，虽然简单，却一语中的。 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民需求，这可能是很多关于农村教育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执行，或是效果南辕北辙的根本原因。而且，中国农村的情况千差万别，西部农村和东部农村完全不同，各地农民对教育的需求也大相径庭，但我们的农村教育政策基本都是“一刀切”。 这次《规划纲要》提出“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要落实这些要求，教育部门必然还要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我们希望，无论是为政策出台建言献策的专家学者们，还是最终做出决策的专家和官员，都能“多走走山路”。
来源：腾讯网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