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03 09:47 21世纪经济报道
农历己丑年九月中，雨，雪。
2009年10月31日，被誉为中国“两弹一星”奠基人的钱学森逝世。人们强忍着自己的情感没有落泪，天却落泪了，那时天下起了雨。次日，整个北京城被白雪覆盖。
有人说北京入冬来的第一场雪为钱学森而下，“鹅毛大的雪片砸向了人们的内心深处。”东三环一位步行的学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于是，人们开始利用各种方式悼念逝去的大师，各路媒体将目光纷纷聚焦在钱家灵堂。钱家门前的花圈越来越多，有人冒着风雪静静伫立在远方。一个个鞠躬希望唤醒钱老。
在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们打出了简单而有力的四个字：“学长，走好。”
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没有钱学森，就没有“两弹一星”。而钱学森生前说过的话则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是人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钱学森带给中国的贡献不仅仅是航天事业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将技术科学思想带回中国的第一人。他在生前写道，“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们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奖赏。”
钱老一生爱才，举荐无数有志青年。在大师远去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下一个钱学森在哪里？
爱国者
“事业造就人才，人才开创事业。若没有特定的历史时代赋予人们一定的历史使命，绝不会出现杰出人才。”钱学森这番对人才和历史际遇的感慨，正印证了他的求学之路。
1934年，钱学森考取了美国公费留学生。自此便踏上了他航空事业的道路。在那个年代，飞机制造是能够富国强兵的工业技术。钱学森在出国之前与同学罗沛霖的谈话，透露着当时中国的风云交替，他认为不靠政治革命而只靠读书是不能改变国家存亡的。
临行前，导师王士卓曾告诫钱学森：“祖国落后，是我们脸面无光。但是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对自己的国家说三道四。”
钱学森在美国硕士毕业之后，便师从世界超音速时代之父的冯·卡门。美国的科学土壤为他提供了良好的试验条件，在飞机领域迅速取得了成果。
之后，他参与了研制火箭的工作，这在美国实验史上也是头一遭。火箭研制小组的动力装置曾经多次出现故障，导致实验楼充斥有毒气体。最危险的是，有次火箭点火装置发生爆炸，钱学森等人被喷出的气浪打翻。
自此，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便戏称钱学森所在的火箭小组为“自杀俱乐部”。
研究过程中，钱学森的天赋得到了冯·卡门的认可，亲自推荐他参与了众多美国空军的研究项目。
1949年，新中国诞生。钱学森想起了离开祖国时父亲递给他的纸条：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青然而归，灿灿然而返！
钱学森毅然决定回国。师生分别时，钱学森的恩师冯·卡门说：“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是他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推动了航天事业的发展。”
科技帅才
刘邦与韩信曾有过“论将”之争。两人的结论是能领兵者，谓之将才；能领将者，谓之帅才。
“将帅”之分在科技领域，被科学史学家普莱斯重新定义：善与物打交道的人是科技将才，善与人打交道的为科技帅才。
用此定义，观钱学森一生，科技帅才当之无愧。
回国后的钱学森发现中国航天事业的人才体系出现了断裂，于是他把培养人才、扶植人才当作自己的使命。
目前的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和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院士便是钱学森一手举荐。
举荐众多人才的过程并不顺利。经历东西方文化撞击的钱学森深知一个道理：在中国，育才不易，护才更难。他曾写到，人才总有不同凡响之处，一旦冒尖，往往招来各种非议。爱才之心并非人皆有之，而嫉才之人却屡见不鲜。
他对人才的举荐并非限于航天领域。张沁文便是受益人之一。
钱学森曾经因研究农业系统工程结识在山西右玉县工作的张沁文。张在1957年因错划成右派，工作一度停止。在钱学森数次举荐之下，作为农学家的张沁文其后走上了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位置。
现在人们已经无从统计钱学森举荐人才的数目。
“文化大革命”则让钱学森有了新的感悟。他认为大学仅仅是理工结合还远远不够，人还应当了解社会科学。因此钱学森开始下决心努力社会学和哲学。
也正在此时，钱学森开始对科技帅才有了自己的认识。帅才不仅仅是一个方面的专家，要有全面组织指挥的领导才能，要有广博的知识，并且能敏锐地观察到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
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诠释着培养科技帅才的方法。
曾经因入党而彻夜未眠的钱学森，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一生坚持剪贴党报党刊，据称其剪贴的报纸装满了5个书柜。
同时他认为，目前的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有潜力的科学家应当用发展的阳光从中发现新动向，提出新问题并组织人去研究。
1993年，钱学森对产业革命的话题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产业是市场经济中的产业，要用经济效益来衡量其运行结果。社会活动中还有另外一面，即事业。事业是国家在宏观上调整市场经济的各种工作，事业并不等同于产业，所以不能搞“翻牌公司”。
在钱学森看来，鼓励劳动，尊重知识和创造皆为做好事业的前提。
钱学森的发问
温家宝总理数次探望钱学森之后，向国内数位高校校长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下中国培养不出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
提出这样的疑问，与总理探望钱学森时的一个细节有关。
钱学森对温家宝提到的科技成果非常满意，但他却向总理经常问：“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他给总理讲了五六遍。
温家宝总理在其后的文章中提到：钱学森讲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
钱学森对国家的发问，使得总理对中国教育的现状充满了危机感。
2006年岁末，温家宝曾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到钱学森的发问，与座的高校校长回答各异。包括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等等。
《钱学森学术思想》一书提到，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强调学术民主，不论是专家权威、还是普通研究生，大家一律平等发表学术见解。正是这样的学术氛围，令他在科学问道的路上没有迷信权威。离开美国时他将自己编著的《工程控制论》交给冯·卡门，后者告诉钱学森：“你已经完全超越了我。”
同时，生长在中国大变革时期的他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染，国外求学经历更是练就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钱学森夫人蒋英认为，丈夫是一位把中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钱学森生前的一个愿望，便是推动“大成智慧”（Theory of metasynthetic wisdom utilizing information network structured with marxist theory）工程——将科学与哲学结合“集大成、得智慧”。他认为自己花了70年感悟的道理太过长久，希望后辈能在20年间有所体悟。
来源：南方报业网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