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9月24日08:39 中国教育报
当年的北大南街。
如今的北大南墙。
推倒前的北大南墙。
9月5日一早，北京市北四环附近的海淀路便已人声鼎沸。车流让并不宽阔的道路显得格外拥挤，被堵在路上的人们却没有烦躁，个个脸上洋溢着喜悦。这一天是北京大学2009级新生报到的日子，因为离各院系迎新现场的五四路最近，北大南门这个平日里并不起眼的小门脸，获得了难得的尊荣。
其实，就在并不久远的16年前，甚至更近的8年前，北大南门外一堵约600米长的南墙，就曾因其一拆一建的特殊命运，引发了社会公众的集体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公众集体意识层面的反思和论争。而这一切都是和高校与市场、高校与产业相关联的。
法国存在主义大师保罗·萨特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墙》中，一堵墙隔断着生死，也隔断着存在与虚无。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起步到成熟，并不漫长的十几年间，高校与市场、与产业间集中上演了一出风云变幻的大戏，北大南墙的推倒是个开端。
南墙推倒，高校走出象牙塔
在北京大学南门外伫立了40年的北大南墙，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从老城区的沙滩迁到燕京大学校址，老北大演变为新北大，校园扩建也随之开始。当年，北大南门附近的宿舍区被列入首批扩建工程，同时开建的还有南墙这片虎皮围墙。后来规划建成的南墙和北大南门一起，成为为数不多的新北大“第一记忆”之一，在过往的历史岁月里，见证着新北大的诞生与成长。
“推倒北大南墙进行统一改造，其实是开始于包括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一系列办学体制改革。”如今早已远离京城的喧嚣繁华、在厦门一呆就是10年的马树孚，在上世纪90年代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主管过人事，也抓过后勤、基建，经历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面前北京大学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今天看来，当年一些水到渠成的举措，都有些先锋甚至激进的味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北京大学和全国许多高校一样，在“大锅饭”的发展模式下，日益陷入关于效益与公平的深度困惑。1989年，马树孚与时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到美国伯克利大学考察。当时主管人事的马树孚对美国大学教师的工资体系很感兴趣，临别前向伯克利大学人事经理要来了该校教职员工的工资册。“看了人家的工资收入，很震惊啊!当时我就跟丁校长打趣说，人家伯克利大学校长一天的工资是你一年的工资!”马树孚深知，按当时国家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大学教师收入肯定不能和美国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比较，但差距之大仍让他始料未及。
那个年代里，很多北大教师都住校内宿舍，买菜也都是在附近的菜摊。小商贩们以为北大教师收入肯定高，卖菜的要价也就随之水涨船高。“一次，我就看见有老师拎起人家一把芹菜，掂量了半天，还是放下了，让人心酸啊!”当时的情境不由得马树孚不激动，“中国的大学教师物美价廉”，一句玩笑话背后包含着几多无奈!于是，如何能在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改善广大教师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几乎成了当时北大的头等大事。
就在马树孚和他的同事们埋头搞校内人事体制改革，下大力气理顺关系、精简机构、提高效率时，一个推动北大南墙改造工程的导火索出现了。
北大南墙被推倒的前一年，邓小平刚刚发表完振聋发聩的南巡讲话;北大南墙被推倒的前半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次被写入十四大报告。而处于夹缝中的1992年秋天，市场经济的苗头已经最先开始在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身上实践开来。
北大南门外有一段约600米低矮的南墙，不知是谁开的头，在墙根下弄了简易商铺，慢慢地，一些私搭乱建的小商铺伴随着小商贩的入驻而渐成气候，搭个破木棚，扯块破油毡，就开门迎客了。“这些小商贩靠着北大南墙做生意，也是借助北大的资源，有这样的资源，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利用?”当时身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的马树孚这样想，他总能听到学校教师对环境和治安的抱怨：低矮的南墙，小商贩一翻就进入校园了。
于是，怀揣民意的马树孚找到了当时海淀区的主管领导、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胡兆广，带着学校的财务处长、基建处工程师，围着学校周边转，酝酿改造方案，这就是后来广受关注的推倒南墙、建设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事件。“方案出台后，没有钱，就出政策，让所有租用南墙外商业街的业主预付租金，就把南墙改造工程搞起来了。”马树孚说。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就在当年的9月28日，北大资源集团的前身北大房地产开发部正式成立。
1993年3月4日，对于很多身处北大校园之外的国人来说，铲车和推土机的轰鸣声推倒的不仅是北京大学南门外临街的那段600米长的虎皮斑石南墙，更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关于象牙塔、精英教育的特定解读。
“这是一个大悲哀。从现在起，北大不会再出现一个纯正的学者。”一位不具名的北大学生当年的一声哀鸣，借助媒体的力量，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当时有媒体评论说：“不管愿意不愿意，象牙塔的概念在这里消失，而素以重学术、重政治著称的北大人将与市场经济结缘。”而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任彦申则是此举坚定的支持者，他曾说：“产学研结合，中国走这条路，是领先的，这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个亮点。”
对于当时的争议，马树孚仍记忆犹新。时任北大校长的吴树青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经常听闻对北大此举的非议，接连几届会议都是如此。“我就跟吴校长说，校内有意见可以理解，毕竟教师收入上没有体现出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我们不能因为校外的非议而动摇。”马树孚回忆道。
北大南墙推倒后建起的商业街，在非议声中逐渐从零零落落变得喧哗繁盛，很多高校也从中嗅到了面向市场、开门办学的契机。在马树孚记忆中，北大南墙推倒那段日子里，除了招商引资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接待前来取经的兄弟院校。“当时，北京邮电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好几所北京高校都来找我，希望可以效仿北大的做法，开门办学。”作为推倒南墙的重要推动者，或许当年的马树孚并未清楚地意识到，从一段600米长的斑驳虎皮墙到25000平方米的商业街，北大南墙的倒下跨入的又何止是北京大学的另一个时代?
北大南墙推倒的1993年，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程方平还是该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一员，当年该中心作的一项调查显示，全国几乎70%的高校都设有高等教育研究所，核心研究课题都离不开如何使高等教育融入市场经济。“北大南墙的推倒，将高校从象牙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高等教育从外在形象、内在管理到思想观念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程方平说。
或许在今天看来，开门办学之初，高校接轨市场经济的方式显得那样稚嫩而简单，但无论是缘于经济体制改革强大的影响力，还是缘于高等教育强烈的内在需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让象牙塔不可逆转地融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北大南墙推倒后，在北大“走产学研结合的新型高效发展道路，开门办学”思路的影响下，曾经寂静清冷的北大南墙很快成为一条繁华喧闹的商业街，南墙外临街的海淀路也随之变得喧哗繁荣起来。此后，不少高校纷纷效仿，推倒围墙。南墙也不再是北大的南墙，而成为高校走出象牙塔，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一种标志。2000年6月，中国地图出版社当年新版的《北京城区图》上，从北大南门到小南门一段距离，被正式命名为“飞宇网吧一条街”。
对推动这一举措的北大来说，一个最为直观的结果是，南墙推倒后，用大约两年时间收回投资，既解决了部分办学经费，也在北大校园中树立了一种效益的观念。“受长期以来经院式关门办学思想的影响，当时高校办学如何与社会结合、与四化结合的问题还是没解决，推倒南墙可以说是开了个头儿，引进了一种科研成果走向市场的新观念。”回顾过往，马树孚深有感触地说，作为以文理为主要特色的知名综合性大学，以前教师们的科研成果多为学术味极浓的论文、专著，很少延伸到实践环节，推倒南墙似乎便蕴含着某种反思的意味。
作为长期关注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研究者，程方平经历着、也反思着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个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继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如期而至。“北大南墙的推倒，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推动了高校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教育发展进一步打开了枷锁。”在程方平的记忆中，此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更多是“看国外”，停留在思想层面而缺乏实践行动。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融入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高校对教育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是对思想解放的直接推动”。
南墙命运背后的时代更迭
2001年4月13日，北大校方的一纸公告宣告了北大南街时代的终结。虽然公告的原文今天我们已不得见，但其传递出的信息至今在很多当年南街老商户心里仍然印象深刻：根据国务院、国家教委、北京市政府中关村园区管委会、海淀区的指示精神，对北大周边环境进行整治，3天后搬出。此时距北大南墙推倒已有8年之遥。
北大发展规划部相关人士曾这样解读重建南墙的初衷：当年推倒南墙办商业街引发高校效仿，意外地出现很多违章建筑，北京市下决心要集中整治。2001年四环路开通后，道路两侧都要后退50米作为城市绿地，北大南街不得不拆。从北大自身看，南墙商业街邻近学生宿舍区，小店铺集中，外来人口多，影响校园的安全和环境。
一推一建中，北大南墙及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如果说当年北大推倒南墙有很浓重的思想解放意味，那么2001年北大南墙的重建，则更多是基于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一种独立行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至本世纪初，包括北大在内的很多高校经历了一个校办产业蓬勃发展的过程，而这一切均肇始于高等教育向市场经济的融入。
北大南墙推倒后，经历了一个从凌乱无序到异常繁荣的阶段。最繁盛的时候，曾是中关村重要的物流中心，各种商品交易不断。而南墙推到8年后的2001年，北大校办企业科技产业的收入就达到120亿元，是排名第二的清华大学的近2倍，而当年全国的数字不过300多亿元，全国高校校办企业所有产业收入加在一起也只有483亿元。
而此前的千禧年，经过10余年发展的北大校办产业，就已经巩固了其在我国高校企业中的强势地位：北大方正的汉字排版系统控制八成国内外市场份额;北大未名集团下属的科兴生物技术公司，其基因工程干扰素占国内六成市场;北大旗下共有7家公司在内地及香港上市。当年，北大校办企业向学校上交现金5000多万元，其中还不包括研究经费在内，而当年国家正常拨付的办学经费只有1.2亿元。
当年5月，时任北大校长的许智宏在与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温对话时曾这样谈及北大南墙：“南墙有商业的用途，有历史的原因。拆除南墙时学校经费很少，所以要造一点楼，给人家做生意，赚钱。现在北大有这么多的高科技产业，做得非常好。北大南门从北京的规划来讲，造新房子不太有利，而且对我们的宿舍区不是非常有利，所以我们同意北京市政府的规划，把那地方重新移掉，把校园弄得更美丽。这样，在校园外面发展产业，学校里更重视教育、科研。”
2002年的一场大雪过后，北京气温明显回暖。阳春三月的一个周末，海淀路上行人寥寥，北大南门外一堵高约两米的新砌水泥墙主体已经完工，七八个建筑工人正在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不时高声说笑着。当年的11月19日，由北大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两家公司共同发起创建的博雅文博馆亮相北大南街，今后将在这里开展中国陶瓷文化研究，并进行相关培训。“这是南街上第一家企业，也是最后一家。因为一楼的其他门面房都属于学校行政办公用房。”作为过往北大南墙推倒和重建的具体执行者，北大资源集团董事长巩运明这样定义着北大南街这家企业的地位。
北大的每一次发展、进步、变革，似乎都刻上了太多的时代烙印，又有着太过强烈的风向标意味，校方往往始料未及。2001年重建南墙时，面对社会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时任北京大学主管校办产业副校长的陈章良曾对媒体表示：“南墙一拆一建的轮回，不是封闭和终止，而是预示着更高层次的开放和发展。”
陈章良当年这番表述的背后，是全国高校经历与市场结合、与产业互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根据2001年的一项统计数据，80%以上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集团)以及大部分省市都与高校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合作开发或转让成果20多万项。仅2001年，高校就创办科技企业1993个，控股与参股上市公司38家，销售收入452.26亿元，实现利润31.88亿元，创造就业岗位23万个，企业开发生产重点新产品1754个;高校在科技攻关、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方面与行业部门合作，积极转化科技成果，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了条件。
2001年北大作出重建南墙决定时，马树孚已经离开北大两年。南墙的命运变迁对于他，更像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从稚嫩到成长、成熟，循着自己的生命轨迹，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南墙重新围合也比较自然，毕竟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什么都在改变，南墙商业街也完成了它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使命。”在马树孚心中，北大南墙的兴衰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将学校办学面向社会、面向产学研结合的原则向前推进了一步，当年利用周边资源条件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也确实为后来如北大方正等校办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南墙集体记忆下的产学研结合之路
“目前，信息技术学科的产学研合作可以说是最普遍的，北大方正集团就是典型的代表。”已经在北大校园里学习生活了5年多的北大信息科学学院2008级硕士生姚斌，对北大南墙颇具戏剧性的那段历史并不熟悉，和他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北大学子一样，关注市场、关注产业、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对他们而言早已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而在75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国家风冷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主任任世瑶的科研经历中，曾经却是另一番景象。“企业的需求和高校不一样，直接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场，而当时好多高校教师并没认识到这一点。”
“当时是计划经济，生产什么都是立项设计好的，如果没立项就没办法弄。”任世瑶回忆说，1992年以前，一般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更多地指向职称评定、职位升迁，对满足一些企业的重大需求，总体上有欠缺。“记得当时的空气动力学教师，喜欢搞尖端，都不愿意搞风冷设备研究。”上世纪70年代，全国兴建的很多化工厂面临因设计不合理导致的能源浪费问题，任世瑶拿出设计方案去找工厂时，便不时听到质疑声，说他的做法有“方向问题”。
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直到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地位，直到北大南墙推倒在全国高校掀起波澜，这个“方向问题”才在人们心中逐渐退去。得益于由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教育领域观念更新和思想解放，产学研结合之路开始越走越宽广。
从1993年到2001年，8年轮回，北大南墙的推倒又重建，让公众有机会重新审视、反思一个关乎高校产业发展走向的命题。虽然在曾经的北大人和如今的北大人眼中，南墙一拆一建更多是在媒体表达的公众意识中的标志性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代赋予北大南墙的意义已远远超过其本身。1993年，北大南墙推倒办商业街的举措，作为育人和科研的大学走出象牙塔与市场经济结缘的典范，带动了中国高校校办产业发展的新一轮热潮。在当时的远景规划中，北大南街是北大科技园乃至中关村科技园的一部分。
2001年，作为全国高校校办企业改制试点的样板——北大方正的“母体”，北京大学重建南墙的举动无疑引发了关于校办产业体制改革方向的猜测。当年身处舆论漩涡中的陈章良曾这样表达：“此时此刻，在校办产业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北大南墙又要重建，人们自然对这一举动背后隐含的校企发展方向和大学教育、产业的重新定位特别关切。”
“我曾跟北大主管后勤的副校长鞠传进开玩笑说，南墙拆了又建，早晚还得拆。”马树孚说。其实，这又怎会是句玩笑话?在争议声中经历了破旧立新的北大南墙的推倒，在南墙重建时处于置身事外的超脱境地，马树孚却没有意想中的轻松。在他的设想中，若干年后北大南墙都要拆掉，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四环路以北都没有围墙，让青青的草坪和琅琅的书声融入周围的环境中。
相对于这次曾被媒体奉为“回归学术本位”的北大南墙重建之举，程方平更认可推倒南墙的开拓性意义。“以往教育领域的改革多是自上而下，而在市场经济思潮的冲击下，到了1993年，底层的学生、百姓的个体意识被唤醒，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和自上而下的动力得以结合。”程方平认为北大南墙推倒开启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正是从那时开始，大学生取代教师日渐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高校开始探索开放的、人性化的管理模式;一些涉及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也相继出台。
如果说北大南墙推倒的初衷是为了填补高校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那么如今，曾经的期待已经成为现实。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高校科研经费总额达到654.5亿元，其中半数来自于企事业单位和地方委托的产学研合作项目。
“据统计，高校每年会产生6000-8000项科技成果，这些科技成果如果不被很好地转化和产业化，会使国家前期的大量投入付之东流，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身处产学研合作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葛朝阳，深知市场、产业对高校的意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年北大南墙的推倒作为一个具象的举动，不期然打开了高校与市场之间横亘已久的那堵“墙”。如今，面对市场、产业，面对日渐成熟和理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校与市场的因缘更是如梦如幻。一种观念对一个领域的改革创新所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得到了最充分的诠释。
对于很多90年代中后期在北大读书的人来讲，他们对北大最初的印象往往始于南墙。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火车，拖着疲惫的身体，扛着大包小包，半梦半醒地坐着迎新校车，穿过正在挖沟的白颐路，晃晃悠悠来到北大。当时的北大南墙对于他们，是一段全新生活的开始;而经历过风波的北大南墙似乎早已不仅仅属于北大，而承载了一个时代关于思想解放的寄望。或许在新的时代，新的历史机遇面前，它还将演绎出一段新的历史，一样精彩，一样厚重。（记者 柴葳 ）
来源：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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