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08月01日 11:31中国经营报
——访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增俊教授 江海波 历史中为什么有一些民族衰败？就是用旧经验来回答新挑战的结果。我们如果仍然延续几千年来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怎么带领民族走向未来？我们现在只把学习知识作为得分数、升学、得功名的工具，我们如何走向未来？一个民族的主流群体都只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管社会发展到哪一步，如何走向未来？ 当下大学生之就业问题，并不是“大学扩招”所带来的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而是我们整体教育设计和体制上的失败所致。甚至，在它的背后，是我们整个民族在最基本的“教育观”上迷失了数千年的一种后果。 “教育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自我定义。”一个国家要迈向现代化，必须是她的国民在心智、意识与知识体系上首先实现现代化。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冯增俊教授长期从事教育理论、比较教育学以及教育现代化、教育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他用一种行家的系统视角和一种深邃的历史观来观察我们当下的教育问题，其所揭示出的我们全民族在“未来问题”上正遭际的巨大危机，发人深省。 《中国经营报》：目前大学生就业困难与我们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有什么关系？ 冯增俊：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教育体系设计和我们个人发展以及市场的距离太大。 我们办学一直以来关注的是考试、升学率。现在我们每一个年级，每一个阶段都靠一份卷子、一次性考试来完成，直到高考“一考定终身”，这是中国所特有的。 这种一次性考试不仅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也影响到学校，影响老师，影响家长，影响社会。分数与升学率有联系，升学率与学校的名声、校长的社会地位、老师的酬劳都有联系。而这种教育体系设计，与社会发展却没什么联系。所以我们的教材无论改到哪里，都要服从这个指挥棒，一切为考试服务。 美国也有高考，比如数学，他们是一年考4次，考生将自己认为已经是比较理想的成绩送到想要报考的学校或相关机构。美国所有的公立中学开设同样的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以及要报考的大学选择相应的课程。在课程结束后学生拿着自己的成绩去想要读的大学报名。美国的3000多所大学是相互衔接的，如果你没有钱，可以先在社区学院读两年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然后再去哈佛大学读三四年级，这样可以省一半的学费。 所以，在美国，优秀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去理想的学校。不像我们，一次性考试，考不好，即使你是优秀生也就完蛋了，只能被限制在一般的学校了。 要解决大学生就业这个问题，关键是改善我们的教育设计。现在很多人说，大学扩招了，文凭贬值了，就业困难了，读书没用了。这种观点是受传统教育观的影响。如果是这样，那美国办那么多大学干什么？美国适龄青年上大学超过80%，而我们才刚过20%。我们的教育观要改。 《中国经营报》：我们的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衔接距离很大，学生在普通高校里一般都没有得到什么职业素养的教育。 冯增俊：发达国家没有专门的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职业教育就是太职业，普通教育就是太普通，两类学生差别太大。我们的职业技术学校和普通教育学校就是用分数把人分流，这是最大的问题。学生进入职业技术学校不是因为他那个方面很优秀，而是因为他分数低，是差生进职业学校。我们的职业教育“标签化”太厉害，它不是一种自由选择。在美国等国家，老师觉得你在某方面能够做出成绩，就会推荐你上职业技术学校，上了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也可以走向研发等高端领域。 但我们的学生，学习技术就丧失了学习理论的机会，学习理论就丧失了学习技能的机会。在德国、美国，学生有很多机会不断地向上发展，可以根据需要不断转学、升学。我们的学校之间是完全割裂的，比如在深圳技术学院学得好的学生，本应该可以到华工来学习的，但现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经营报》：我们从古到今，教育都是围绕着人的身份进行的，这一点一直没有真正改变过。 冯增俊：中国教育与国外教育的演变过程是不一样的。中国从古代到现代教育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的。西方从5世纪到十五六世纪，教育都是围绕着宗教进行的。中国古代教育是在灌输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统治，营造剥削合理，鼓励读书成为上层阶级。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只要你苦读书，就可以进入上层社会。一旦金榜题名，就彻底改变了人生，所以我们很多人奋不顾身把一身都赌在了科举上面，这对我们整个国家的民族心态有很大影响。 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将“人”又找回来了，从找回“理论的人”，到找回“现实的人”，到现在“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人”，他们的教育设计是给“人”的各种需要创造条件的。 “状元风”之类的现象说明我们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很盲目，这是旧教育观的延伸。华南师大附中往年有很多“状元”，今年没有。但是，他们上重点大学的录取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几，这才是应该鼓励的，而不是去关注个体的“状元”。华师附中搞了一套教学标准，学生在中学阶段要学习8种技能，这就是很好的实验。详细要求我们的学生各阶段应掌握什么样的技能是很有必要的。 国外的课程安排更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每个阶段要掌握什么样的技能都有详细的要求，这是我们普遍不具有的。 《中国经营报》：我们现在用了很多办法来缓解大学生就业的压力，这些办法能否解决我们深层次积累下来的矛盾？ 冯增俊：历史上，在法国、美国和日本，都曾经因为大学生的问题引发了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是社会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产生了巨大分歧和严重对立，但是没有人关心，社会要转型，没有人研究，所以要付出代价。 这一届政府就要承担以往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错误，投入很多钱来保就业，这样虽然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掩盖了教育与社会的不和谐、相互分离的问题。 当下的中国，我们要研究如何实现转型，而不是一味地解决表面的问题，不光治标，还要治本，所以大学生就业问题还要从整个教育制度上来思考。 我们国家别的东西好改革，一旦触及教育的问题就很复杂。很多居于高位的人还是简单地从考试读书升学来看教育，这是最麻烦、最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教育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自我定义，一个民族希望未来发展的道路是怎样的，就会有怎样的设计。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对我们未来的定义还是不清楚，教育发展得很盲目。 英国历史学家唐恩比的著作《历史研究》讲，历史是回答时代挑战的过程，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挑战，你怎么来回答就是历史。历史中为什么有一些民族衰败？就是用旧经验来回答新挑战的结果。我们如果仍然延续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和考试制度，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怎么带领民族走向未来？我们现在只把学习知识作为得分数、升学、得功名的工具，我们如何走向未来？一个民族的主流群体都只想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管社会发展到哪一步，如何走向未来？ 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以来有三个很有名的教育名言：一是“人民教育人民办”，鼓励大家为教育出资盖房子，但其实，教育应该是政府的工作；二是“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教育”，被世界耻笑——教育的投资回报比基础设施还高，怎能“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教育”？三是“高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是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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