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农民进城务工网 舒夫 2009年6月26日）

 

近几年，就业形势压境，每年将有数百万高校（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新读书无用论”一度蔓延，导致农村（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中生流失相当严重。

教育部《200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毛入学率仅为51.37%。

66%以上的农村学生（尤其农民工随迁子女，初一流失10%，初二流失50%，初三流失80%）在勉强接受完义务教育后，走向城市打工。

农村（进城打工随迁子女）孩子就算能顺利考上大学，其付出的成本在短期内也未必能够收回。读书期越长，家庭经济压力就越大，有数字显示，高中、大学阶段的家庭教育，（尤为农村家庭）支出在子女所有花费中的比重分别为45%、65%，农村家庭，教育花费是他们的“首要开支”。

绝大多数农民和低收入者内心是渴望孩子读书出人头地的，但当他们面对着高额的教育代价以及暂时的“零回报”时，感觉有点“亏本”。

 

“趁早学一门技术，将来有个好生路”，这已是普遍（特别是农村）家庭，对子女前途最时髦较满意的规划设计了。而对于孩子本人，早早就业谋生，做自己想做的事，走自己觉得轻松地路，这也不是不好。将来条件允许，再通过“成考”或“自考”，同样也可圆个“大学”梦。

 

在调查中，湖北有一位16岁（读完初二离校）的小保安这样告诉记者：“我现在能自食其力了，再也不为难家里了，单位管吃管住后，还能净挣800元/每月，如果还在老家上学，家里没钱供”。他的一丝微笑是满意的。

另一位来自四川的小姑娘告诉记者：“像我们老家，对女娃读书就不是很重视，再加上现在好多的大学生都找不着事做，更加不想读书了，我们一个班45个同学初三不上的，起码有30个，有的去上海、有的到广州、同我一同到北京来学理发的就有6个哦”。

是啊！大学生都没了铁饭碗。“早打工，早挣钱，早实惠”？

 

1、成绩不佳，确实跟不上班，读不进了；

2、其它种种理由（如早恋等）放弃高中教育；

3、就读的学校环境不理想而有无法转至它校；

4、某些高中教育机构机制、硬件、软件很不健全；

5、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出现“读书无用论”的社会新气息；

6、家庭生活环境、经济情况极差；

7、社会用工出现“技工吃香”大好势头；

8、“大学生” 荣耀度下来了，如：湖南一些乡村深受“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出现家里“有大学生不再是荣耀”的现象，湖北省部分农村“读书无用论”也在蔓延，中学乃至小学辍学现象都很严重。上世纪90年代末前，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大学生”这个金子招牌还是很耀眼的，是农村学生学习的榜样，但如今他们大学毕业也都不能就业（特别2007年来的就业形势严峻），农村学生以及家长打击甚大。对于农民这个特殊群体，我国的教育改革有待更进。

 

1、普通高中就读率逐年下降。近几年，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投入度的加大，全国普通高中招生连续两年下降。相关资料显示，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曾经向社会报告过：2007年至2008年，我国普通高中招生连续两年都比上年下降。2007年普通高中招生数为888.35万人，比上前一年下降0.78％；2008年招生数为884.68万人，比前一年下降3.26％。

2、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发展提速。2008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达到913.89万人，目前全国在校“中职生”达到2214.44万人，招生规模已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53.33％。职高与普通高中招生比例明显加大，2007年至2008年，在校生比例从51.5：48.5到58.6：41.4。

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对技能型人才有旺盛需求的城市（企业），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还要大于这个比例。

3、普通高中招生连续下降的原因：

一是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刚刚度过一个高峰期；

二是国家促进高中阶段普职招生均衡的相关政策发挥了作用，其中贫困学生资助体系进一步健全，每年中职教育有近2000万人受到国家财政资助，占中职学生的92％。2008年，各级财政用于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助学金将达到190亿元，也就是所有农村学生和城镇低收入家庭学生都能得到资助。

普通高中教育已有点影响高等院校获得生源最大“短路”现象了。

 

 1、既然读书无用，农村家庭收入方式又体现不出一个初中生的价值，打工挣钱就成了惟一的选择。初中毕业去打工，尚处于“未成年工”，这是与《劳动法》相悖的，然而有些单位偏偏要用。

2、每年有3000多万低文化无技能的“童子军”流向社会，600多万的高才生找不到工作；

有一技之长，找工作当然容易，而“技能”却成了农村孩子外出打工的障碍，进入地城市的职业学校大部分闲着，还大有放长假者，这些“童子军”也想接受培训，也非常需要培训，也确实有必要对他们进行培训，但，无钱。起初，这些“幼群”只能通过亲友和跟随(“老打工”的)亲友，干一些简单的粗活，报酬极低。文化和技能的不高，导致他们（如果不加强学习，至少5——8年内，乃至终生）不能成为合格的劳动者。难找工作，收入无保障，谈何家庭和个人脱贫？

 

1、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中央政府决定：2010年底，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2、国务院已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400亿元（不含其它部委和社会工程，如“阳光工程”、“雨露计划”、“温暖工程”、“金嫂工程”等），全力扶持职业教育。

3、教育部门在不断扩大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到2010年底，使60%以上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中等职业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将他们培养成较高素质技能新型实用型人才。

4、除国家层面的职业教育计划正在逐步健全外，民间的职教助学力量也在逐年加大。

在北京，如：中华职教社，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北京百年职校，北京礼文中学等。

5、然而中等职业学校的学习生活费用，要高于普通高中。许多农村的贫困家庭因为无力负担职业教育学校的学费，而无缘让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目前，“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扶困助学体系基本建成，“高职院校”贫困生资助已经纳入国家助学贷款政策范围，而“中职教育”助学制度尚未建立。

 

 

 

 

（2009年4月23日 据: 北京教育科研网）

4月22日，英国政府新增6.55亿英镑预算用于推动中学后教育（post-16 education）的发展，确保每一位年轻人在16岁的人生路口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不管是选择继续读书还是接受培训，政府都会为他们提供足够多的机会和位置。这项额外的投资有助于缓解青年失业问题，在整个经济低迷期，政府还将不断追加对技能培训的投入。

英国政府此举也消除了一些学校担心资金不足的顾虑，因为这些学校未曾料到求学人数突然增多。这次增加的预算相当于给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许下了一份“9月保证书”，每名学生都有继续学习或参加培训的机会。2009-10年度和2010-11年度，政府还会分别追加2.51亿英镑和4.04亿英镑的投入，确保54400多名学生可以在今后两年找到学习或培训的位置。到那时，英国参加中学后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人数量将超过155万人，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还将从基建项目经费中拿出8000万英镑支持专科学校建设，这些专科学校主要招收对象是16-19岁的年轻人。

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大臣鲍尔斯说，政府会确保年轻人的中学后教育得以延续并会为此买单。鼓励年轻人继续留在学校或参加培训对于经济复苏非常重要。

 

百余年来,美国政府和有关教育组织从适应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在各个时期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措施和政策;一方面十分强调不断提高中等教育的普及率;一方面极其重视提高教育质量。可以说,美国高中教育追求的是以学术能力为内核的全面质量、整体质量的提升,走的是一条内涵发展和质量型普及之路。

 

 

  在发达国家中，英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并不突出。因而多年来，对德、日、美、加等国职业教育的研究著述较多，而对英国职业教育的研究，特别是系统研究则较鲜见。翟海魂博士的《英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是目前见到的相关研究成果中较为完整、系统的一份。

职业教育最早产生于工业化国家。许多工业化国家在创造人类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了被世人称道的职业教育模式。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国家都有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做支撑，而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都比较落后。西德和日本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振兴本国经济的经验固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英国忽视职业教育的教训更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其一，中等职业教育薄弱是战后英国经济衰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英国是一个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国家。它在世界上最先发轫了工业革命，且最早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并建立了强大的“日不落”帝国。直到19世纪末仍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居于领先地位。20世纪以来，英国逐步丧失其工业优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美国、西德、日本、法国赶超，其经济一直处在走走停停的“英国病”状态。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已无可挽回地由世界一流大国沦为二流国家。英国由盛转衰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有其深刻的历史、政治和国际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原因，应该说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中等职业教育相对落后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战后西德、日本依靠职业教育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与他们相比，英国职业教育体系薄弱，缺乏中等层次的职业学校，综合中学中的职业教育又没有到位，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足够数量的熟练技术工人，直接影响劳动者素质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16岁以上的学生接受全日制教育（相当于我国的高中阶段）的只有40％，仅是美国、日本和荷兰比例的一半。进入90年代以来，约30％的英国青年在16岁完成义务教育后便停止全日制学习，去从事低技能、低收入的工作，使工商企业聚集了大批16岁以下的劳动者。现有劳动者中，30％属于低技能者，而德国的相应比例只有17％。英国每年由于技术水平低而造成的损失达100亿英磅。这怎么能不居人之后呢！？

其二，中等教育的升学导向对教育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1944年教育法案后，文法中学、技术中学、现代中学共同成为英国实施中等教育的机构。60年代后工党发起综合中学运动，使技术中学和现代中学逐渐消亡，英国的中等教育主要由综合中学实施。综合中学里为升学服务的学校居主导地位，而职业教育却受到冷落。20世纪80年代，约有一半的综合中学没有职业教育的教学安排，多数学校也是把职业课程安排给想提早离校或是补修的学生。名为升学和就业兼顾的综合中学，实际成了单纯升学导向的文法中学的翻版。升学导向课程使许多青少年学习成绩下降以至厌学和辍学。80年代末，英国结束中等教育的16岁学生参加考试，只有20％的学生能够通过最具“学术性”的普通教育证书考试；40％左右的学生获得中等教育证书；被看作是能力“最差的40％”的学生则得不到任何证书。在国际经合组织25个成员国中，英国17岁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人数居第20位，远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瑞典、法国等国家。在已通过义务教育阶段考试的学生中，有50％的人5门功课在良好以下，多数学生英语和数学达不到要求；技能水平不高，走向社会后遭到雇主的排斥；即使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后两年仍有超过10％的学生辍学。为什么会如此呢？这与长期以来中等教育“以考试为指挥棒”有直接关系。每个教育阶段都是为了适应将要进入下一阶段的那些少数“好学生”，导致那些学得不够好的大多数学生成了牺牲品。

其三，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方针不能动摇。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历来是个复杂的问题。作为教育与职业联接的主要桥梁之一，它既具有教育的一般属性，也有与职业相对应的产业属性。如何平衡二者关系是个国际性难题。职业教育层次上移反映了国际职业教育的一种趋势，但上移程度以各国的人才需要和经济实力而定，不能盲目追求。对我们这样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等职业教育仍应是职业教育的发展重点。近年来英国也总结历史教训，重新确认从14岁开始职业选择的可行性,努力扩展和加强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当前，不少地方针对我国现存的中等教育双轨制提出质疑，主张发展综合高中，以此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但通过考察英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综合高中并非是中等职业教育走出困境的良方上策。事实上,综合高中是一种以校内分轨代替校外分流的教育机构，解决不了双轨制的弊端。相反，综合中学学术性课程不如文法中学，技术性课程不如过去的技术中学，成了“平庸”和“低质量”教育的同义词。对于作者的这些研究结论，我们应该认真思索。

当然，英国的职业教育也并非一无是处，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如英国的职业教育立法。英国政府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注意通过立法程序来调整、把握职业教育的发展。立法一般是按照固化的模式进行的：设立委员会——写报告书提出建议——政府发布白皮书——通过法案实行法制化，这对于英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再如，英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英国于1986年着手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并由国家职业资格委员会制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职业资格体系。职业资格体系共分11个类别、五个资格等级，五个资格等级分别对应于熟练工人、技术工人、技术员、高级技术员及专业人员。而且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教育证书的相通，大大增强了职业教育对青年人的吸引力。还有他的现代学徒制度。到2004年，大约有1/3的16-24岁青年在工商企业进行18-24个月的学徒，边学习、边工作，工学交替，既获得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又获得一定的工作报酬。学徒结束后可根据个人意愿，或选择新的工作岗位，或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继续深造。这个措施体现了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有机结合，反映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

对中等职业教育演变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本质特征，开阔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作者长期从事职业教育管理工作和政策研究，先后担任省教育行政部门的处、厅级领导工作，曾参与起草国家《职业教育法》等重要文件，同时兼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和中专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对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有较深入的了解，对职业教育工作有深厚的感情，在职业教育研究上有一定积累。其成果既体现学术前沿又贴近决策实践的意图是鲜明的。从生产力角度讲，工业化国家的过去就是我们的今天或明天。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从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能很好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发展我国职业教育，除了根据我国国情在实践中进行不懈的探索外，认真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职业教育发展历程，进一步了解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借鉴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使我们少走一些弯路，海魂同志在这方面的学术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在为各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成为各国中等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等职业教育的这一地位在许多国家并未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而受到冲击。

美国是一个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50%的适龄青年可以进入高校学习。即使如此，中等职业教育在美国依然生机勃勃。不仅所有的综合中学开设职业教育课程，而且还设有专门的职业教育中心和职业学校。据统计，在全国近5000所综合高中里，有15%―20%的学生就读职业科。此外，全美国还有225所专门的职业技术中学。为了使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更加富有成效。美国还有47个州建立了2000余所地区职业教育中心，采取资源共享的方式，为职教中心周边的综合中学的高中生开设职教课程。①在美国这样一个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尚如此，在其他只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国家，中等职业教育的地位更不用说。比如，在瑞士，1997年全国约8万名9年义务教育毕业生中，只有15%的学生进入普通高中，有25%的学生进入职业学校，还有60%选择了学徒培训。②又如在瑞典，1998年全国高中学生中，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在校生之比为45.7∶54.3。③再如在英国和德国，前者1990年中等教育在校生433.56万中，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就达48.04万，后者1991年中等教育在校生总计599.2998万，其中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达197.0633万。??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8年曾统计过38个国家1996年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学生所占比例。其中，低于20%的有四个国家，20―30%的有7个国家，30―40%有6个国家，40―50三个国家，50―60的七个国家，60―70的六个国家，高于70%的5个国家(其中四个是发达国家)。⑤按照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目标，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将达到15%。这样，到2010年时，从理论上说，至少有85%的适龄青年上不了大学，他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在完成9年义务教育之后会选拔中等职业教育。其原因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各部门对劳动力道德、文化和技术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将会发现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是多麽的困难，因此，高中阶段的中等职业教育将是他们理想的选择，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中等职业教育必须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学生或可凭此去谋生，或可凭此获得继续深造的基础。即使将来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水平达到20%或者30%，那也有80%和70%学生上不了大学，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依然广阔。那种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将为高等职业教育所取代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民办教育遭受五大冲击 举步维艰盼政策"撑腰"

中国网 china.com.cn/news　时间： 2009-06-08　责任编辑: 柴永强

“民办教育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柴纯青开门见山。

这一天，是2009年5月15日，“如何振兴中国民办教育”研讨会正在北京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大厦三楼会议室举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社会征求意见以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已经将“为教育改革与发展建言献策”专题研讨会办到了第六场。

与会的民办教育界代表、专家学者、政府官员、政协委员凡数十人，没有人在发言中对民办教育的现状满意、对未来的前景乐观。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董事长马自雄的发言很富冲击性：“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7年以来，民办教育已经遭受到了5次大规模的冲击。最近的这一次，也许会有一大半民办学校阵亡。”

第一次冲击：《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

时光倒流到2004年3月18日下午，新华社刚刚全文公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其中第六条规定：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并应当经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条件批准。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和基本教育教学设施，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

敏感的马自雄立即去找学校的财务主管：公办学校有没有非国有划拨资产？有没有非国有划拨经费？财务主管回答得很干脆：都没有。

马自雄的心一沉，他知道，一场来势汹汹的游戏已经开始上演。

各地的(公办)“名校办民校”行为，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顶着北京四中、人大附小等品牌资源，雄厚的师资依托，政府在用地、校舍、设备方面的强力扶持，使这场“假民办”与“真民办”争夺生源大战的结果，是前者的步步紧逼，后者的节节败退。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的学校，在那个时期关闭了7所；而北京汇才中学董事长侯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民办学校每天都在死亡。

业界愤愤不平，意见提了一箩筐，但没有人能撼动垄断了行政权力的教育主管部门。“假民办”一边享受着国家投资的土地、设备、师资等好处，一边享受相应的税费减免，同时又得到了高收费的回报。“这让我们哭笑不得，名校办民校，原本就是用了纳税人的钱，那么，你就不该二次收费啊。可你看看，一个利益集团却要把两头的好处都攥在自己手里”。信力建说。

在出席著名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苏州市原副市长朱永新举办的一次教育论坛时，看到民办学校在校生节节攀升的数据，马自雄忍不住发言，提醒与会代表注意“节节攀升的背后”，“那就是洗牌，假民办的数量上来了，真民办下去了，更多的真民办，只好转向了幼儿园教育。”5月18日一早，马自雄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第二次冲击：民办非企业法人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都成了民办非企业法人，不伦不类，不事不企，成为另类”。5月15日，马自雄在发言中说(“民办非企业法人”概念源自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第251号令《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编者注)。

于是，民办非企业法人的称谓，从11年前开始散见在民政、工商、教育的多个法律法规当中。按照柴纯青的解释——从纯粹的学理上来说，教育是公益性事业，发达国家的出资方通常都不求回报。而企业恰好是以利润为取向，与学理背道而驰，于是乎就创造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问题是，中国法律体系内的法人一共只有4种：机关法人、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民办非企业法人不属于上述4种中的任何一种。

“有些政府部门怎么对待我们呢？单独列一个标准，公务员们也不知道怎么管。仿照机关、事业、社团法人管理呢，好像都说不大通，最后还是当成企业对待，民办学校的负担自然就加重了。”马自雄在发言中说。

还不仅仅是负担加重那么简单。既然不是企业法人，民办教育促进法中的“合理回报”又从何而来？在当天的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教育界权威学者杨东平表示，7年前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之时，重点放在了“促进”上，模糊词汇却出现在了法律之中——它允许“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

与会者的共识是，社会早已习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办学校，“民办非企业法人”的定位，让“合理回报”变得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第三次冲击：民办教师的二等公民地位

2008年初，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湖南省2008年一号文件，明确湖南全境民办教师一律以事业单位标准办社保，引起民办教育界的一片欢呼，信力建在博客里就对此大加激赏。

不仅是湖南一家，浙江宁波、嘉兴、安徽宣城也已依样画葫芦，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上海市即将召开的民办教育工作会议上，也将对此予以明确。只是，在5月15日的研讨会上，民办教育界代表所能讴歌的典型，翻来覆去还是这几个，主办方甚至将宁波市教育局局长沈剑光和宣城市教育局局长杨邦孝请到了现场介绍经验。

更多的民办教师，还处在“二等公民”的地位。春节前，在北京市某民办中学工作了11年的教师王君梅(化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第一个月的退休金，只有区区1300元。她曾经在北京市东城区一所公办小学工作过20余年，把自己的经历告知社保部门，追回公办学校龄，退休金在3个月后变成了1680元。但她再看看原来公办学校与她同龄的老同事，退休金都能拿到3200元左右，整整是她的两倍。

2007年9月，江苏省出台文件，该省民办教师一律以企业标准办社保。让马自雄叫苦不迭。军心开始浮动，马自雄别无选择，咬咬牙，加大投入，在企业标准社保基础上额外给教师购买补充保险，以拉齐与事业单位社保之间的鸿沟。

马自雄清楚地知道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的师资状况：“30岁以下的年轻教师不太在乎，一是他们离退休还远，二是他们喜欢自由，不愿意回到原来的体制中去。但中年教师就不一样了，人一到40岁，肯定就要考虑退休后的问题。”

“我在这里呼吁，要像湖南省那样，给民办教师按照事业单位标准办理社保”。马自雄在5月15日的发言中说。次日，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明言：相对于“民办非企业法人”这个瓶颈，民办教师的“平等公民”地位更为重要，“因为教师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他翻开《民办教育促进法》，把第四章的部分规定念给记者：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民办学校教职工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会活动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权利。

“法律写得非常好，可惜只是观赏法。”马自雄说。

“《民办学校管理条例》也必须修改了”，与会代表、宁波市教育局民办教育处处长严新乔说，“否则教师身份不伦不类”。

第四次冲击：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

2005年，农业税开始免征，教育费附加改为国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承担；2006年，《义务教育法》在20年后获得修订，彻底改变了“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局面。至2007年底，义务教育阶段的“两免一补”(免学费、书本费、补助寄宿生住宿费)惠及全国农村；至2008年9月，城市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工作也宣告完成。

“两免一补”的背后，自然是国家财政的投入。2007年，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从上一年度的3.01%骤增至3.31%。按照2007年24万亿的GDP计算，当年教育经费大幅增加了740亿，“其中的大部分用在了‘两免一补’上”，每年负责主编《中国教育蓝皮书》的杨东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民众欢呼的背后，一批民办教育出资人黯然出局。北京律师田坤出席了5月15日的研讨会，并介绍了他在2007年帮助一批河南省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较争取到“两免一补”的过程。在他依法介入之前，河南省教育主管部门曾经作出决定，“两免一补”只惠及公办学校。

“这实在是奇怪的逻辑。”田坤说，“因为河南上报给中央的在校生数量，是按照2004年的统计上报的，那个统计里面，包含了民办学校在校生。”

张海军作为河南省农村民办学校代表也参加了5月15日的研讨会，“农村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主要就是靠学费、书本费、住宿费勉强维持运转，现在国家不让收费，如果不补给我，我就只好关门了。”

他并不是河南省农村民办学校出资人中最悲惨的一个。他在会议上表示，他的一位朋友，当初用自己的宅基地办起的小学，最终因为“办学条件差”而未获“两免一补”，学校关门之后，已沦落到靠养两口猪维持生计的地步。

会场的发言突然变得激烈起来，数位与会者指出，张海军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介入，并非主动为之，而是当地政府百般劝说的结果——为了完成“普九”指标。“现在政府有钱了，最近七八年间财政收入节节攀高，就开始过河拆桥了。”

“两免一补”的阵痛尚未化解，绩效工资的冲击又接踵而至。

2008年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国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同时对义务教育学校离退休人员发放生活补贴。

这无疑是落实《教师法》第六章第25条之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的重大举措。但在马自雄看来，却有一半以上的民办学校挺不过这一关。

春节前，3名骨干教师从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离职，重回公办学校的怀抱，到今年5月，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7名。军心再度不稳，马自雄只好再度追加投入。

他已经有过计算，无锡金桥双语实验学校需要平均在每名教师身上追加投资1700元/月(每月实发的追加工资为1300元，乘以1.34的社保系数之后为1700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这所学校的特色办学已经形成品牌效应，每年招生都能维持六选一的标准。“我能挺过去，在民办学校里，我的流动资金还算雄厚。实在不行，我也只好提高收费，那个时候，就不是每年有两三千人报名了，不是六选一了，可能只能是三选一了。”

“现在想想很好笑，一二十年之前我们做民办学校之初，都是用略高的工资从公办学校挖人，加上我们这边体制灵活，不少好教师愿意过来；现在却反过来了，那边的体制还是死的，但收入却高了许多。”马自雄无奈地苦笑。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提供的数据，仅以北京为例，一所民办中学在2000年的学校事业总支出为400万元，2008年总支出达到1300万元，涨幅超过300%。民办教育的门槛之高，正在逼退一个又一个民办教育出资人。北京汇才中学董事长侯昕在5月15日的会议上禁不住自嘲：“我有点害怕开会，每次开会，就会发现伙伴又少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