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北漂”高中生的痛苦
2009-03-13

2009年03月13日 08:50:45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爸爸妈妈,这不是我的错”——近日,编辑部收到一封自称“二代移民”、在北京就读的高一学生来函。她为两年后的高考犯愁。

    就这位中学生的呼声,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从多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认为,这些二代移民的孩子应该享有同城市孩子一样的权利,国家应该取消附着在户籍上的权利差异。同时,这些孩子也要正视现实,毕竟涉及上千万人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方教育部门应该为他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

    政协委员陈锡文认为,城市要为外来人口子女提供九年义务教育,但目前初升高、高考政策没变,要回原来的户籍所在地。这个问题需要解决,但涉及的人太多太广,改革需要一个过程。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授周洪宇说,首先要探索解决办法;第二要看到它是一个过程;第三要有一个具体的改革办法加以推进。目前户籍负载了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服务,改革的思路应该是逐步把这些福利剥离出去,采取可操作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认为,户籍作为管理手段还是应该的,但是不能给户籍附加太多的功能,包括子女受教育的功能。现在的方法有很多的弊病。上学和考试地方不同,教材和教学方法不一样,孩子在一个地方生活多年再换到不熟悉的地方,对他们的成长不利,而且还滋生利用金钱、人情解决问题的腐败行为,或者形成所谓的高考移民现象,学生是最大的受害者。

    他还认为,这个问题还牵扯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非义务教育经费,一般都是地方政府负责。上学所在地政府希望外来人口子女回去读高中、参加高考,不仅为减少本地学生竞争的压力,也有财政支出的考虑。这就需要中央政府来协调,寻求比较合理的解决办法。公民最基本的保障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如果中央政府解决的部分增加,地方政府解决余下的问题就相对容易。

    葛剑雄委员对这些具有相同处境的孩子提出具体建议:在问题解决的过渡期内,希望他们面向现实,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同时他认为,户籍所在地学校应该给这些孩子一个缓冲的阶段,把教材给他们,再提供补课等方面的帮助,各地还可以采取相互承认中考的办法减轻他们的压力。

    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王东林的观点是,这些孩子的处境涉及到中国城市化质量的问题。城市化的力度逐年提高,但是相关制度安排并没有及时跟进,尤其是户籍制度。从城市化要求来讲,进入城市的人理所应当享用市民同等的待遇。城市必须扩大教育的总供给量。对于游走在城市体制边缘的人来讲,他们子女的入学问题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民生问题。他们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城市就应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被人重视,但实际上还有一些非农民工,他们已经属于城市白领阶层,他们子女的入学也存在问题,但问题被掩盖了,被他们有可能承受的入学费所掩盖。

    他说,对于农民工子女入学,现在有些地方有过渡办法,比如农民工子女学校,但从真正意义上说,这种做法存在问题。农民工子女入学,尤其是义务教育,应该融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城乡二元结构不应该在学校的层面上体现出来,这可能会导致一种新的歧视,城里人上城里人的学校,农民工子女上农民工子女的学校,会给人产生一种不好的联想。(记者姜锦铭)

    ■链接

    爸爸妈妈,这不是我的错

    上海最近出台的“居住证转户籍”制度,虽然仍存在门槛限制,但毕竟给许多“新上海人”以希望。也让我们这些“漂”在北京的“二代移民”,看到了一缕曙光。

    然而,前不久北京市有关方面称北京与上海不具可比性,类似“软化”政策暂无考虑。

    北京市的表态,让我,以及众多与我命运相似的“北漂”中学生,因上海户籍“新政”而点燃的希望再度破灭,仿佛又坠入冰窟。

    笔者自小学至高一,一直生活在北京。但却深切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无奈,这种感觉随年岁的增长而更加强烈。原因就在那一纸户籍,像堵墙一样,在权利上无形隔离了我和我的同学。比如我不能获得医保,甚至在学校体检时,我的体检表与班上其他人不同,同学也会因此而露出复杂表情。

    刚开始,我连中考志愿申请表都没资格填写。爸爸最后关头到处找人,才让我在最后一刻获得考试资格。那些日子,我感觉到自己不仅不属于北京,好像也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不敢想像,如果没有获得中考资格,我将开始怎样的生活。为了继续读书,我会离开爸爸妈妈回到陌生的“家乡”,回到那个户籍所在、却没有家的地方吗?

    我还算幸运,我们班就有一位同学哭着离开学校和同学,离开父母回到老家。

    中考过去了,烦恼继续。那就是两年后的高考,那才是最后的裁决。但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在北京参考,也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我也没法回原籍。不说学籍不在那里,教学的内容也有很多不同,在北京更没有接受家乡省份那种高考“魔鬼式训练”,即便原籍允许我报考,我也不能想像怎么与家乡的同龄人竞争。

    我不知道这是谁的错。我现在即使考年级第一和班上第一,又有什么用?是爸爸妈妈错了吗?他们又何错之有?

    在课外书籍中,看到“社会排斥”这个词,我忽然发现,这个解释完全适用于我。

    我并不是一个悲观论者,我相信“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好”。但我不知道两年后,自己能不能共享这种“好”。(未艾 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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