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数据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第一中学校长李一飞说。李一飞列举的一组数据，来自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组。数据显示，2014年，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女童案件高达503起，共有726名受害者，平均每0.73天就发生一起。被性侵的女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监护人不在身边的留守女童。

    “在农村，很多被性侵女孩及其家庭受制于传统观念，受到侵犯后不敢说出来，没被曝光的可能还有很多。”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妇联执委、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晓静说。

    根据女童保护项目组的统计，在503起曝光的女童性侵案例的受害人中，农村未成年人有171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42人。

    刘晓静代表告诉记者，在农村地区，由于监护人长年外出打工，导致监护缺失，学校及社区的自我保护教育及基础生理教育存在空白，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不了解如何防性侵，遇到侵害也不知如何应对，相关案件更难被发现。

    “监护缺位，让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成为性侵案例的主要受害群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说。

    “我也是一名母亲，从事教育工作，但遗憾的是，我也从没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过这类安全教育。”刘晓静代表告诉记者，“我一直认为，学校会进行相应的教育，但我发现我错了。”

    曾在自己学校开办过相关课程的李一飞代表坦言，国内权威的防性侵课本、教案几乎是空白，“应当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出台权威专业的防性侵教程，普及防性侵常识，加强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表示，“特别是公共监护制度。”

    “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必须有专门的制度来监督教师和监护人，建立完全的儿童保护服务制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说，“这种制度，不只是为了防止性侵，也能防止包括虐待在内的多种对儿童侵害的行为，最终形成儿童保护体系。”

    在朱征夫委员看来，完善监护机制，不能仅靠公益人士的努力，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社区的力量。他建议，街道（乡镇）、社区（村）加大对社区内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等弱势群体的关注。

    制度建设的呼吁，也得到了政府有关人士的回应，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救助管理处处长倪春霞表示，“制度建设是第一位的，要用制度去斩断黑手，建立一套对孩子侵害行为快速监测、热线报告、评估帮扶的监护制度。”

    从今年1月1日起，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正式施行，2月4日，针对江苏徐州一名父亲性侵11岁亲生女儿的案件，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女孩父母的监护权，由铜山区民政局接管，成为全国第一例相关案件中撤销监护权的司法实践。

    “这代表着一个好的开始。”朱征夫委员欣慰地说，“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行政监督和司法裁决的对接机制，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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