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办儿童福利院转公之路
2012年01月05日
王家玉福利院的199位小朋友会在2012年元月搬迁入住新建成的儿童福利院
王家玉儿童福利院旧址，一个封闭的空间中生活着250多名孤儿和孤寡老人，还有60名左右的工作人员
199个孤儿中有160人带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一些诸如脑瘫、唐氏综合症、自闭症的患儿需要长期复健，这是儿童福利院今后工作的一个最困难地方。图为福利院的康复室，2008年由国家儿童康复中心捐赠，护工们正在进行简单的康复训练，她们还需要更多的技术指导
目前福利院还有类似上图中这样的40多名超过18岁有智力障碍的青年和老人需要照顾，王家玉希望政府部门和社会不要忘记还有这样一群人存在
2011年12月14日早上6点，安徽省颍上县三十铺主公路旁的田野里已覆盖着一层薄霜。离小镇不远的王家玉儿童福利院门口放着一个包裹，层层的棉袄里包着一个早产女婴，不足30厘米的小身体已全身发紫。老院长王家玉和护工赶紧将女婴送至当地医院，由于当地医院缺乏暖箱一类设备，小女婴在中午时被送到临近的阜阳市医院，但阜阳市的几家医院暖箱都在使用，护工们不得已又叫了辆车将女婴送往省会城市合肥。
辗转往返，小女婴达到合肥时已是深夜，庆幸的是，这个仅在母亲身体呆了7个月又惨遭遗弃的小生命保住了。
这也是王家玉儿童福利院这个月以来收到的第四个弃婴，四个弃婴都患有非常严重的疾病，其中有一个还因多种并发症在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自去年10月份开始，儿童福利院转为国家公办，或许这个小女婴唯一的幸运就是赶上了这趟车。
“圈养”
王家玉是90年代初当地最早进入万元户行列的一批人，早些年他经营着一家木材加工厂，后来主要制作骨灰盒和木质工艺品。
17年前，王家玉路遇一名流浪儿童并将其带回家，最初的想法“只是想带这个小孩回家饱吃一顿”，王家玉回忆说，“后来看这小孩挺可怜的，当时家里不缺吃不缺住的，就决定把这孩子留在了家中”。已近花甲的老王家中有五女，其中两位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因此老王对弱势人群有着特殊的感情，当初的决定便有着这样的情感，但这一决定却改变了他的后半生。
之后的几年里，王家玉从开始一年收留几个，到一年收养十几个，至1999年时，王家玉已经收养过80个孤儿。这些孤儿大都是流浪儿童，有的是王家玉自己带回来的，有的是别人送过来的。“当初也没想过要收养这么多，但每带回一个或别人送过来时，总不忍拒绝，而且当时捡到的孤儿也没地方送，颍上县没有福利院，派出所有时都会将孤儿送到这里来”。
王家玉已联系不上最早的那批孤儿，他们在成人后便离开了孤儿院外出务工，只有那堆落满灰尘的档案告诉着人们他们的存在。
经济上的宽裕让王家玉没有限制流浪儿童进入的标准，从1994年后，人数常年保持在了两位数，王家玉便将其工厂一部分改建成了宿舍，在1999年时，还将一间房子改成了教室。
孤儿的教育问题是王家玉逐渐认识到的。在他的规划中，这些孤儿最终要走向社会，但因为这些孤儿的身份问题或其他因素无法正常进入学校，因此他聘请了4名教师，为当时在福利院的39名孤儿开设了小学1至4年级的课程。
为了“便于管理以及防止那些精神不正常的流浪儿乱跑”，王家玉对福利院采取了封闭式管理，孤儿院在当时当地犹如一座孤岛一样存在。
附近一位村民在接受采访时显得有些紧张，“只是知道邻村有间孤儿院，但从没进去过，也没打过交道”，或许王家玉的行为在当地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份早期《中国的儿童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截至1995年底，全国由地方政府创办的儿童福利院才73所，主要集中在较大城市，而当时整个阜阳市都没有政府创办的儿童福利院。可想而知，收养如此多的孤儿在颍上这样一个贫困县可以造成多大的冲击。
王家玉也无从解释，由此各种流言也纷至沓来，孤儿院曾一度被传为“贩卖儿童和走私人体器官”之所，这一流言在后来长达10年的时间里才慢慢消失。
关照
王家玉福利院的存在始终是游离在政策外的，对于这么一个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其存在对于当地政府来说，不仅尴尬，更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压力。
2006年，时任阜阳市民政局局长的司学龙曾这样评价“王家玉现象”：“王家玉创办孤残聋盲学校并未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至今没有取得合法办学资格，仍属于家庭办学，但收养200多名孩子却明显超过了其自身能力范围，与有关法规相冲突，目前，学校的经费维持，主要靠的就是民政部门通过‘政策绿灯’为孤残儿童办理的低保金支撑。虽然王家玉的个人精神非常值得推崇，但‘超能力’的爱心行动到最后往往仍旧依赖于政府收拾‘残局’，可能导致占用政府资源，使本该获得政府救助的群体反而得不到救助”。此评论出来时在网络上引得一片哗然，而当地政府未就王家玉福利院的存在发表过任何看法。
流言的产生除了对王家玉收养孤儿行为的不理解，对其财力的质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家玉虽然在当地小有薄名，但要负担这么多小孩的吃穿用度还是需要一大笔资金。
颍上县民政局党组成员徐伟，彼时正任当地殡仪馆馆长，他对当时政府和民政局没有接手孤儿院的原因并不清楚，但他认为政府没有放弃对孤儿院的帮助，“在殡葬行业未改革前，殡仪馆对骨灰盒的销售拥有独家销售权，当时民政局将这一业务全部交给了老王经营，老王因此每年都能获得纯利润5至6万元，而那时人均一个月工资不到300元”。
“最早那几年，收养的小孩大部分都很健康，即便残疾也是些聋哑儿童，只要能保证他们能吃饱睡好就可以，当时物价也低，所以一年能挣6万元肯定是够用的”，那时已年逾60的王家玉对流言并不在意。
除了通过这一形式隐晦地支持王家玉的爱心，福利院创办17年间，颍上县五任主管民政的副县长都去福利院视察过工作，这无疑是官方传达出的最好信号。
2003年9月，福利院正在度过最艰难的阶段时意外迎来了一个好消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殡葬行业进入了快速改革阶段，一些非公有制经济在“非禁即入”的发展指导意见下进入到殡葬行业，殡仪馆出现了“产权拍卖、经营权转让、股份制”等尝试。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王家玉的生意失去了原有优势，加上工艺相对落后，最终被迫退出了殡仪馆。年初时的一场大洪灾让王家玉不得不在199个孤儿和仓库中里的骨灰盒间做出选择。最后王家玉让孤儿们进入到安全房间，而所有木材和骨灰盒则被大水浸泡，这无疑让王家玉雪上加霜。
王家玉曾试图通过借贷来恢复生产，但一边是要花大精力改良生产工艺，另一边则是要花更大精力来照顾孤儿，同时那还是199张吃饭的嘴，最终借来的钱大部分用在了维持福利院的正常运营上。
“王家玉创办的孤儿院引起了省民政厅的关注，在多方的努力下，秉着特事特办的原则，为当时199个孤儿提供了每人每月91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现已退休的颍上民政局前副局长赵丽芳回忆。
一位官方人士认为，“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的李宏塔对王家玉的关注起了决定作用。他在了解到王家玉儿童福利院的情况后，督促颍上县民政局解决好孤儿院的生存问题，促成了这个特殊福利院拿到了低保”。
直到今天，福利院的孤儿们依然可以领到每个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额也由最初的91元涨到200多元。
这一福利在2008年时被扩大到医保领域，当地政府将这199个孤儿纳入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当中，并且对看病费用实现全额报销。“以前看病先看急的，一些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小孩只能养着，现在情况好多了，遇上县里治不了的，可以往医疗条件更好的地方送”。颍上仁济医院是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医院，院长徐勉每年要为福利院医治30名以上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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