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宇：赵作海案对于社会的情商教育
法网无情，但在一个向法治转型的年代，法律关系网今天还是凸显了往事依依、难以再得的人情味。
公民赵作海，终于被自己的生死冤家赵振晌自动宣告无罪。11年之后，被动成为“被害人”的赵振晌主动出现，轻轻推翻了沉重压在赵作海身上11年冤狱的如山铁证，11年来，要在中国找一个活着的被害人，其实不是那样难；11年前，对一具无名尸身做一个准确的DNA鉴定，也难不过那样高强度的刑讯逼供。一切简单的事情，有人往往要弄到极复杂之后才明白意义所在。
“我是无罪释放”，在赵振晌宣告赵作海无罪之后，庄严的法律也宣告了赵作海无罪，接受媒体采访时，赵作海好几次把释放证摆到胸口，指着证说：“你们看，你们看，最高法院，无罪释放。”
此前数日，赵振晌结束了自我放逐的逃亡生涯——他误认为杀死了邻居赵作海，十几年来以捡破烂为生，不知对方因“杀死”自己获刑。同是接受媒体采访，赵振晌声称对当年砍赵作海一刀并不后悔，“我不管他接受不接受，我教训他了”，对于事情的结局，他说出了农民式的智慧：“我是农民，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咋样。希望时间长了，大事能变小事。希望他出来了不要伤我。”他最后的希望是：“我就希望能治治这个病，公家能给我点医疗费，有点救济有点医保。我年龄这么大了，也没房子，也没孩子，谁也指望不上。”赵振晌之所以主动回到故乡，就是害怕病倒（偏瘫）再也站不起来，所以“趁着能动赶紧回家”。
一切看来，是两个男人的私人恩怨，就如赵振晌进行的人生总结：“我们俩都受罪了，都有损失。这样理解，他也有错，我也有错。两个人和好不容易，如果他愿意，我也愿意。”应该说，赵振晌对赵作海的情商教育是成功的，十几年前的赵作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和人吵架打架”，现在，“公家的人来慰问他，他会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手贴着裤缝，鞠一个躬，90度”，谈到冤，他说：“冤有什么办法？墙倒一路都歪。”谈到申诉，他说：“我还想，如果申诉出去了，弄不好人家再打我咋办。”
一个农民，把一生的情商总结为：“道歉不道歉的无所谓了，打罢了再道歉，也没有啥意思，你原来的疼也不能揭下来”；一个公民，把一生的权利总结为：“（追究相关刑讯逼供责任人）那是公家的事情。国家说他不行，他就不行，我说不行，也没用。我以前还是个劳改犯呢。”应当承认，赵作海有相当的智慧，或者说是一个农民全部辛酸的经验，原本指望“减刑回家”的他能有现在已是奢侈，与“治病回家”的赵振晌一样，他们对“公家”与制度都充满信任。
在私人恩怨之上，“公家”也受到良好的情商教育，除了相关责任人十数年来大多升迁之外，赵作海出狱之后，“先是乡里书记带来1000块钱；然后是商丘中院一位副院长递上包着5000元的信封，并鞠躬致歉；最后是商丘政法委书记率领中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一道前来，送上1万元慰问金”。与十几年前的刑讯逼供相比，与2002年8、9月间商丘市政法委组织专题研究会认为此案具备起诉条件相比，在制度之外，“公家”的人情味何其浓烈不言自喻。制度其实也是需要教育的，但如果仅仅是人情味的教育，那么十数年前制度表现出的不尊重权利、不尊重法律的缺陷，如今依然情何以堪——再多的人情味，也只是心理的弥补，用心理的抚慰来弥补制度的理性，这是最大的愚蠢与最大的恶俗残忍。
不管赵作海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求“公家”，以后能不能不再“误会”公民的权利，那种代价实在是太傻太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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