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百年妇女改变了什么
来源：农村女杂志 2010年02月26日09:51
社会改变着妇女，妇女改变着社会，在纪念“三八”百年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的改变，更要看到那些需要改变的现状。
一百年前的3月8日（1908），美国纽约市上万名纺织业、服装业的劳动妇女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增加工资、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获得选举权，她们的口号是“面包加玫瑰”，面包代表经济保障，玫瑰代表有质量的生活。一百年后的今天（2009年12月16日－18日），我们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家政工体面劳动和促进就业”国际研讨会。会上，家政工唐琴代表全国2000万家政工发出声音：“家政工是一个工种，是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应该得到平等的权利和尊重”，她呼吁“为家政工提供高质量的专业技能培训；让家政工享受劳动者应该享受的医疗和养老基本社会保障”。
一百年前的那次游行，直接导致了两年后（1910）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第二国际大会上，与会者一致通过大会主席蔡特金的建议，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以纪念美国女工的示威游行，并向全世界的劳动妇女致敬；一百年后的这次会议也产出一个重要成果：关于家政工体面劳动的政策建议通过媒体得到广泛传播，此建议拟提交给今年6月即将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力促对家政工权益保护的国际公约尽快出台。
从1910到2010，正好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百年其实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世界妇女来说，百年却经历了巨变。
从政治上讲，妇女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世界各国涌现出的妇女领袖不胜枚举；从经济上讲，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获得经济独立，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也不乏其人；从文化上讲，妇女接受教育，开启心智，走出混沌和愚昧，成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如果把这些改变浓缩进一个家庭，你就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几代女人的百年变迁。从裹着小脚的奶奶姥姥，到解放了脚的母亲一代，从伴随新中国成长的“老三届”，到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90后”以及农民工新生代，真可谓社会改变着妇女，妇女改变着社会。但在纪念“三八”百年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要看到已经的改变，更要看到那些需要改变的现状。
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中国妇女报》的“婚姻与家庭”专版组织过一次大讨论，起因也是“三八”节。每年的“三八”前后，编辑部收到的稿件都会大增。因为我是“婚姻与家庭”版主编，所以分到案头的稿件绝大多数都是表彰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的，内容大多是妇女姐妹如何牺牲个人幸福，为家庭、为公婆、为丈夫、为孩子无私奉献的“感人事迹”。读着这一篇篇对女人大加褒奖的稿件，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封建社会的贞节牌坊。尽管当时我们已走进20世纪80年代，但对妇女的价值评判标准仍停留在传统观念里。
纪念“三八”是为了让妇女获得更多权利，而不是让更多妇女束缚在家庭，因此，我认为借思想解放的东风，有必要在报纸上展开一场讨论。在征得领导同意之后，“是精神文明还是封建愚昧”大讨论登上了《中国妇女报》的大雅之堂。讨论持续了6个多月，收到上千篇来稿，海内外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成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妇女界、舆论界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有篇来稿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题目是—“抬头看金匾一片，低头看泪水涟涟”。说的是一位农村妇女为照顾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一家子人，生活得惨不忍睹。因为不离不弃的坚守，她多次获得了表彰，墙上挂满了奖状。当作者对这个典型采访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身陷困境中的妇女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而不是花环和桂冠。
20多年过去了，农村妇女的人生观、婚姻观、生育观是不是有了新的变化？去年底，为执行项目，我到北方一个村庄搞调研，从与妇女们的交谈中得知，大家评价女人的标准基本没变。“男主外女主内”“相夫教子”“贤妻良母”，仍是妇女们追求的生活目标，对女人应不应该干一番事业和妇女应不应该参政这样的话题，大家不是摆手就是摇头。
某大学一位女生部长曾对媒体宣称：“我们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女生培养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另一位外语系的女生说得更为明白：“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决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还有位女作家公开扬言：“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这样的奇谈怪论也竟成为白领女性的时尚话题。
当你了解这一切的时候，你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什么如此之高，中国妇女参政的比例为什么如此之低！改变人心和传统比改变法律和政策更难！
纪念“三八”，让我们不要忘记百年前那些高喊着“面包加玫瑰”口号勇敢前行的女工们，她们的抗争换来了我们妇女今天的权利。因此，当我们享受半天假期，或领到一条毛巾一块肥皂的时候，不要忘记“三八”妇女节的精神所在。除此之外，让我们也记住一个常识：对联合国而言，把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是从1975年开始的，它的全称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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