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厦门等地的公立学校近年来逐渐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当农民工子女步入这些学校后,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像刘云峰那样,在城里的学校念书“心事重重”。他们仍然不能像城里孩子一样公平地享受教育。
厦门大学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碧英教授说,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学难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取消农民工子女借读费受益面窄,大部分农民工子女就读公办学校时仍要缴交一笔借读费。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就在于农民工身份认定程序过于严格,即需要“三证”:农村户籍证明、在厦门的暂住证、合法务工证明(包括劳动合同和缴纳社保证明)。只要这“三证”齐全,由政府统筹安排到公办学校就读的农民工子女就免交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但由于不少农民工在厦门打工期间,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或是无法提供社保缴交证明,农民工的身份就无法认定,随其进城的孩子就读公办学校的借读费也就无法减免。
这一情况在厦门岛内更加突出,据统计,在岛内集中了4万多名农民工子女,而岛内公办教育资源原本就紧张,这就使得厦门市有关部门在执行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定上采取了更为严格的甄别措施。目前,在厦门岛内公办学校就读的2万多名农民工子女中,只有4700多人通过了“农民工子女”身份的认定。而在岛内公办学校就读的4700多名农民工子女中,仅2000余人享受减免借读费的优惠。
农民工子女就读城里的公立学校后,也难以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位于福州市台江区的第38中是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立学校之一,该校校长吴农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经常因父母的频繁变动而流动很大,尽管学校接纳的农民工子女不多,但是仍然担心这部分学生的流失会成为学校负担。
“一个学校农民工子女多了,教师资源马上就紧张起来,教学负担加重的教师们也会增强排斥情绪。此外,外来学生户籍不在本地,过不了减免学费公示这一关,所以就不能享受‘两免一补’政策,学校只有眼巴巴地看着穷学生受穷。”吴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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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业化”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炙手可热的时髦词汇。然而,2004年教育部的3名高层官员“异口同声”否认“产业化”——
先是教育部部长周济掷地有声:“现阶段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要反对‘教育福利化’和‘教育产业化’这两种倾向,现阶段必须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原则,教育发展要以政府投入为主。”
农村娃的上学钱谁都不能乱动。3月初,国家将督查九省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情况,河南省也在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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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日子,有人在问:我们的教育公平吗?如果这是一道选择题,问题就简单化了,但是,如果要求我们以问答题的形式来解答,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多数人对教育公平至今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国家、或者国际上对教育公平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探讨一个没有具体轮廓的事物,短期内是难以达成什么共识的。
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犹如古时八股制一样,已经走到了尽头。但现在一无改朝换代,二无社会动乱,改教虽然呼吁声很强,但似乎力度显得太苍白柔弱了,此番下去却不知何年才能动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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