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家长”制让两万多农村留守儿童感受温暖 2009年10月13日 09:26:58 来源: 重庆日报 重庆日报讯 记者 张 洁 “这个问题写下来,我要请教杨爷爷;那个问题我也想不通,我还要杨爷爷帮我解答。”9月底的一天,涪陵区江东中心校五年级学生程宇(化名)一边皱着眉头思考,一边工整地在“爱心联系册”上写下心里的小秘密。 “自从杨爷爷当他的‘代理家长’后,程宇这个‘捣蛋王’也变成乖学生了。”谈到学生的变化,程宇的班主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什么原因促使班上有名的“调皮大王”有那么大的变化?这多亏“代理家长”杨绍文爷爷。 眼下,由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下称市关工委)推行的留守儿童“代理家长”制,让留守儿童找到新家,弥补了他们的“情感空洞”。 一份特殊的聘书 在江津区朱杨镇退休干部何荣富家的书柜中,摆放着大大小小各种证书。但这众多荣誉里,何荣富特别看重的,是一份由关工委发放的留守儿童“代理家长”的聘书。 2005年,市关工委进行了一项有关留守儿童的调研,结果“很悲观”———多数区县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数占农村小学、初中学生总数的40-48%;边远贫困县如武隆、巫溪、酉阳、潼南等地则达到70%以上。“学业荒废、道德异常、被坏人引诱犯罪”是留守儿童的突出问题。 在市关工委的牵头组织下,从2005年起,南川、巴南、长寿、江津、垫江等地在开展调研的基础上,陆续推行“代理家长”制,或建立“村校联合体”,或设立“留守儿童之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室”等。 硬件解决了,但新问题随之浮现———如何确定代理家长的最佳人选?调研中,市关工委了解到,村镇一级的“五老”人士(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专家和老模范)在当地具有人熟、地熟、威望高的优势,并且“五老”人士也普遍希望能够继续发挥余热。 双方不谋而合。2007年5月,21个区县的2000余名“代理家长”收到聘书,正式“上岗”。“代理家长”要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帮扶,负责孩子们的学习、思想,并每月向其父母通报情况。 他们的“红领巾情结” 曾在涪陵区江东中心校任教28年的刘国臣退休后,闲暇时总爱回学校转转。除去之前学校党委书记的头衔外,现在的他又多了个身份———4个留守儿童的“代理家长”。 杨林(化名)是刘国臣帮助的第一个留守儿童。三岁时,杨林父母离异后外出打工,由于长年与体弱多病的爷爷生活在一起,行为习惯无人管束,导致杨林形成孤僻、霸道的性格。 考虑到孩子的敏感心理,刘国臣送给杨林一个笔记本,要求他把心里话记下来,想到什么就记什么。一段时间后,杨林的话多了起来。渐渐地,杨林会主动找到刘国臣,倒出心里的“疙瘩”。一次次鼓励和交谈,杨林变得友善谦虚,学习兴趣也提高了。 “刘老师,真是太感谢你了,孩子交给你,我们两口子在外面务工就放心了……”逢年过节时,刘国臣都会收到很多父母类似的电话。 “‘代理家长’工作并不难,只要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并坚持下去,不久就能看到留守儿童的进步,当然也就越干越得心应手啦。”和刘国臣一样,潼南县古溪镇关工委副主任肖定友代理了6个留守儿童。巴南区姜家镇乔益厚老人,对自己结对的留守儿童,不仅从精神上给予关心,还从物质上予以帮助。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自愿担任农村留守儿童“代理家长”的“五老”人士共计1.7万人,2万余名农村留守儿童得到“代理家长”的关爱。 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 尽管“代理家长”给孩子带去了不少关爱,但市关工委负责人表示,如何建立长效帮扶机制,是当前工作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 据了解,“代理家长”基本为无偿服务形式,靠行政命令和个人爱心作为支持,“代理家长”不仅没有工作补贴,反倒要自己贴钱,为被代理的孩子购买学习生活用品;而工作的艰巨繁重更不用说。江津区朱杨镇退休干部程传春,曾照顾过多名留守儿童。他坦陈:“留守儿童需要的是长期的关心。假如只是定期地看望、慰问一下孩子,走不进孩子心里,就起不到教育、管理作用。” 2008年,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工作的意见》,要求在2012年前重点推进6项工作,包括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创办“农村留守儿童托管家园”、完善“代理家长”制度等。 “下一阶段,我们将协调民政、教育、妇联和社区等各个部门,将这项工作进一步加以深化。”根据市关工委的设想,“代理家长”制将逐步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例如,建立留守儿童管理档案,追踪他们的成长情况,维护保障其权益;建立心理关爱机制,在学校或社区,开展针对留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心理辅导,疏导心理压力;以各种方式帮助孩子与外出家长联系,使孩子得到更多的关爱、教育。 同时,许多“代理家长”也认为,“代理家长”制只是一种“过渡”和“补充”,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主渠道仍需政府积极开办农村寄宿制学校,尽可能为留守儿童提供相对完善的成长环境,避免其受教育的断层和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