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出镜　本报记者　石念军

   “说白了吧，我就是不信任你……”

    说这句话的，是济南市疾病防治控制中心性病与艾滋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阮师漫女士。说这句话时，我正为采访“世界艾滋病日”的专题报道而忙碌着。

    12月1日已经过去了，《直面艾滋——来自世界艾滋病日的特别报道》也早已落实到了版面上，但第一次“亲密接触”艾滋病人的那段经历，却让我难以忘记，尤其是被采访对象的那一句“不信任”，差点伤了我的自尊。

    但回过头来，今天的我似乎更理解了这句话背后的责任感和一片爱心，所有的劳累和委屈也一扫而空。

    作为一名从业近四年的记者，我明白作为辖区内艾滋病人的管理者，阮师漫所长的心情有多么复杂：在眼下的社会氛围里，艾滋病何尝不是一种“不光彩”的病？不管是病人还是携带者，在层层重压之下几乎不敢正面视人……后来的采访中，我常常想：如果能把秘密带到棺材里，大抵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了。

    阮师漫和她的同事经历了数年的时间，才与省城的一些艾滋病人相熟。“如果说艾滋病人有一个朋友，那肯定是疾控医生。”阮女士说：“如果你们在报纸上一句话没说好，暴露了患者的一丁点隐私，我们几年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

    这一点，我相信。但作为一个从业四年的老记者，被别人直言一句“不信任”就要后退吗？虽然，对于卫生系统，自己尚是一个刚刚涉足的“新兵”。

   “坏消息”再次传来，为了避免艾滋病人或艾滋病毒携带者暴露在记者的视野中，疾控方面已避免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前来查体，往年同行们惯用的“守株待兔”之法也失去了功效……

    困难像山一样落下来……

    在不信任的前提下，任何承诺的话语都是那么苍白无力。

    在疾控医生管理的档案里，仅有的几位病人的资料一一具详。他们之于我们，却又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销声匿迹。

   “妥协”的结果是，阮师漫所长和她的搭档王美花副所长表示，可以帮忙联系一位特别的“志愿者”：她的妈妈是一位艾滋病人、父亲是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离开家乡来济求医的她，一天比一天苦闷，因为到疾控做心理咨询时体会到了温暖，愿意为这个群体出点力……

    采访的那一天，从下午1：30一直等到4点，她才出现在疾控中心里。握手、问好，除了她怯怯的眼神，我感觉不到她的特别。

    王美花副所长显然对我还是不放心。采访要开始了，又一次向我下了几条“军规”：涉及姓名、学校等个人有效信息，一律不准提及。随后，又叮嘱小姑娘：“你不想回答的，一律拒绝，不用犹豫。”

    采访的事实是，不该问的我一句也没有问；我问的，她一句也没有拒绝。而她一刻也不曾停止的泪水，让我坐立不安。

    说实话，虽然最后我又通过疾控医生，了解到了多位艾滋病人的故事，但这一个身受艾滋病困扰的健康女孩，却让我最难忘。是她让我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无助、什么才是坚强，以及所谓“不信任”真的只是出于自我的保护。

    我把对她的这一情感写进了文章的标题：“她是无辜的……”编辑说，“无辜更沉重。”就是见报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