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网易新闻-南方网/南方都市报
1995年，第一份有关河南艾滋病的报告上报，然而6年后，疫情才第一次公开。
（《南方都市报》发表于2005年12月16日）
1995年12月，在血站工作的河南医生王淑平上报了第一份有关农村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却使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受尽挤压。2000年春节的前一天，河南艾滋病情第一次公开报道。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次公开河南艾滋病疫情。然而，就在疫情公开前后，王淑平和第一位报道此事的记者均在压力下离开河南。
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与上蔡县文楼村地理上的距离是30多公里，西赵桥是河南省第一个被发现的艾滋病疫区。在一个医生发现西赵桥艾滋病疫情之后的第四年，文楼艾滋病疫情浮出水面，文楼有幸成为第一个被公开报道的河南艾滋病疫区。文楼之后，西赵桥却被隐没了。1995年12月16日，第一份有关河南农村献血员中感染艾滋病的报告上报。
“你认识赵六吗？你们村里有一户兄弟七人的人家吗？”这个问题穿过了西赵桥村中央的东西大街，“不认识，不知道。你再往前走走问吧。”在田里挑粗粪的老汉，端着饭碗站在院门口的女人，商店里摆弄酱油醋的小老板，漠然地给出了同样的回答。一个抽着烟打着饱嗝的男人的回答欲言又止：“有，你找他干什么？哦，我不知道他家在哪儿。”
这个问题被12月的寒风吹到了村子的西头，眼看就要离开村子没有答案了。“赵六是我叔，我爸是赵四。我爸死了。”一个孩子急匆匆往家赶，“六叔出了远门打工去了，家里没有了人。”孩子的家在一条胡同深处，破旧的院门遮掩着更破旧的几间房屋，院子里没有人，一条黑狗喘着气，围着狂吠。“妈出去打牌了，我还有一个姐。”赵六家的院落斜对着孩子的家，围墙歪斜着，院门上挂了一把生锈的锁。一个40来岁的男人走了过来，孩子冲着那男人说：“有人找我六叔。”
这个男人叫赵五，孩子的五叔。“有事吗？他爸死了，他六叔也死了。我家就是兄弟七人。”赵五不加掩饰地说，“都是死于艾滋病，2002年、2003年死的，村子里那几年因为艾滋病死的人多了，好几十个。你别问孩子，他啥都不知道。”他解释说，出了院门是孩子不好意思直说，就是人死了的意思，“外出打工，可不是嘛，在南边地里守庄稼呢。”村上的死者大都葬在村南的田里，化成泥土也要守护着曾经伺弄过的稼禾。
成为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示范区”后，2003年，河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进驻到西赵桥，对这个正经历灾难的村庄进行帮扶。
河南省商水县汤庄镇西赵桥村位于县城西两公里，从县城向西，一条新修不久的乡村公路有些弯曲地通到了村庄，“艾滋病示范区”等字样的标语闪现在临公路的房子屋墙上。商水县属于河南省周口市（原周口地区）管辖，隔着一条高速公路，归属于周口市区的川汇区隔路相望。
周口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原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简称周口CDC）在川汇区人民路上，“国家一级疾病控制中心”的巨大标牌树立在这个中心大楼的顶端，对面是三级甲等医院周口市人民医院（原周口地区人民医院）。“你认识王淑平吗？”在周口CDC的二楼一间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女性工作人员面对这个问题一脸茫然，她说是新来这里工作的，要打听多年前的人事，可能她的领导知道。
一位姓邓的主任在四楼的办公室，“10年前，这里有一个叫王淑平的人吗？”显然，邓并不比她的下属知道得更多一些，她赶紧找相邻的几个办公室询问，但还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刚到这个单位没多久，对过去的事情不很了解。”她无奈地笑了笑，表示爱莫能助。
王淑平是原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的负责人，后来，检验中心合并到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变成了周口慢性病防治中心。如今，王淑平已是现周口市疾病控制中心的陌生人，物是人非，光阴在抹平着过去。2005年12月初的一天凌晨，王淑平从大洋彼岸的美国突然打来了电话，被阴霾了多年的历史掀开了一角真相。
“1994年1月的一天，我把王淑平等医生带到了西赵桥村。”12月9日下午，赵五在村民赵吉利家的正房里，想起了10年前，几位从地区he Beijing来的医生第一次抽取了他们兄弟几人和许多乡邻的血样。
1994，隐忧初现
在组建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之前，王淑平为周口地区的一家血站Weishengju工作，血站在那时是河南省各地市的另类的工厂。“太康县建了全地区最早的一个，后来全区各县陆续都建了，共有15个血站。”王淑平回忆了这种另类工厂盛时的情景，她说的15个是“国有的”，即卫生机构开办的，“民营的、私有的”（即地下的、非法的）另类工厂更是遍布了城乡，无一计数。上世纪90年代初前后，河南农民身体内的血液成了那些“工厂”廉价的生产原料。
在血站工作的王，其实是一个做流行病学研究的医生，她在和血液接触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1989年，一份报纸刊登了南方一个城市的血站，在献血员中发现了大量丙肝感染者（HCV），这让我有了警觉。”不久之后，王淑平在周口的血站献血员中检测出了肝炎病毒，“1992年，我们已经发现丙肝开始流行。”她通过对献血员的多次检测发现，肝炎的发病率奇高。“很多献血员转氨酶升高，一看就知道那是丙肝阳性。”1993年底，王淑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卫生部医政司，希望高层能够对这一情况给予关注。
献血员来自周口地区的乡村，较近的商水县西赵桥村便是献血员集中的村庄。“那些年，大家都到处跑着卖血，挣钱快啊。”赵金山是赵五的三哥，也是赵家7兄弟中的老三，他那时是村民小组长，“全村的成年男女大都成了卖血的，周边的村子也一样。”西赵桥村1000余人口，几乎每户人家都有在外卖血的。
1995年3月，王淑平参加一个卫生部门的会议时，听说太康县检测出一个献血员为HIV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献血员曾在昆明的血站有过卖血经历，并有不洁性行为。HCV和HIV有着相同的传播途径，即通过血液传播，王建议血站要对献血员进行HIV检测，“但事实上后来并没有那样做，这样，成本就会加高。”王淑平把这个建议汇报给了省卫生厅，她认为所有的血站都应该停止采血，这个警告在当时的卫生部门被搁置了。
“你只要伸出胳膊，没有人做什么检测。”47岁的赵吉利也是献血员大军中的一员，如今，他成了西赵桥村艾滋病人对外联络寻求帮助的牵头者。这些年，他多次跑到北京、郑州等大城市，与国内外的慈善、医学研究机构联络，希望获得药品延续村中众多艾滋病人的生命，这些病人，是他当年的“血友”，他的妻子是其中的一个。
王淑平于1993年提出的对献血员进行HIV检测的建议，在那年春天的豫东平原上，相抵于那些“另类工厂”的生产成本的考虑甚是轻微。太康县一位从昆明来的献血员的HIV病毒很快传染了10多个人，但这个事情还是被忽视了。
太康县卫生机构的不小心导致了数年后另一起HIV病毒恶性传播事件的发生。一个叫曹继功的商丘人，出售了400CC的血液给一个被烫伤的叫张成帅的3岁孩子，在太康县的一家烧伤医院，粗心的医生用夹过张成帅伤口的钳子接触了其他病人的伤口。曹在卖血给医院时隐瞒了自己的HIV身份，后果可想而知。
在献血员中检测出HIV病毒之后，“采血工厂”没有停止工作。1994年底，王淑平离开了血站，成立了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这是一家独立的机构，王是负责人，丁红等几位女医护人员参加了中心的工作。
404份血样
西赵桥村第一个死于艾滋病的是一个姓雷的女人，“我们已经记不清她的名字。好像叫雷X英。”村民赵华说，“从外村嫁过来的，死了，时间长了，名字就忘记了。她的丈夫叫赵宝元。”第二个遭遇不幸的是赵继来，他在患病不久，苦于无药可治，在病痛的折磨中痛苦死去。“我们在西赵桥村检测出的第一例HIV感染者是个女的。”王淑平说，这和她所负责的临床检验中心在西赵桥村的抽取血样结果，与这个村庄后来发生的事情相印证。
1994年底，周口地区临床检验中心在王淑平的主持下开办起来了。“我们是自筹自支单位，虽然属于地区卫生局主管，但局里没有投入一分钱。”丁红是当年临床检验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全程参与了中心的筹建，“我做试验室工作，是做化验的，后来在献血员中提取的血样是我做的初筛。”丁红在中心被撤销之后，被安置到卫生防疫站（即现周口市CDC）化验室，2004年，被通知提前退休了，虽然她才40多岁。
据丁红回忆，当年的临床检验中心共4个人，除她和王淑平之外，还有一个姓刘he li的女医生。“王主任说，先不发工资，要做采血样、化验，在当时，她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丁红说，在并没有得到上级投入资金的情况下，她们把挣来的钱买了仪器，停发了工资，自1994年底中心成立不久，即开始在献血员中提取血样，做HCV和HIV的初筛。
西赵桥村现任村主任李桂玲还记得10年前，王淑平和丁红等人在村里采取血样的情景。“她们在我家里还吃过一次饭呢。”李当年已是村干部，村民并不配合地区来的陌生医生提取血样，需要村干部做工作进行沟通。“我们并没有告知村民实情，就连商水县医院也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是做什么，他们以为是化验乙肝的。”丁红说，乙肝是商水县农村一种非常普通的流行病，其时，丙肝亦正在流行，“他们对艾滋病还是知道的，是很可怕的病。”
赵五在那年的9月将王淑平等人带到了西赵桥村：“她们开了一辆车，后来又多次到村里来。她们说血样要送到北京去做检查。”赵五兄弟7人都被提取了血样，“我们兄弟都卖过血。”赵五是村里老资格的卖血人员之一，“我开始在县医院只卖全采，有病人需要输血时，对上型的医院就会找我。后来，周边开了很多血站，有人就找到我，让我拉一帮人去卖单采。”于是，赵五拉拢了自家兄弟和乡邻组织了一支卖血队伍。
从1995年5月到9月，王淑平等4人在周口地区的献血员中提取了404份血样，通过丁红的试验室初筛，发现了惊人的HIV阳性感染数字，她们担心结果不准确，接连用了几种不同的试剂，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我赶紧把这个结果报告给了当时的地区卫生局长，局长说，你们给周口做了一件大好事。”王淑平说，那位局长刚上任不久。半个月后，王又一次去找局长汇报，“我去问他这事该怎么办，他却问我你们做得对不对？我说如果不对我可以拿到北京去做。”
1995年11月，王淑平动手写一份给卫生局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她为慎重，没有提到检测到的HIV阳性具体数字，但提出了艾滋病传播在献血员中的危险和应对措施。报告给了局长以后，王淑平却没得到任何的回复。“我知道，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压下去，那我就自己上北京。”她说到做到，这年底，她带着62份HIV阳性血样北上了。
取缔血站
“别人办血站赚了大钱，我办血站赔了一干二净。”莫新安住在河南省杞县坊子街上，在他的一位朋友在卖血时，一周之内连续数十次抽血，体内的血液几乎被抽干而死掉之后，莫说，他心痛如刀绞。“我也曾是一个血头、血霸。”他干笑了几下，1996年，在他的非法血站被取缔，他被抓之后，当地的一家报纸发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标题是“吸血鬼莫新安”。
杞县归属于开封市，与周口市太康县相接，根据多方得到的资料推测，河南农村今天的艾滋病疫情正是以太康县为中心，以150公里为半径高密度扩散的。
在由中国防疫科学院首席专家曾毅推荐，王淑平上报给卫生部的报告中曾提到：“河南太康县的郭XX，1991年在昆明打工，期间多次献血，并有性乱行为。1992年开始在周口及其他地区的4家血站献血，共计献血30多次。直到1995年3月初再到昆明献血时才被发现为HIV感染者。另外还有原籍云南、贵州等地献血员长住周口地区献血。估计上述人员为单采浆血站的传染源。”
“大概是1992年前后吧，我们县光我知道的就有两个血站了。一个是县卫生局办的，一个是县医院办的。县医院办的那个血站最早。他们都有手续，是合法的血站。当时办血站，至少要有地区一级的许可证。当时，县医院办的血站承包给了薛XX。”莫新安跟县医院的院长是邻居，院长让他去维持血站秩序。
“每天七八百、甚至上千人。来卖血的大都是睢县、太康、通许、尉氏等县的人，还有东北辽宁的一些人，人多得乱哄哄的，最多的一天1400多人。”莫新安给每一个卖血的人发一个号，这是他最早的血站工作履历。“我的血头称号就是这样落下的，其实，我开始是在替血头干活。”
1994年11月份，莫新安贷款了18000元，买了一辆破中巴车跑客运。跑了七八个月，没有赚到钱，修车费已拿不出了。他正为钱着急的时候，杞县西寨乡马寨村的孟XX来找他。他让莫跟着他干血站。那时，个人血站已经开始取缔了。尉氏县邢庄乡水黄村的朱XX办的血站在送货时往血浆里兑了盐水，提货人报了案，河南省有关部门把尉氏县个人血站全部取缔了，朱XX也被抓了起来。
1995年底，莫新安和孟XX合作的血站开张了，一个离心分浆机、三间民房，一堆便宜买来的血袋、一次性注射器、生理盐水，几个做小买卖转行来的“医护人员”，就算是这个血站的全部。“俺没条件化验，谁来卖血俺都要。其他私人开的血站都不化验，都是这样的。一是没条件，再一个成本高。”莫的这个血站营业了没多久，有人举报了，“卫生局和县检察院来人把血站封了。”莫说，查封时他们还有270袋血浆，他买了25公斤柴油、5公斤汽油，一把火烧掉了。
1996年2月，尉氏县一个人找到莫新安，提供机器让他再开一个血站，那人负责销售。
“那人给我的价钱是每袋61块钱。我干了十来天，他也给我帮了几天忙，后来说家里有事儿，就走了，结果一去没回。我采的血浆卖不出去，全砸在了手里。积攒了800多袋血，值四千多块钱，加上我买他的机器的钱，一共砸进去将近3万！”合伙人莫名其妙的消失让他再次走到了赔本的边缘。
半个月后，一位姓邵的旅社老板出面帮莫销售血浆。“那天，说好的是在高速公路上交货。”莫新安回忆，就在他们走到尉氏县一个收费站时，警察拦下了他租用运送血浆的汽车。这次，莫新安赔彻底了，交给尉氏警察9000元罚款之后被释放，之后，他开始在大大小小的非法血站卖血，直到朋友因卖血而死。
莫新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年他两次开办血站被取缔，是与100多公里之外，另一个城市的一个检验中心有关。1995年底、1996年初，王淑平独自前往北京，1996年3月，全国开始取缔以采血浆盈利为目的的大小血站。在河南，因从这年的3月14日夜开始刮起的血站取缔风暴，后来被称为“3.14案件”。
女医生闹了一场“大地震”
1995年12月16日，王淑平向周口地区卫生局递交了她负责的临床检验中心“我区献血员中HCV及HIV感染的调查汇报”，此前两天，河南省CDC开设了第一条艾滋病热线，接受全省HIV感染者和普通人对艾滋病知识的咨询。
王的报告在卫生局波澜不惊。“血站还在继续开，军分区的、红十字的，还都在营业。”她的担忧一天天在增加，“我是在血站工作过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全区每天至少会有1000人感染，很可怕的。”此时，更多的血站在献血员中检测出了HIV阳性感染者。“这年冬天，我们几个人在一个血站卖血，80个人中有4个人查出了HIV阳性。”赵金山说，但这并未能让这家血站停下来，“血站的人只是让4个人不要在这家血站卖血罢了，他们几人有没有再到别的血站去卖血就不知道了。”
1995年最后的几天，王淑平带着62份初筛的、HIV阳性血样，来到了北京。“我找到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想在这里做权威的鉴定。”那位卫生局长的置疑让王淑平觉得，必须求得最终的认定结果。
“先见到了办公室的小董，他说做一份血样检测要700元钱。”62份全做下来需要4万多元，这对于自己掏路费跑到北京求结果的王淑平来说，是出不起这么多钱的，她的中心也没有这么多钱，她们停了自己的薪水，把钱都花在了采样和初筛上了。
“我当时有些气馁，没钱就不做了吧，回去吧。”她有些丧气地走出了预防医学科学院的办公室，“刚出门，迎面碰上了曾毅院士，他就问，你来这儿干什么来了？”王淑平把事情经过又给曾毅讲述了一遍，“曾院士一听，非常紧张，他说不要你这个钱，先做15份吧。”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15份血样中有13份被确定为HIV阳性，2份为疑似。这一结果让中国流行病学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非常震惊。“他看了结果着急了，给我说，你赶紧写报告，马上报告卫生部。”剩下的47份阳性血样已没有再做鉴定的必要。在曾毅的支持下，一位从偏远地区来的普通医生，起草了上报卫生部的“关于单采浆献血员中HCV及HIV感染状况的调查报告”：
“单采浆还输血球献血员（以下称单采浆献血员）中流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目前仍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不仅影响着献血员的健康，而且对血液制品的安全性构成威胁。最近，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在单采浆献血员中已有HIV感染，甚至酿成流行之势。单采浆过程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已成为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问题，现将我们的调查结果汇报如下。”
这份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王淑平列出了河南省周口地区HCV在鲜血员中的感染状况，第三部分，她写道：“我们于1995年9月随机抽查了周口地区部分献血员的HIV感染状况，其中检出的阳性标本已经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北京）艾滋病诊断试验室应用蛋白印迹法（WB）确证，结果如下：270份单采浆献血员血样中有19份为HIV阳性，134份HBsAg阳性单采浆献血员血样中有43份为HIV阳性。”
1996年1月10日，王淑平的报告经曾毅上报给了卫生部。后来，她从曾毅那里得来消息，卫生部在第二天给河南省卫生厅打去了电话，询问情况。她于第三天回到了周口，卫生局的一个头儿见到她说：“你可弄了个大地震。”这天晚上，省卫生厅的一位厅长打电话到了她的家里，称她的工作做得很好。几天后，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到达周口。
西赵桥之西偏南是文楼
“2000年1月的一天，please don’t write Zengyi name because he worry about this.曾毅给了我一份报纸，让我看其中的一篇报道，他说你就要看到希望了。”王淑平在完成了给卫生局和卫生部的报告之后不久，就到了北京学习和工作，曾毅给她看的报纸则是院士的一位友人从四川省会成都市寄出的，院士指给她看的报道标题是“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
这篇4000多字的报道披露了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从1999年初开始，村中有数十人死于艾滋病，上百人感染HIV的真相。“我在一次开会时认识了美国专家戴维斯，我把这篇报道给他看过，他翻译成了英文，很快就在欧美引起很大反响。”这篇报道呼应了当年王淑平的发现。
文楼村在上蔡县城南部，商水县西赵桥村西南方向，距离西赵桥30多公里，和西赵桥相同的是，都距县城较近，与当地的交通干道相邻，都是有较长卖血史的村庄。
王淑平发现了周口地区献血员感染HIV之后，相关的各种消息开始在河南省坊间流传，可以说，河南农村发现了大量农民感染艾滋病不是秘密，流传的版本非常之多。
1999年夏天，省会郑州东20公里的中牟县西瓜丰收，伴随着西瓜涌入城市的是“西瓜被注射了艾滋病人血”的传闻。那年，西瓜的滞销使得从郑州东郊经过的107国道变成了农用机动车停车场，成百上千的西瓜车一字长龙，瓜农的脸上写满了忧伤，他们很是陌生的艾滋病却成了阻碍西瓜销售的绊脚石。
就在这年8月，桂西恩接到了他的一位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的邀请，他是武汉的医生。他的学生说，在接触的病人中发现多人感染HIV。文楼成了桂医生第一个深入考察的村庄。
河南的媒体亦开始关注在省内乡村流行的艾滋病。这年秋天，几个媒体相约的记者前往文楼村，遗憾的是，这次集体的采访却未能有报道刊出。
一位摄影记者回忆说，他们的采访尚未结束，就被闻听消息前来干涉的地方官员打断了，他的胶卷亦没有保全。
1999年11月，文楼问题引起了另一个媒体记者的注意，与此同时，几位省内专家也注意到了文楼和河南其他农村的艾滋病流行，文楼在此时注定成为了第一个被打开的缺口。
这家媒体一位记者的采访很快形成了报道，就在报道即将刊出时，上蔡县几位领导在夜幕中来到郑州，游说省有关部门高层，该县正处于招商引资鼎盛期，希望暂不要报道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但这一意见在几位支持的专家那里卡了壳，专家的意见是一定要报道，而且要公开，如不能报道，他们将直接给高层写信。上
蔡县领导的游说在那天夜晚没有结果，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在省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各方达成的意见是：暂由记者的报道改写成内参，仅出25份。
其实，文楼已经不属于25份内参的秘密。“我在1998、1999年就已经接触到了从那里来的病人。”北京佑安医院的医生张可较早见到了河南农村艾滋病人，“起初，我并不相信，可后来到他们那里实地查看之后，事实让我惊呆了。”张可放下案头工作，于1999年8月27日前往文楼村东南向新蔡县东湖村，在那里，他一个上午就见到了10多位已经发病的HIV感染者。
2000年春节前的一天，那位写了文楼内参的记者在成都的一份报纸上刊出了“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的报道，文楼村和科南艾滋病疫情第一次被媒体公开报道，冰山显露一角。
政府和民间的河南HIV调查
一份署名为“河南省卫生厅”的文件的全称为“关于全省艾滋病工作的汇报”，这份文件汇报的对象是中共河南省委，而且是专题汇报。日期是2002年8月。
这份文件透露出的信息是：“根据卫生部疫情统计，至2002年6月底，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4581例，其中发病1973例，死亡报告963例。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到85万人，并且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递增。
“我省从1995年3月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至今年6月底，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928例，其中发病335例，死亡238例。专家估计我省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在3万左右。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厅先后组织开展了5次大规模的全省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和5次局部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摸清了我省艾滋病疫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集中在1995年前后的有偿献血员中。”
赵五记得，王淑平等人在西赵桥村提取了他们的血样之后，曾发给他们每人一些含在嘴里吃的药，“她们没说是什么药，我就按照她们说的照办了。”他庆幸地说，“可能就是这药救了我的命吧，我四哥和六弟都没吃这个药，都死了。”在赵五的印象中，1996、1997年两年间，他接受了来自地区和省卫生机构的多次血样检测。最后一次是2000年，在那次对全村有既往卖血史的人员血样抽查中，全村有上百人查出HIV阳性。
那份文件对河南的“血浆经济”相关情况做了介绍，特别提到了一个当年各地有偿献血员情况和感染率数字，文件写道：“从1995年开始，国家卫生部和省卫生部门多次在全省开展大规模疫情调查。
2001年3－6月，由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逐县逐乡逐村对1995年前后有偿献血员进行调查统计和核对，全省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共计18.3万人，其中豫东南驻马店、周口、南阳、信阳、开封、商丘6市有14.8万人。1995年4月，国家预防医学科学院来我省举办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学习班，抽查我省100多家血站1270份血样，最后确证艾滋病感染者81例，其感染率为6.38％；1996年5月，卫生部再次组织对全国有偿献血员进行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共抽样36009人，发现艾滋病病毒阳性者278人，阳性率为0.77%，其中，湖北4.2%,安徽2.7%,四川1.75%,辽宁1.48%,广西0.89%，疫情分布在13个省（区、市）。其中我省共计调查1666名有偿献血员，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4例，感染率为2.04%。
2000年12月，省政府组织的对上述地区艾滋病疫情抽样调查统计，在7个灶性点调查376名有偿献血员，灶性点村庄有偿献血员感染率最高达48％，最低为16％，平均感染率为32.71％。在14个县对有偿献血员调查1262名，感染率为3.01％。调查发现，有偿献血员集中的村庄艾滋病感染者比例较高，分散的有偿献血员感染率较低。”
文件给出了一个估计的数字是：河南省有偿献血员艾滋病感染者总数为2.31-3.35万人。文件特别提到了因文楼村而著名的上蔡县的艾滋病情况：2001年6月，上蔡县政府上报有偿献血员3.5万人，重点村庄12个，目前估计上蔡县实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在7000－10000人左右。
来自河南省有关部门的调查在王淑平的报告之后，很快在献血员中进行了，民间的调查也在进行着，一位老人挑起了这项工作的重担。她的调查与政府的调查有非常大的出入。
高耀洁是在1999年10月接触到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她本是一位妇科医生，曾因打击非法游医而出名。有人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豫南一个卖血专业村艾滋病感染很严重。来年开春，她租用了一辆车，拉了几箱方便面，开始了她的“防艾”之路。
疫情公开与吹口哨者离开
2001年8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此前一天，那位首次报道了文楼村疫情的记者接到了不被省内所有媒体任用的通知，于是日晚怅然踏上了北上的列车，此前半年，为谋生计和继续科研，王淑平离开了寄身的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只身去往她十分陌生的美国。
1996年, 就在王淑平的报告引起高层重视，省厅派员前往周口地区调查时，在一家酒店开会，她前去参加了。一个领导问她，能否把她报告上的数字改动一下，她说这不能改，要改领导自己改。这位领导又问她，为什么别人没有发现艾滋病疫情，为什么她发现了？王淑平说，现在不是讨论谁发现问题的时候，而是要赶紧去关闭血站。
王淑平从北京回到周口后不久，一个退休的卫生局长悄悄对她说：“你别在这儿干了，有人要找你的麻烦。”第二天一早，这位退休的局长站在临床检验中心的门口大骂，边骂边砸牌子，“他一边砸，一边说，我今天打的就是艾滋病病毒、肝炎病毒。”王淑平至今不知这位局长前后两天反常表现的用意。接下来，中心的水电被停掉了，“还是有一些献血员来做血检，我们还是设法做工作。”
酒店里和那位领导的不愉快对话之后，王淑平接连碰到了多人前来中心找碴，反反复复被追问到底往北京送了多少血样？都做了什么检测？临床检验中心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我们的工资随后就停发了，从1996年初开始直到1997年。”丁红想起10年前的经历，仍不觉得有悔意，“我们当时认为，这事早晚要暴露出来，我们做的问心无愧。”
1996年11月，河南省召开艾滋病预防大会，王淑平前往郑州出席会议，在会上与一位正在讲话的领导发生冲突。10多天后，这位领导到周口检查工作，专门到了临床检验中心，对几位正在工作的医护人员说：“你们都不要干了，这儿不合格。”随即，临床检验中心被关闭，王淑平被去掉职务，随其他人员合并到周口地区卫生防疫站。
1997年初，王淑平离开河南，到中国预防科学院学习和工作。“她觉得连累了同事们，怪不得劲儿，也得罪了不少人。”丁红说，“之后，她回到周口过几次，但从2001年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在中心被关闭之后，王淑平给卫生部写过三四次报告，汇报她和同事的处境，“但汇报一次恶化一次。”她最后选择了离开，遗憾的是没帮同事讨回停掉的12个工资。
1996年12月，卫生部有一个奖项准备颁给对艾滋病工作有功之人，曾毅提名了王淑平，但河南省却没有上报她的名字，她与此奖项无缘。
选择更远地离开之后，王淑平仍然在做着血液和病毒研究工作。在异国他乡，她对来自故土的消息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南省数十个艾滋病村庄正在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各界地帮助，病人正在得到药物救治，这些消息让她曾受伤的心稍稍欣慰。
2005年12月11日，河南省商水县汤庄乡一为女艾滋病人在寒风中死去，这是从河南艾滋病村庄传出的一条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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