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艾滋病在全球蔓延时，一个新的防治体系也在形成。2000年始，包括浙江在内的省份，首先推行艾滋告知制度；2007年3月，告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配偶或监护人。因告知而出现的困惑和新的问题，亦随之而来。保密与举报，职业道德与伦理冲突，无奈与快乐……他们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被告知者，还包括与自己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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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室”通常就是告知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的地点。咨询室相对独立，关起 门来，基本不受外界干扰，外面也听不到里面说话，方便保护当事人隐私。
门开了。
徐钟渭打量着门后那位年轻人，后者正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显然，他完全记不起来眼前这两位拎着水果篮来看望自己的“朋友”，曾在何时何地见过。
事实上，他们的确素不相识。因此，在5月20日这个星期天的中午时分，当两位来自浙江萧山疾病控制中心的医务工作者亮明身份时，空气中不免有了一丝紧张和不安。
是间农民房。徐钟渭和同事走进屋子，屋内不见有其他动静。徐钟渭有些庆幸：看来，这间屋的女主人和孩子，此刻都不在家。他决定直接说明来意，以防有人闯进来误了事。
“十分遗憾，根据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证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你已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落座后，徐钟渭径直说道。
他一边将化验单交到对方手中，一边观察着他的反应。从2000年开始，他已经有26次在不同人面前说出这句话，也算经历过各种场面了，但是每一次，他都依然无法判断，当被告知时，感染艾滋病的人会出现怎样的情绪反应。
果然，眼前这位感染者半天没回过神来。几天前，他刚刚病愈出院，却料不到不速之客又带来了这样一个坏消息。在接下来的流行病学调查中，他明显心不在焉了。
临出门的时候，徐钟渭照例给了这位年轻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的手机号码和其他联系方式。除了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以外，他只与同行交换名片。
“艾滋病不是绝症。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当最后握手和感染者告别时，徐钟渭感到对方的手有些微微抖动，并且——很凉。
徐钟渭的心情有些微妙。这一天过后，他掌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又多了一个，那同时意味着，他多了一个需要保守的秘密，一个家庭即将掀起波浪。结果殊难意料，而他，对此深感无奈。
一位艾滋携带者之死
徐钟渭成为“艾滋告知人”已有6年。艾滋告知虽然只是他的部分工作，却是他最为看重的角色。
而他成为艾滋告知人，实属偶然。
2000年10月，萧山检测出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天正好轮到他值班，于是理所当然地被拉去告知。当时，浙江省已经开始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并在确诊后告知感染者结果。
那一天，40岁的郑冲(化名)站在了年纪稍大于他的徐钟渭面前。徐钟谓说，和郑冲一样毫无心理准备的他稍微犹豫了一下，随即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落座后，他讲出了此后重复了无数次的话：“十分遗憾，根据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证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你已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徐钟渭记得当时郑冲一脸茫然，显然这位河南籍中年人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很多年后，当博客在中国流行开来的时候，徐钟渭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下了与郑冲接触的经过：
当我告诉他已经被确诊后，从郑冲狐疑的眼神中，我感觉到他对艾滋病的知识知之甚少。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对他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河南省某县人，今年40岁，十多年前曾在家乡多次有偿供血(卖血)。
三年前来萧山打工，其间有婚外性行为史。老家还有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我告诉郑冲，初步判断，他感染上艾滋病的原因，最大可能是在卖血时针具不洁造成污染引起的。
随后，我向他讲解了艾滋病的一些基本常识，同时要求他一定要做到：夫妻间性生活一定要正确使用安全套；不能和其他人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动员妻子到我单位或在家乡做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几个孩子也最好去当地做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最后，我郑重地告诉他，今天我们谈话中涉及到他个人隐私的内容，包括他的姓名、地址等等，我会替他严格保密。他目前还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如果有什么不明白或者需要我帮助的，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徐钟渭把郑冲比喻成《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在他们老家，像他这样能出来打工的，也算是精英人物，虽然在萧山，他也许会像王启明刚到纽约时一样，连份洗碗的工作都找不到。”
刚得知结果时，郑冲的情绪并不稳定。他恐惧、焦躁，特别是当妻儿皆受到感染后，一度崩溃，而抑郁症几乎一直伴随着他。但在徐钟渭的安慰下，郑冲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
不过，令徐钟渭意想不到的是，就是郑冲，他的第一个病例，也成为他遇到的第一个因艾滋病而自杀者。一直到死后半年，徐钟渭才从郑冲兄弟的口中得知噩耗。
2003年下半年，郑冲的身体慢慢变差，他最后一次到萧山疾控中心，告诉徐钟渭，他要走了，要回老家去。
徐钟渭最后一次安慰他，为他配好药物，然后按照有关程序整理了郑冲的病历档案。“病人在离开我的区域后，相关病历档案一般会通过各级疾病控制中心移交给迁移地的疾病控制中心。”
郑冲的档案甚至比其本人更先抵达老家。
接下去的事是郑冲的兄弟向徐钟渭描述的。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人迅速抵达了那个小山村，进行了不加掩饰的调查。
回家后不久，郑冲在家中自杀身亡。
“虽然我一点没做错，但至今依然觉得欠了他一笔债，欠了他那也已经感染了、饱受歧视的妻子和子女一笔永远难以还清的债！”徐钟渭说。
感染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吸毒的，我该不该举报？”他承认，尽管这些年他一直信守保密原则，但在心里，他时不时会反问一下自己。职业原则、良知、责任心……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往往会令他矛盾不已，难以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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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时不在的泄密危机
时至今日，徐钟渭依然为那次的“循规蹈矩”后悔。尽管这并不是泄密，即便是泄密，责任也不在于他，却无疑使他在往后的日子里不得不更加谨慎。
徐钟渭说，在标准的艾滋告知程序中，有一条是断然不能缺失的。那就是必须告知当事人：他所告知的所有隐私，均会被严格保密。
然而，因为无知而导致的泄密危机，依然无时不在。
今年5月份，徐钟渭的QQ上加进了一位女记者，说是一位警察“职业暴露”（指实验室、医护、预防保健人员以及有关的监管工作人员，在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及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意外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非胃肠道粘膜，或被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它锐器刺破皮肤，而具有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性的情况），已经服了阻断药，很是担心。
话还未说完，这位记者就给徐钟渭发了一个新闻链接，正是这位记者对这位武警被艾滋针扎伤的报道，还配发了他清晰的正面照片。
徐钟渭说，他也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位记者在稿件中指向过于明确，导致徐钟渭的一位感染者被小姐妹怀疑。
“当时那位感染者一再声称，要杀了那位记者。”他说。
徐钟渭有不少媒体的朋友，但从那以后，他对媒体有了天然的敏感，有时甚至会严词怒斥。
半夜被人叫起处理紧急情况已是常事。有一次，他接到萧山郊区一家派出所所长的电话，说在抓捕艾滋嫌犯时“职业暴露”了。
半小时后，徐钟渭到达现场，他没有理会周遭神情紧张的警察，径直跑到那位被拷在椅子上的嫌犯面前，用手挡开两家电视台的摄像机。
“我在这里先说清楚，这个病人的信息要是明天出现在媒体上，我会代表他去告你们！”
“还有你们！”
徐钟渭的手指从一帮记者身上滑过，然后指向周遭的警察。
“我对于媒体是这样看的：他的角度是新闻和如何吸引读者，虽然他也追求真实。而我们专业的角度是保护隐私：感染者可以不提供任何他不愿提供的隐私甚至别人的隐私——现在司法都可以零口供！”徐钟渭高声说道。
但是，就像他也难免触及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的痛处一样，泄密的危机也并不仅仅存在于媒体。
曾经有个地方出台一项政策，试图把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交给社区落实。徐钟渭说：“且不说把‘四免一关怀’交给居委会去负责很难真正落实，要是各个居委会都知道本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不暴露才怪呢！”
在他眼里，就为感染者保密的重要性而言，低流行区远远高于高流行区。“在大家都已经公认的艾滋村，保密反而不显得如此重要，往往在低流行区，感染者越容易受到歧视和不公。”他由此感叹，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肯定不知道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对艾滋病的歧视、排斥和恐惧是多么严重。
为了保密，徐钟渭总觉得自己一直行走在法律的边缘。“感染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吸毒的，我该不该举报？”
他承认，尽管这些年他一直信守保密原则，但在心里，他时不时会反问一下自己。职业原则、良知、责任心……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往往会令他矛盾不已，难以释怀。
寻找，还是寻找
在对郑冲进行告知后的两天，徐钟渭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对艾滋病暴发的担忧：
作为一名多年从事疾病控制的医务工作者，我明白郑冲的出现，对于我区艾滋病疫情来说，只是冰山露出的一角。艾滋病已近在咫尺，如何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必将成为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艰巨使命。
如他意料中的那样，萧山的艾滋病案例逐年增加，当然，与河南等艾滋重灾省不同的是，萧山的感染者，以吸毒者、同性恋者和性工作者居多。
在浙江省疾病控制系统，接受艾滋告知培训的人员也逐年增加。2007年，一般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所里的医生都有了《艾滋病检测阳性告知》证书。
而寻找艾滋感感染者的难度，越来越大。
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前来做艾滋病检测的人很少会留下真实的身份信息。于是，“乔装私访”，成了徐钟渭和他的同事们常干的事情。更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出没于一些高危人群聚居的场合。
今年2月，为了寻找一位感染者，徐钟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一处“休闲场所”集中的区域。在幽暗的路灯下，徐钟渭隐约看到见到路边一间休闲屋里，一个女郎频频向他招手。他顺势把电瓶车一停，问了一句：××号在哪里？
在与女郎的眼光接触的一刹那，徐钟渭心头一震：“她，就是我要找的人！”
然而，即使确定了艾滋病感染者，他们也可能半途失踪。曾经有一位感染者，就悄无声息地失踪了近半年，最后被疾控中心的一位同事从百里外的一个小镇找了回来。
“有时候找上几个月、半年，都不一定有结果。”徐钟渭感叹。
他回忆，当时，那位被找回来的感染者坐在他面前，一脸愧疚，不断说：“徐医生，我让您失望了。”在被告知病情后，这位感染者的女友离他而去，而他打工的收入只有3元一小时。
徐钟渭喋喋不休地教导了个把小时，希望他不会成为失访者。无论是留下或离开，一定要和他们保持联系。
那位感染者连连答应，但徐钟渭还是心存怀疑，因为半年前他也同样是满口答应了下来。“但愿这次是真的。”
告知的技术
“艾滋病告知，它的重要价值在于流行病学的调查和对感染源的追踪、控制。”杭州市疾病控制中心艾滋所所长陈树昶说。
正因为如此，今年3月1日实施的《浙江省艾滋病管理条例》中，把告知的范围放宽到感染者的配偶或监护人。事实上，确定感染者近期性伴侣并进行追踪，一直是艾滋病告知中最重要的环节。
“对于感染者本人来说，在得知自己感染之后，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沉默，什么话也不说。”
陈树昶说，为了能使流行病学调查能顺利进行，他最多尝试是将程序颠倒，也就是说先做调查，问清楚感染者的情况后再告知检测结果。
“这样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在谈话过程中让感染者逐步认识到自己已受感染的事实。”陈树昶说。
但对于告知家属，难度就更大。“如果疾控中心直接找家属谈，产生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陈树昶说，目前现实中所做的，一般是劝感染者本人带家属或性伴侣过来进行检测。但感染者本人是否愿意告知，很难进行监督。
“你越晚告诉你的伴侣，他对你的恨就越深。”徐钟渭往往这样劝说感染者，而到目前为止，他长期跟踪的26位感染者，都带来了配偶或性伴侣配合检测。
“他们对我，更多的是一种依赖。”徐钟渭如此形容双方的关系，“他们最需要的是尊重，当他们完全信任你之后，就把你当作是自己人，甚至比亲人还亲。”
为了建立更多的沟通渠道，徐钟渭申请了QQ，建起了一个网站，并开通了博客。在他主持的名为“中国艾滋病”的网站上，目前有近12000名会员，每天几百条帖子。他每天都要上网，解答许多感染者和恐艾对象的疑问。
谁来关注他们？
在浙江省疾控中心为基层疾控中心开设的培训班上，一个重要的内容是识别“暴力信息”。
“包括识别有暴力倾向或自残倾向的一些表情、肢体语言。”陈树昶说。
陈树昶就曾经经历过一回。当感染者得知自己确诊后，立即从手提包中拿出一片刀片，企图自残。
“原本都是医科学校出身的文人，现在做的工作其实已经超出了学校里所学的范畴。”陈树昶感叹，仅仅是告知这项程序，就要求告知者不仅有很好的心理辅导能力，还要时刻准备应付突发情况。
但他们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告知对象，甚至包括与自己的斗争。
即使到现在，陈树昶说，所有医生都清楚蚊子不会传染艾滋病，但在与感染者交流时，还是会很厌恶这些小飞虫。
瘦弱的徐钟渭抽烟，喝酒，睡眠也不是很好。他的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接听感染者的电话。
他健谈，尤其是有关艾滋病的问题，几乎不容人插嘴。
某网站健康频道征文：我当医生我快乐。徐钟渭写下一段话：当一名基层艾滋病防治的专业人员，当面对着这一特殊群体的时候，真的无法快乐！
他的博客里，无奈和快乐两个词出现的频率不相上下：
“小D来电了，说女朋友跟他分手了，我很无奈。”“他对我说，这几年他过得很苦，现在他真的无法面对现实中的家庭和感情。我真有些无奈。”
“某休闲中心的老板带了五个小姐过来检测，很高兴。”“失去消息好久的感染者某某来电了，很开心。”“某小姐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阴性，真为她高兴。”……
徐钟渭经常出没一些休闲场所做宣传，他说他的太太还是很理解，但不被人理解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位感染者打电话给他，说睡眠不好。徐钟渭把感染者带到了一位相熟的医生处，说明来意，这位医生十分认真地听他述说症状和艾滋病病情，仔细分析了失眠的原因，谨慎地开了一周的药。
临走，相熟医生的话使徐钟渭震动：你可以随时来，但你能解决所有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有几个医生肯为他们看病？
“他又一次问我，你图个啥呀？吃力不讨好！”徐钟渭说，他感到很愕然。
当然，他十分明白朋友说的是肺腑之言。
艾滋告知流程
１电话预约检测者见面
２选择一个清静、相对独立的房间作为告知地点
３两位疾控人员与检测者见面
４做流行病学调查
５疾控人员出示《HIV抗体阳性确认报告》，将检测阳性结果以及可能的后果告知本人
６提供心理咨询和预防传播的知识，鼓励积极生活，明确权利义务，强调社会责任等。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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