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过几天我们学校还在的话，我就去参加你们的研讨会。”去年，一位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在接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城市生活适应性研究”课题组的邀请时，无奈地这样回答。
2006年8月9日，北京市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未经批准流动人员自办学校安全工作的通知”。通知称，本市将对239所未经批准自办的、专门接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又称非法民工子弟学校)予以分流、规范或取缔，取缔学校前须把在校生安排到其他学校就读。
此后，许多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陆续接到了停办通知。
刚开始，就连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都觉得不理解：“人家拿出钱来做好事、办教育，可结果却是这样，二话不说就给取缔了，也怪可怜的。”可自打看到了“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城市生活适应性研究”的调查结果，孙宏艳的态度就悄悄发生了改变。在这项由孙云晓研究员担任组长的课题研究中，通过对北京市2395名中小学生(其中包括1650名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进行的调查发现，不同类型的打工子弟学校对孩子发展的影响差异显著，“公立和公办的学校，要远远好于民办的和未注册的学校”，公立和公办学校里的孩子更能适应城市的学习、生活，与城里同学的交往也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课题组发现，在某些公立学校中，确实存在借读生的考试成绩不计入教师考评的情况，这使得一些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受到与城里同学不一样的待遇。调查中，11.5%的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觉得“我在班上很孤立”，还有16.1%的人表示“不能确定”。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还是城市少年儿童，他们的交往大多集中在“身份”比较一致的同学之间，形成两个显而易见的“圈子”。研究人员发现，孩子们这种“身份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家长。调查发现，分别有7.6%的进城务工人员和10.0%的城市父母，不希望孩子与自己“圈子”之外的同龄人交往。
据北京市教育部门最新统计，目前已有400万农民工进入北京地区谋生，随父母进京的学龄少年儿童已达37万人，这一数字在未来十年将进一步扩大。
孙云晓说，现在一些务工人员担心孩子受歧视，遭城里人白眼，不想再让孩子过早地承受心理压力；还有一些城市人，把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当成“包袱”，能甩掉尽量甩掉，实在不行就躲得远远的，不让孩子和他们交往，甚至不惜费尽周折也要给孩子转学。他认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走向融合，而不是走向分离。”
调查表明，“流动的花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适应性差：36.7%的人回避与他人交往，66.8%的人曾经感到害怕、紧张、担心，超过两成的人想转学。
与此同时，农民工子女在身份认同问题上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当中，88.2%的人认为自己不是北京人，11.2%的人觉得自己“既不是北京人，也不是老家那里的人”。孙宏艳提到，在课题组进行的访谈中也发现了“双重边缘人”现象——虽然很多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在城市生活了很久，已经相当熟悉城市生活，但问到他是哪里人，很多孩子都还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外地人”，有的甚至犹豫着表示“说不清楚”，还有些孩子从小在北京长大，谈话中却一口一个“我们农村人”。(记者方奕晗)
城里人腾出空间偌大城市容不下民工子弟书桌?
如果我们承认农民进城是社会发展之必然、城市发展之必需，就应该承认民工子弟进城上学之合情合理；如果承认国家实行的义务教育是面向所有中小学生，就应该认识到民工子弟不管走到哪里，都有权利沐浴在义务教育的阳光之下。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民工子弟进城上学，犹如他们父辈当年进城打工一样，处处受到歧视。
孙东东(北京大学教授)：取缔刻不容缓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以“解决”代替“取缔”
程方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取缔不该有争议，但要与人为善
2007年1月8日，一则《上海街头上演“抢生大战”，数百学生被强行转移》的新闻报道，成为许多网站教育频道的“头号关注点”。许多转帖还加上了这样的点评：“凛冽寒风中，近2000名农民工子女无学可上，明天他们又将何去何从？”一时间，舆论出现“一边倒”，致使政府有口难辩，陷入尴尬境地。
事实究竟如何？连日来，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
浦东实践新举措民工子弟学校有望3年内"转正"
浦东新区现存的民工子弟学校均被给予了3年左右的“缓冲”时间来“转正”，就是由政府颁布学校基本办学标准，引导和扶持学校按标准和规范申办成为具有法人资质的民办学校，政府以补贴形式购买服务提供给农民工子女。这种探索和实践也开辟了解决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另一条出路。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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