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梅香是庄河市荷花山镇同巨村村民，今年3月26日，带着对丈夫、女儿的无限依恋，带着对好心医生的无比感激，带着要用自己最后的身体报恩的心愿，离开了人世。在她死后6个小时，丈夫韩广胜帮助她完成了心愿：将遗体捐献给了大连医科大学，用于医学教学。

　　20年的夫妻，在徐梅香死后，韩广胜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大连，带回故土的只有三绺头发。“她走得很安详、很平静。”他平静地说，但眼圈红了。在事情过去了十几天后，这个面色灰黑的农民，仍然无法掩饰心中的伤痛。他没有违背妻子的遗言，但压力重重：村里有人传言他把妻子的遗体卖了。“他们在我的亲戚面前说，我卖了10万元！”老实的汉子眼里冒出火来，“要是他们（医科大学）给我一分钱，我也不能让他们把她带走！”

向“无语体师”致敬。

　　按照当地的习俗，死了的人，一定要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即使人回不来，也得把骨灰带回来。因此，韩广胜、徐梅香的选择成了“另类”，难免非议四起。但他们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尊重，特别是娘家人。“他们（医科大学）把她带走的时候，是我和两个小舅子一起签的字。他们都知道她为什么要捐献遗体。”韩广胜说。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家人接受了徐梅香的选择？徐梅香的遗体又将有怎样的作用？带着一系列的问号记者进行了采访。

　　八年医患情深似海捐献

　　遗体报医恩夺走徐梅香生命的是肥厚性非梗阻型心肌病。现在的医学，对于这种病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过去的8年中，这种病让徐梅香受尽煎熬，也拖累得全家倾家荡产、债台高筑。

　　疾病无情人有情。在这8年中，徐梅香一家也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8年来始终帮助他们治疗的医生；供养他们的女儿读书的机关干部；与他们同命相连，共渡难关的病友……也正是这些温暖，抚慰了徐梅香那颗绝望的心，也最终促使她决定捐尸报恩。

 　　“早在2000年的时候，她就第一次提出来，要捐献遗体。我不同意，夫妻一场，我不忍心。”韩广胜说着，眼圈又红了，“她去世前大概半个月的时候，有一天趁我不在家，她给孙院长又打了电话，说要捐献遗体。25日弥留之际，她还催我找院长，要捐角膜，要把能捐的都捐了……”

　　韩广胜所说的孙院长是市中心医院院长孙喜琢。他是最早接诊徐梅香的医生。这一接就是8年的时间。这8年里，孙喜琢从一名科主任升迁为院长，可无论节假日还是深更半夜，只要有韩广胜、徐梅香夫妇的电话，他都会细心指导。这8年里，韩广胜、徐梅香又跑了很多医院———大连的、长春的、沈阳的、哈尔滨的，甚至让北京阜外医院最顶尖的专家也看过，结论都是一个：肥厚性非梗阻型心肌病。“他是个好大夫，没有他，俺媳妇活不了这么久。”韩广胜对孙喜琢充满感激。

　　韩广胜拿出了8年来看病的单据，用黑色的塑料袋包着，像一块青砖大小。大量的钱花在了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上，超声、心电图、电生理、 CT、螺旋 CT、冠状动脉造影……他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孙喜琢只让他妻子做了一次超声检查就确诊了。“他给开的药也很少，只有华法林钠片（一种抗凝血药）。我们省了不少钱。”

　　这是8年中，孙喜琢和这对夫妻之间的感情从简单的医患关系变成朋友，变成最信赖的人的一个原因。对于这对夫妻，孙喜琢的电话是张口就来的；对于孙喜琢，8年中他的手机号只变过一次———他怕他们找不到他。究竟给孙院长打过多少次电话，夫妻俩已经记不清了。记得的只有院长说，“有事随时找我”。“她几次都想走了，想买安眠药。每次孙院长就劝她，要好好活着，说这种病只要自己努力，活个20年没有问题。”韩广胜说，“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救了，可他这么说，我们还是很受鼓舞。记得几年前，到沈阳一家大医院看，专家一看以往的化验单，就说这人活不过两个月，可那时候她已经活了几年了。”

　　“他要是能抽我一根烟，我们也不会觉得亏欠他。”韩广胜说着，站了起来，“有一次，我攒了1000块钱，想给他送礼。他说你要是这么做，就别来找我看病。”

　　对于韩广胜一家，孙喜琢不仅不收钱，还要倒贴钱。“妻子走的时候，我身上只有2000元钱，全交了住院押金。她走了后，院长把我叫到了办公室。告诉我，欠医院的钱，他给想办法。又递给我一个信封，上面写得很清楚，是他参加科技评审的劳务费2000元，原封没动地给了我。我说不能要，他说这是个人名义，硬是塞给我。”正是用这笔钱，韩广胜给妻子办了后事。

 　　“我们这辈子碰上了很多好心人。”韩广胜说。他指了指一叠黄绿色的军大衣。那是有一年冬天妻子住院，同病房的病友们看着衣着单薄的韩广胜可怜给买的———没想到大伙儿想到了一处，结果韩广胜一下有了5件大衣。亲朋好友，邻里乡亲都知道韩家的情况———等他还钱不知什么时候，可每次韩广胜求援，大伙儿总是纷纷解囊。韩广胜永远忘不了妻子弥留之际，大连市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那时候徐梅香已经病入膏肓：肾衰竭，肝硬化腹水，肺内大量积水，心脏二间瓣、三间瓣、主动脉瓣严重关闭不全，室间隔明显太厚，胃穿孔，肠穿孔……呕吐的污物散发出浓重的异味，以致于其他患者纷纷逃离病房。“几乎所有的科主任都来参加会诊。那天值班的护士，也就二十几岁，几乎是三五分钟一次地探察情况———从来都是笑着安慰我们……”韩广胜说。

　　妻子去世前后发生的这些事，最终使韩广胜接受了妻子生前最后的请求，捐献遗体。他感到，妻子的选择是对的。“她想报恩，唯一能够贡献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自愿捐献遗体的人越来越

　　多，但和需求相比还差很远在大连医科大学，记者了解到，徐梅香的遗体是春节以来学校接收的第3例自愿捐献的遗体。负责这项工作的马岩告诉记者，像徐梅香这样自愿捐献遗体的农民还很少。而在医科大学登记申请自愿捐献遗体的人，去年一年也只有200多。“徐梅香的遗体将用于医学教学。”马岩说。这也符合徐梅香的初衷：让科学家通过对我的研究，帮助更多的人不再遭受我遭的罪。

　　在医科大学，像徐梅香这样捐献的将用于解剖教学的遗体，被称为“无语体师”。从2006年起，每年入学的新生在第一节解剖实验课课堂上，都要围站在“人体标本”前，静静地聆听老师和同学的致词，并恭敬地为“无语体师”献上一束黄色的雏菊，默默地低头致以哀思。

　　“他们的奉献精神体现在生前的遗愿中：宁让学生在我身上错划20刀，也别让学生毕业后在病人身上划错一刀。他们使我们感到，在生命洪流里，死亡可以是一种形式的落幕，但也可以升华为一种‘爱与善’生命循环的序幕。”一位参加过向“无语体师”致敬活动的学生在日记中曾写下这样的感言。

　　按照正常的教学需要，平均每四到五个学生就需要一位“无语体师”，但现在几乎所有的医科院校都做不到，能达到十二三人有一具尸体就算好的。对于学生们而言，解剖实验，不仅仅是学习医术必不可少的过程，更是学习珍视生命、尊重生命的过程。

　　“从2005年开始，自愿捐献遗体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但和需求相比，还差得很远。”大连医科大学遗体和器官捐献中心一位姓张的老师告诉记者，最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相关立法，人们捐献遗体还有很多顾虑。”这一点，记者在采访市红十字会负责遗体捐献的负责人时，得到了证实。

 　　“大连现在没有关于遗体捐献的法规条例，因此如何捐献、履行哪些手续、在捐献者死后遗愿如何履行等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市红十字会负责遗体捐献的赈济部部长丁涛说。比如按照国外的惯例，在捐献遗体报名前，捐献者要先做遗体捐献公证，以确保去世后，遗体捐献委托人依法捐献死者遗体。而目前，在我市这一环节几乎没有。再比如，遗体捐献必须由直系亲属签字。但传统观念，导致很多捐献者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想捐却捐不了”。

　　另一个困扰着遗体捐献机构的问题是：谁来接收？大连医科大学是接收整体遗体的单位，但如果捐献者死后只想捐献部分器官，比如眼角膜，又该怎么办？

　　丁涛告诉记者，在国内其他城市，有专门的医院或医疗机构，负责接收被捐献的器官，使它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应用。“这不仅是对生者的帮助，也是对死者最好的尊重。”丁涛说。

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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