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北京，杨紫烨才知道，什么叫当上名人的感觉。10天前，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现在，报摊上悬挂的杂志，用她的照片做了封面。
　　撰稿／黄 祺(记者)

　　一夜成名

　　因为得奖，杨紫烨估计要一个月开不了工。她的办法是，把所有采访都安排在几天之内，只希望下周能开始自己的工作。
　　2月26日奥斯卡颁奖礼之前，很少有人知道除了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以外，还有其他华人影片参加了第79届奥斯卡的评选，观众讨论着巩俐的胸和周润发的盔甲，忽略了即将成为黑马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

　　这部以艾滋孤儿为题材的纪录短片，讲述了一个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算新鲜的话题。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地区，有很多因父母感染艾滋病去世变成孤儿的孩子，他们中有的自己也是艾滋病感染者，有的自己虽然没有感染疾病，但却只能在残缺而贫困的家庭中生活。
　　杨紫烨自己也没有想到能捧得奥斯卡小金人，在提名的4部纪录短片中，一位导演已经是第四次被提名，还有一位第二次提名，只有她是名不见经传的华人导演，“竞争太大了”。杨紫烨觉得，评委们选择《颍州的孩子》的原因，是片中的故事打动了他们，是银幕上的现实，让人动容——这正是纪录片存在的意义。

　　“颁奖以后，我见到几个评委，他们对我说，片子打动了他们，卢燕见到我说，她很高兴。宴会上，凯特·温斯莱特(电影《泰坦尼克号》女主角)走来跟我拥抱，她说她很喜欢这个片子。”这样的赞誉和肯定，让杨紫烨自己也很高兴。
　　多少导演把获得奥斯卡当作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杨紫烨如今货真价实地成了“世界级”的“著名”导演，但生活和工作却没有改变多少。棕色毛衣和灰色条纹裤，不施粉黛，也没有饰品。落座时，她连连为迟到道歉，然后放松地坐下，回答问题保持着礼貌和热情。

　　知名度给杨紫烨带来的当然不只是应付采访的“麻烦”，找她拍片子的人多起来，这是“好事”。但她主要的工作没有变——拍公益广告，此前她拍摄的很多公益片已经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特别是姚明、彭丽媛等名人参加拍摄的短片，已经为观众熟知。接下来，她的团队将要涉足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有关的公益片的拍摄。
　　一夜成名的还有曲江涛。因为杨紫烨在奥斯卡颁奖礼上把曲江涛叫做“曲戈”，所以很多朋友还不知道曲江涛就是奥斯卡获奖影片《颍州的孩子》的摄影。当然，就算念出“曲江涛”这个名字，还是有很多人不敢相信这个“北漂”的摄影师，会获得如此殊荣。曲江涛告诉一个朋友：“我拿奥斯卡了。”朋友大声回答：“你疯了吧？”

　　当初导演杨紫烨要给曲江涛取一个英文名，被曲江涛拒绝，他要大家叫他“曲戈”，为的是“想占人家便宜”。现在，“曲戈”成了奥斯卡摄像师，曲江涛的事业似乎也到了紧要的转折关头。
　　曲江涛自己导演的短片，也曾获得过国外奖项，尽心尽力地拍摄，是曲江涛赖以生存的工作，也是他的理想。受雇于杨紫烨时，曲江涛没有奢望奥斯卡，意外的惊喜，让他对未来多了一份期待。不过，目前看来奥斯卡并没有给曲江涛带来“实惠”。“人家看到是我去谈合同，就不干了。”曲江涛说，最近有人打算跟他合作，但因为拿了奖，人家以为他会要一个高价。

　　与其他“北漂”一样，曲江涛也有过窘迫，他的获奖短片《我的北京生活》其实就是自己刚到北京时生活的写照。从新疆一家电视台离职后，曲江涛成了“自由人”，当然，雇主们也可以“自由”地选择雇佣或者不雇佣他。常常接到的活是给民营医院或者药厂拍摄广告，这样的活儿与“艺术”扯不上边，但却是曲江涛不得不接受的生活现实。
　　如今，梦想照进现实，曲江涛拍摄的纪录片得到了奥斯卡的赞誉。曲江涛说，如果有机会，他希望能拍一部故事片。导演宁浩因《疯狂的石头》一举成名，宁浩当年的道路和境遇，与曲江涛是类似的。不过，在走近梦想的路上，还是要面对严肃的现实，接活干是要紧的，曲江涛最不希望的是，别人以为他“涨价”而不再找他了。

　　墙内的争议

　　戴上奥斯卡的光环，《颍州的孩子》却没能在故事发生地——中国，获得众口一致的好评。网络上，推崇它的人和厌恶它的人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事实上，《颍州的孩子》是带着争议走上领奖台的，只不过，纪录片毕竟是少数人关注的影片，当初的争论并不为大众所知。2006年8月，多伦多，世界各国近百位参加第16届世界艾滋病大会的记者参加会前培训，其间，记者们观看了《颍州的孩子》。影片还没放完，新华社的记者熊蕾就宣布退场，然后，中外记者激烈争论，中国记者对影片提出了很多质疑，但外国记者大多表示喜欢这部纪录片。

　　熊蕾随后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文章说她是打着盹看的影片：“我不喜欢《颍州的孩子》，不是因为她(片中人物张颖)，完全是因为我认为这部片子本身拍得并不好，故事讲得不明不白，而且儿童表达的权利完全没有体现出来。”《颍州的孩子》摄影师曲江涛看到博客后，立即回复进行严厉反驳。他认为，影片通过长达一年的拍摄，记录了孤儿们在张颖的帮助下生活越来越好的真实情况，而熊蕾没有认真看完影片就妄发评论，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张颖是引发争论的导火索。“张颖是在影片开始15分钟的时候出现的。”杨紫烨说。杨紫烨知道张颖和她负责的“安徽阜阳市艾滋病贫困儿童救助协会”一直受到质疑，有人认为她成立民间组织救助孤儿有其他动机，而且协会的财务管理有问题。
　　但杨紫烨更加相信自己看到的情况。“她帮助了楠楠，这是真的，其他的我不管。”杨紫烨说。曲江涛也见证了张颖的工作。《颍州的孩子》中最小的孩子是高峻，最初拍摄时，高峻全身的皮肤长满了疮，整日低着头斜着眼睛看人，从不说一句话。受到救助以后，小高峻有了玩伴，也得到了治疗。影片中有一个充满温情的镜头：高峻被养父抱在怀里，手里举着金色的油菜花，挥舞着召唤小姐姐，脸上有着像油菜花一样灿烂的笑容。曲江涛说：“我至少看到高峻变得越来越好。”

　　“我用我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讲故事的方法来表现艾滋病人受歧视的问题。”作为纪录片导演，杨紫烨认为影片表现的故事是真实的。至于为何要让张颖成为影片中的一个人物，杨紫烨说，目的是：“张颖是一个榜样，希望更多人来做公益的事情。”“有各种争论，我觉得很好”，杨紫烨说，“但我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去改动我的片子。”
　　杨紫烨不认为《颍州的孩子》是用悲苦的孤儿故事换取观众的同情和眼泪，虽然展现的是不幸命运，但影片中常常出现孩子天真而甜美的笑容，孩子们在得到帮助后生活得越来越好，也让观众看到希望。“我不觉得故事讲得悲惨，这不是我的原意。”杨紫烨曾经与制片人汤列伦发生过一次争论，汤列伦认为影片中悲惨的东西多了一些，孩子应该有光明的一面。杨紫烨却认为那些悲惨的镜头更有表现力。最后，杨紫烨采纳了建议，她现在更喜欢最后这个充满了希望的故事版本。

　　杨紫烨范本

　　中国纪录片在国际赛事中曝光率越来越高，《铁西区》《好死不如赖活》已经获得了国际声誉，但能在奥斯卡这样受到高度关注的评选中获奖的，还是凤毛麟角。
　　《颍州的孩子》之前，1997年华裔导演虞琳敏以《呼吸的代价》获第6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在奥斯卡获奖名单上，华人导演拍摄中国故事的纪录片获得奥斯卡奖的，《颍州的孩子》是第一部。

　　杨紫烨自己也承认，中国本土的纪录片导演，拍摄了很好的纪录片，一些导演与杨紫烨一样关注了艾滋孤儿这个题材，影片并不逊色。但杨紫烨足够幸运，她找到了合适的题材、合适的拍摄对象、合适的故事，而且，还有一个合适的制片人帮助她把纪录片送到奥斯卡。
　　在美国20多年时间里，杨紫烨的镜头总是对着“弱势”或者“少数人”。《成为美国人》讲述了移民美国的华人的故事，杨紫烨说，20多年前当她从香港到美国求学时，她在唐人街见过一些老一代的华人侨民，他们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唐人街。“我希望能做一些事情，让美国人了解他们。”杨紫烨能够做的，就是用纪录片展现这些华人的故事，让所谓“主流社会”了解“少数民族”。

　　拍摄艾滋病感染者，杨紫烨说，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弱势”。“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做了很多关于艾滋病的片子，我可以把在美国的经验，带到中国来做事。”2004年，杨紫烨卖掉在美国的房子，搬到北京定居，因为“中国有很多可以拍的题材，比如艾滋病”。
　　拍摄纪录片《成为美国人》时，杨紫烨认识了著名华人科学家何大一，他是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发明人，同时热衷中国的艾滋病预防事业。通过何大一，杨紫烨认识了在中国活跃于艾滋病预防工作的一批学者，其中一位是清华大学教授景军，他告诉了杨紫烨颍州的故事。

　　2004年，杨紫烨认识了张颖，张颖带着杨紫烨走访了颍州5个家庭，杨紫烨决定拍摄其中3个故事，就是后来出现在影片中的高峻、楠楠和王家三姐妹的故事。杨紫烨的团队开始了平淡而艰苦的纪录之旅，摄影师前后去颍州10多次，拍摄回来80个小时的素材，杨紫烨总是要求曲江涛放弃三角架，让摄影机离人更近些，让镜头离真相更近些。
　　制片人汤列伦第一次看到的影片，是一个小时长的版本，那一次观看让他决定，一定要把影片送到奥斯卡试试。杨紫烨把最终剪辑完成的39分钟影片交给了汤列伦，汤列伦担当制片人的影片曾经获得过奥斯卡纪录片提名，他的经验让杨紫烨获益匪浅，他落实参评奥斯卡的每一个步骤，直到通知杨紫烨：“你的影片获得提名了。”

　　“参加奥斯卡评选需要完成非常复杂的步骤，汤列伦有经验，他知道该怎么做。”杨紫烨说，而国内的很多导演，也许正是缺少像汤列伦这样的合作伙伴，帮助他们走上奥斯卡的红地毯。
　　尽管获得了奥斯卡奖，尽管杨紫烨时常与不同机构合作拍摄公益影片，并在中央电视台放映，《颍州的孩子》是否能让更多中国观众看到，还是一个悬念。3月9日，北京保利剧院，《颍州的孩子》在一个近300人规模的特映礼上放映。杨紫烨告诉记者，她的团队正在筹划今年6月能够在上海举行类似的放映式。另外，她正在努力促成国内电视台播放这部影片，但愿不要为此做更多的剪辑。

　　杨紫烨说，她希望一两年以后能拿出新的纪录片再次冲击奥斯卡，如果遇到好剧本，她也想拍一部故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