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数千年来国人一直推崇的“入土为安、死要全尸”等传统观念；一边是各医学院医用遗体奇缺，不少学生读书5年无缘解剖一具遗体，制约着医疗事业的发展。而今，越来越多的遗体捐献者站了出来，他们凭着崇尚科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遗体捐献困局一点点扭转……来自武汉市红十字会的数据表明，自2000年至今年2月上旬，全市遗体捐献者共达96例，登记捐献遗体的志愿者已达3200余例；捐献眼角膜者有21例，已帮助9人进行了角膜移植。是什么促使他们抛弃俗见“逝后捐献”？近日，记者通过大量走访发现，每个志愿者背后都有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寓意生命之光的纪念碑在石门峰落成。（资料图片）
想念老伴时，吕丽新就翻开杨大坤生前的照片。
王秀佳拿到市红十字会的会员证，要做武汉“劝捐”第一人。
最可爱的人：死了都要奉献
他从上甘岭战场下来，幸运地保全了性命；他是国家一级舞蹈演员，一生痴爱文艺事业；他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赶快联系市红十字会”捐献眼角膜。他就是杨大坤，一个普通的老党员。
1936年，杨大坤出生在贵州毕节一个小山村。14岁那年，他钻进在当地剿匪的解放军队伍中又唱又跳，凭其特有的文艺天赋被选为文艺兵。其后，他认识了早一年参军的女孩吕丽新，吕13岁那年，从家中逃出参了军。二人同在15军45师，因文艺才能突出，双双被选进文工队三人领导小组中。
1952年10月14日，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打响。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文艺兵也表现出大无畏气概。杨、吕等人冒着枪林弹雨，到战场一线，钻进一个个防空洞表演节目振奋士气。上甘岭战役打得艰苦卓绝，在阵地坚守三天三夜后，师长一声令下“保住文艺兵！”杨就顶着炮火带领战友强冲封锁线。几年后，他悄悄给生死与共的战友吕丽新写信，二人走到了一起。
1969年12月，杨大坤转业以后，一直从事文艺事业，退休后，还在省老干艺术团工作。提及携手半世纪的老伴，吕丽新泪眼婆娑地说出一个“恨”。她说，杨老凡事先替他人考虑，自己能凑合就凑合，忙起工作来不把身体当回事。今年1月，71岁的杨大坤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前，还挂念着团里排练的事。
杨大坤在生活上相当“抠门”，他常对子女们说：“我那么多战友牺牲在战场上，连个安葬之处都没有，我能活到现在，有家有儿女，已很知足了。”因总想着自己是幸存者，他坚持一切从简。
两年前，杨大坤看到捐献遗体和眼角膜的报道后，与老伴商量，死后也捐献遗体，并约好“谁先走，对方就先替谁了却心愿”。杨大坤说，死了墓葬既占国家土地，还要后辈不辞辛苦地拜望，而捐献遗体能为医学做点贡献。
杨大坤的女儿闪烁着泪光对记者说：“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什么事都放得下。我们做子女的，站在他的经历上换位思考，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就能慢慢理解。”
殡葬工：人生尽头写下绚丽一笔
在武汉市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有个名字叫陈学军，他是湖北省殡葬行业遗体捐赠第一例。
陈学军出生在武昌一个普通家庭，高中毕业就踏上社会，辛苦工作养家糊口，先后干过工厂技术员，开过洗衣店，踩过三轮车，跑过化妆品推销，后经人介绍到石门峰名人文化公园工作。此前，他对遗体捐献知之甚少，纪念碑在石门峰落成后，他开始被遗体捐献者所感动。
2005年3月初，这名曾给同事带来很多欢声笑语的青年员工，因患肝癌住进医院。同事和领导知道后纷纷前去探望，并募集了近6000元善款送到他手上，陈为此感激不已。此前，他看到报纸上刊登一则消息称，“一具遗体，若能作为教学、研究之用，对医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但这项功在千秋的事业在武汉并未得到广泛支持。武汉市的一些医学院校极其缺乏教学、科研用的遗体，有的医学院只能放录像带教学，有的学生直到毕业都没能进行过解剖。”病危期间，他想到处理后事，逐渐萌发了捐献遗体作医学研究的念头。
有一天，陈学军挽着母亲的手说：“妈妈，我不行了，我去后，把我的遗体捐赠出去吧！”其母杨婆婆哭成了泪人，她断然拒绝儿子的请求。那时的杨婆婆有三个顾虑：一怕街坊邻居们说自己心狠，连亲生儿子的后事都不给办理；二担心不好给亲戚朋友们交代；三则是受中国几千年亡人入土为安的观念影响。
陈学军却悄悄地与市红十字会取得了联系，申请捐献遗体。此后，他又做母亲的工作，身为教师的杨婆婆听了儿子的肺腑之言后终于答应了。2月8日接受采访时，杨婆婆说，她至今仍记得儿子那番话：“我被病折腾得很痛苦，希望让搞研究的人能研究出病因，找到治病途径，让更多的人减轻痛苦，获得新生……”
2005年7月28日，年仅37岁的陈学军病重离世，家属们在交接手续上签字后，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市红十字会用于科研和教学，完成了他生前夙愿。
陈的妻子哽咽地告诉记者，他去世前曾感慨地说：“作为一个殡葬员工，我看到过人生太多的生离死别，感悟到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于财富多少，更不是死后占有多大的土地，而是在于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多少。”如今，他的名字被镌刻在石门峰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他曾在这个地方挥洒过汗水、见证过青春，也将呼唤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一大义举动中来。他生前的同事说，有些人对丧事大操大办，不惜掷以千金，并不见得会被人记起，而陈学军的举动为社会移风易俗做了贡献，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
八旬太婆：历尽沧桑，其心动人
余平之是前不久捐献遗体的一例。其女提起母亲哽咽地说，母亲的举动算不上伟大，但在他们姊妹眼中，母亲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余平之一生坎坷。因有亲属在台湾、美国定居，在那个特殊年代，她受尽非人折磨，扫过厕所、挨过大字报批，但都咬牙挺了过来。把儿女拉扯大，本该安享晚年时又遭一厄难，相敬如宾数十载的丈夫突患精神病离家出走，是生是死杳无音信。余平之心里难受极了，暗地里抹过很多眼泪，但过后仍会笑对生活。其女说，她有句口头禅是“忘记过去，过好今天”。
余平之年少时随父辈走南闯北，年轻时当过老师。到了晚年，身体硬朗的她不要儿女照顾，自己将日子安排得井然有序，读小说、看电视、与老同学聚会等，从来不会闷着。她操一口标准普通话唠嗑时，外人还以为她是名北京老太。
余平之有个亲戚在中南医院上班，她常去串门。其间，余平之接触到了遗体捐献，觉得她应该支持这项事业。2003年10月，她在武大医学院的登记点办理了手续，儿女们出于对她尊重，也较顺利地签了字。
今年1月28日，80多岁的余平之出门一天，可能走累了，不慎摔了一跤，晚上回家睡着后就再也没醒来，儿女们按其遗愿将其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
垂暮老人：为完善捐赠体系而奔走
在前不久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馆的开工仪式上，有名81岁的老人叫程远。他是名离休老干部，2002年被诊断出患有肺癌，曾经历过27次放疗，如今家中仍预备着氧气罐。
程远夫妇年轻时参过军，都是老党员。2002年，程远夫妻俩一道向市红十字会递交了《遗体捐献申请书》。去年3月28日，老伴病逝，程远按老伴生前遗愿，将其遗体捐献给同济医学院。
为表达对老伴的怀念，更为唤起医学院的学生们对逝者的尊重，程远特意制作了一块铁牌，挂在了老伴的手腕上，铁牌上面清晰地写着：“遗体捐献者，杨菊贞，离休干部，中共党员。”他要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看到这个牌子后，了解捐献者的生平、事迹，让他们从志愿者身上不仅仅只学到医术，还要学习到医德。
他在对医学院学生作的报告中讲过：“上解剖课时，你们不要只把捐献的遗体看成没有生命的教具，而应怀着尊重与感激的心去上好这堂课，因为正是这些志愿者给了你们实践学习的机会。”
随后，武汉市红十字会在全市各个遗体接收站改进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将捐献者的姓名、生平标在挂牌上，当然，不愿公开的除外。同时，还要求师生们在使用遗体前要举行默哀仪式，以示悼念和感激。
血癌患者：当武汉义务劝捐第一人
23岁的王秀佳来自山东潍坊诸城一个贫寒的农家。他是湖北省孝感学院土木系2004级学生，是该校“高水平运动员”，去年5月住院前还在全力备战省大运会。
此前，这个憨厚的山东小伙曾感到身体不适，但没检查出毛病，他以为是水土不服，就没放在心上。当自己被确诊为霍奇金淋巴瘤中晚期时，王秀佳几乎难以置信，从此他辗转于湖北的孝感、武汉及山东诸城等地治疗。
曾经体格健壮的王秀佳很快消瘦下来，体重轻了，头发掉了，身上长红斑点，双手溃烂，经医院抢救，王秀佳挺过了20余天的病重期，他笑称自己是死里逃生。住院期间，他被媒体上报道的遗体捐献者的事迹深深打动，逐渐调整心态。现如今，他多了句口头禅——“身上有病，但是心里不能有病，大活人不能被癌症吓死。”有一次，他给朋友发短信说：“兄弟，我一定会活着回来，活一天就快乐一天。”令那个大小伙为之鼻子一酸。
到去年9月，他治疗已花掉六七万元，家中能卖的都卖光了，王秀佳不忍心再看父母为自己操心、流泪。9月25日，在协和医院肿瘤中心的病房，王秀佳郑重地签下“遗体捐献书”，成为第一个签署遗体捐献书的外省志愿者。他说，自己双眼视力都是1.5，万一“那一天”来了，能将眼角膜捐出来，帮助他人恢复健康，就感到很欣慰。
7日，记者在市红十字会见到王秀佳时，他有说有笑，还几次说：“我在医院是个病人，走出医院就是正常人。”
王秀佳说，他打算捐献遗体的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湖北、山东两地各界极大关注，不少人伸出援手，媒体和相关部门先后为他筹得20余万元捐款，帮其渡过人生最难的关头。他动情地讲了个小故事，一名70多岁的爹爹去医院看望他时塞上了300元，王见他自己也身患重病，步履蹒跚，说话含混，不忍心接受，但爹爹执意要塞上，王询问爹爹的姓名，他说：“我叫小爱，小小的爱心，请你收下！”王再也拗不过，郑重地接过了这份心意。
面对好心人的无私帮助，王秀佳在有限的生命中尽己所能回报社会。他深知癌症患者寂寞无助时，有人说说贴心话，比打一瓶吊针都管用。因此，经常与见过面的、没见面的病友发短信打电话，甚至搭乘三个小时汽车，去汉南探望一乳腺癌患者，为她送去鼓励的话和两百元钱，那个患者如今已燃起战胜病魔的信心。
此外，王秀佳利用手边丰富的资讯，办起手抄报，里面写着与病魔抗争的心得、对社会的感恩，并摘录了癌症患者健康饮食等。趁返乡之际，他将已复印了数十份的第1期，在相对闭塞的诸城的癌症患者中传播。
2月7日，接过市红十字会的会员证，王秀佳开心地说：“以后就可以直接去‘前线’了！”从肿瘤中心出院后，他被要求转到血液科进行骨髓移植，迫于经济压力，他选择出院，用中医偏方保守治疗。
他寻思着在有限的生命中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于是想到效仿外地的“劝捐员”，去各医院找病危患者，以自己亲身经历告诉他们捐眼角膜的意义。市红十字会的相关负责人罗虹说，他是该市第一例准备做义务“劝捐员”的。
(转自：楚天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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