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中拿的是安徽省一个14岁女孩写给父母的信，我给大家读一段：我好想再回到父母的身边，我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妈妈。这个女孩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
我们再来看一个片段：
记者：大姐，你的意思是说,不想跟我们再见面了,是吗?
女人：不要再见面了你赶快走吧不要影响我。
记者：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呢？
女人：不要考虑了。
屋里的人正是孩子的母亲，她始终不愿意开门，也不愿意接受采访，她为什么会这样呢？
2005年4月11日深夜，出租车司机胡家友和往常一样，开车路过一段马路，突然，他看见一个人拼命的向他的车跑来，车还没停稳，那个人就拉开车门冲进了车里。
出租车司机胡家友：神情非常慌张的，上来就急急忙忙的，快快。
胡师傅这才看清，冲进车里的是个女孩，头发十分凌乱，年龄大约18、9岁。
出租车司机胡家友：她上来就哭嘛，我说你哭什么呢？她说我被人家强暴了。我说被人家强暴你不报案。她说他们人多，不让我报案。
胡师傅一听，急忙问女孩是谁伤害了她？在什么地方？但是女孩只是哭着说回家，胡师傅拿不准这事是真是假，可他觉得事情非同小可，于是一边开车，一边赶紧用手机向警方报警。
强奸案案发现场
民警黄道春：我们将这个受害人，小女孩带着我们一起到了那个小旅社，指认那个现场，然后我们就到现场去，就是前面这个旅社。
民警黄道春：这就是301室，这个床是空的，这个床是三个人，睡一头，都睡着了，睡着了。
房间里有三个人在睡觉，民警们一愣，赶紧把三个睡着的人叫了起来，仔细一看，是三个男孩，年龄最大的不到20岁，最小的16岁。女孩当场指认，其中两个年龄小的，就是伤害她的人，年龄最大的，是事情发生后才过来的，但是那两个被指认少年的回答，让民警们吃惊不小。
民警黄道春：他们开始说没干什么，我说你再想一下，我说你再想一下。他说带个女孩子过来没做什么事儿。就这么说，这么简单。
两个少年承认事情是他们做的，但是少年说话时茫然的眼神和一脸的稚气，让办案多年的民警也很诧异，一个涉嫌强奸的重大刑事案，在两个少年的嘴里竟然是如此简单、如此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而且事情发生后，这两人居然还在案发现场蒙头大睡，那么，少年为什么会如此胆大妄为呢？随着调查的展开，更让人意外的事情还在后面。
两个少年向警方供述，他们对女孩进行侵犯，是有人指使的。
民警黄道春：还有另外一个女孩，还有一个女孩。
这件案件的背后竟然与一个女孩有关联，在接下来的传讯中其中一个少年说，十天前，他们还和其他一些人也在这个旅馆，做了另外一起性质更加恶劣的性侵犯案，背后指使的人同样是那个女孩。
民警黄道春：是一个叫“玲玲”的女孩，在她男朋友奶奶家。
几个少年供诉的是事实吗？是不是真有一个女孩在背后指使？这个叫玲玲的女孩，又为什么这样做？警方找到了玲玲。
民警黄道春：凌晨5点钟的样子，这样我们在睡梦中把她抓回来的，她反应就是说，感觉自己没什么事儿，感觉这没什么，我没做什么事。
随后，其余四名犯罪嫌疑人也纷纷落网。
案子很快被查明，两起案件的幕后指使人正是这个叫玲玲的女孩，她只有14岁，其他四名犯罪嫌疑人中年龄最大的不过20来岁，更让人吃惊的是，两个案子的起因都非常简单，据玲玲供诉，一个是因为怀疑受害的女孩偷了她的钱，另一个仅仅是因为觉得受害女孩不顺眼。那么，一个14岁的女孩怎么会参与强奸案？她的同伙为什么要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呢？
玲玲一伙人虽然各自的家庭和成长经历不同，但是，他们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都有共同特点：要么不管，要么过分溺爱,要不就简单粗暴地打一顿。
记者：你爸爸做什么工作的呢？
少年徐某：开车。
记者：你多长时间能见他一次？
徐某：一个月见几次。
记者：回来以后你爸爸都跟你怎么说话的？
徐某：叫我听话，不要在外面乱玩儿。
记者：那你妈妈呢？
徐某：妈妈天天都叫我不要在外面乱玩。
而对于14岁的玲玲来讲，她的家庭比其他孩子更加特殊。
玲玲：5岁的时候，我爸我妈就离婚了。然后我爸又娶了一个老婆，就是我的继母。然后我妈妈在我10岁的时候吧，又结了婚，各自都成立了一个新家庭。
少年犯玲玲
不久，玲玲的父母又各自有了一个儿子。虽然玲玲一直跟着父亲生活，可是，父亲是生意人，经常不在家，大多数时间，玲玲和继母单独相处。
玲玲：但是我继母对我不好，记得我10岁那一年，把我打得脸也打肿了，把我腿上面的一根筋打出血了，走路一拐一拐的。
受了委屈的玲玲也曾经跑到母亲那里，但是母亲既要做生意，又要照顾儿子，也管不了那么多。这以后，玲玲的学习成绩逐渐下滑，经常逃学，他父亲给她转了好几个学校。
初中班主任苏宏成：上课她就喜欢睡觉，不肯听课，我到她家访了几次，而且我也把她带到我家去，教育她。特别是我们校长，把她叫到校长室去，坐在一起面对面跟她谈，所以她有所改变。
可是玲玲的表现时好时坏，不久，玲玲在和高年级男生的接触中，逐渐学会了抽烟、喝酒、打牌，并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
初中班主任苏宏成：所有的老师，包括同学们，我们为她也专门开了一次会，不过遗憾的是她父母亲没来。
苏老师说，玲玲的父亲平时很难找到，如果想见到玲玲的父亲，只有碰运气了，一路打听，记者来到了玲玲父亲家。
记者：有人吗？楼上有人吗？请问你是玲玲的父亲吗？
父亲：对。
记者：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父亲：我就今天在家，我不经常在家。她不听话，作为我们，我们也没办法，该我尽的，我们做了。该尽到的，该办到的事情，我们都尽力了。这种事情小孩不听话，你也没办法。
记者：那您不在家，这个孩子谁来照顾呢？
父亲：孩子有家属在家。
玲玲父亲说的家属，就是玲玲的继母。那么，玲玲的继母怎么看呢？
继母：一直确实是管不了她，她野蛮，看着怪害怕的。我原来跟她讲过，我讲你迟早会吃这个亏的。
记者：她犯了这个事儿和你们有没有关系呢？
继母：跟我们没有关系，她一直这样。问我们也问心无愧，根本就不存在，也不是因为我走掉的。她原来不是在她妈那边吗。
记者费了不少周折，总算找到了玲玲母亲家，在玲玲母亲家门口，记者用电话和玲玲母亲联系，但是她不愿意接受采访。
玲玲母亲：不要再见面了，你赶快走吧，不要影响我。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从玲玲和这伙孩子的情况来看，他们和父母都很少能够见上面，更不用说沟通、交流了。虽然他们衣食无忧，但是家庭教育严重缺失，在家里他们感受不到温暖，甚至被虐待，而这样的后果，促使他们产生更加强烈的逆反心理，这样的孩子，学校想管也很难管住，玲玲在初中一年级读了一个学期后，就再也没有上学了。
遭受家庭暴力的玲玲
玲玲：我好害怕，里面的音乐，还有里面好多人，还有好多小孩都抽烟什么的，好害怕。然后他们就说没关系的，才来第一次当然也是了，我刚来的时候不也是嘛，慢慢就习惯了。然后我就觉得挺好玩儿的。
玲玲：一接触网吧，就会自然而然的接触外面的一些人。一旦接触到了外面的一些人，喊你一起去玩儿，你要是不玩儿的话又不好，喊你一起做坏事儿的时候，你不做的话，别人又说你不够意思。
迷恋在网吧里的玲玲，也就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和她同样辍学的一帮少男少女。
玲玲：好多的狐朋狗友在一起，跳舞、喝酒、抽烟这样的，都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记者：你爸妈对这些事情他们都不知道吗？
玲玲：不知道。我就骗我妈妈，我说我们下午补课，然后他们也从来不关心我，就算我不回去也没什么。
玲玲说，她开始说谎的时候，也怕父母发现，可是一看父母也没怎么样，于是她就大着胆子天天出入网吧、娱乐场所，当玲玲母亲发现女儿的异常行为时，玲玲的心里已经发生了变化。
玲玲：我最后的时候，我告诉我妈妈了。
记者：你妈妈怎么跟你说的？
玲玲：她就说不能学坏，如果一学坏的话以后怎么办，就对我说这些，教育我。
记者：你听没听进去呢？
玲玲：听不进去，我觉得都是老掉牙的话了，没意思。
此时的玲玲是迷茫的，一方面她被网吧、娱乐场所的各种诱惑、刺激所吸引，另一方面她需要的是有人像朋友似的和她沟通、交流，从正面引导她，但是家长敷衍的说教方式，让她产生了反感、排斥，她得不到最需要的帮助，在失望中她又回到了成人世界。应当说，如果此时有人、或者什么组织、再拉她一把，对玲玲来说，也许还有希望。然而，玲玲等来的不是帮助、挽救，而是她人生中最大的一次不幸。
整天泡在网吧、娱乐场所里的铃玲，结交的朋友越来越多，而这个时候，危险也正在悄悄地向她逼近。2004年，她和一个女孩因为一件小事闹别扭，但没想到，那个女孩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她进行了报复。
玲玲：然后她好生气，然后就叫男孩强奸我了。
记者：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玲玲：13岁
记者：发生事情以后，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的父母或者你周围的什么人？
玲玲：我当时只是跟我妈说我被人打了，没说这事儿。是我妈带我去报的警，最后还是那两个人，那两个人告诉办案单位，然后办案单位再问我的，我才说的。
记者：你为什么不告诉你母亲呢？
玲玲：我害怕。
记者：怕什么？
玲玲：怕以后不好做人。
13岁的玲玲遭受了她有生以来最大的伤害，她几乎陷入绝望，曾经想到过自杀。此时，家庭成了她惟一的寄托和希望。
记者：有没有在心理上给她做一个沟通帮助？
父亲：那个没有，我没有问，加上她又是个女孩。
玲玲的父亲说，在这种事情上，父亲和女儿也不好沟通，他觉得他所能做的就是报案、严惩凶手。
记者：您有没有意识到这时候您的女儿非常需要一种爱心，需要一种帮助。
父亲：那个事情我最后就没有参与了，报案到出事儿玲玲都在她那儿，实际上都是在她母亲那儿。我并不是推卸责任，你知道吧。
记者：那你母亲知道以后，都怎么跟你说的？
玲玲：我妈就是，也当这件事儿没发生过
记者：有没有跟你谈过心，帮助你分析一下。
玲玲：我妈只是叫我以后好好的，把这事忘了，不要再想了。
记者：你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玲玲：心里好恨那两个人，非常的恨他们。
虽然伤害玲玲的那两个人，事后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是，周围的亲人都没有意识到对玲玲的心灵伤害有多深，忽略了这个事情对她的影响。玲玲说，那段时间里她完全生活在恐惧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的心理处于崩溃的边缘。我记得我上中学时，我们班上就有一位女生，被社会上的人打了以后，就从此患上了忧郁恐惧症，再也没有给同学们说过一句话。对于玲玲来说，在这个心灵最脆弱的时候，她最需要的是社会、家庭尤其是父母的疏导和安慰，可遗憾的是，她最亲的亲人也没有一个人这么做，从此，玲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内心的变化，没有得到及时的引导，使玲玲在错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她开始崇拜所谓“大姐大”模样的人。
玲玲：我就希望自己混得好好的，然后到那儿去说一句话都算，就是后面好多人为自己撑着。
2005年3月的一天晚上，玲玲突然接到一个小姐妹打来的电话。
玲玲：巧巧打我电话说，她说看到以前有个仇人，叫我一起帮她打那个仇人，然后我们就把她拽下去，拽下去之后我们把她带到那个旅社。
徐某：她说今天不能就跟被打女孩这样算了，就叫我们直接去跟被打女孩发生性关系。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由于受伤害的女孩没有报警，玲玲一帮人更加胆大妄为，10天后，玲玲一伙人又采取同样的手段，对另外一个女孩进行了性侵犯。
记者：为什么非用这种手段？
玲玲：报复心理吧，觉得当时人家是这样害我的，我现在也要用这种方法害人。
几个涉世未深的少男少女，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就连续参与、制造了两起严重的恶性案件，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伙少年所为，可是人们在震惊之余，又不得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未成年人犯罪的低龄化问题。据广东省的一份调查表明，从1998年到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平均下降了两岁，由17.6岁下降为15.7岁，他们在14岁至16岁第一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占81.6%，出现“危险的14岁”现象。
同样，这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浙江省，2005年1月17日晚上，浙江省的一名高中生刚刚走出家门口，一伙人二话不说就冲了上去，将高中生打成轻伤，警方调查发现，打人的一伙人是高中生的同班同学，案发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同学之间争吵时，高中生还了嘴，于是那几个同学怀恨在心，故意报复，事后，参与打人的几名同学都以故意伤害罪被判了刑。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河南省，一个上初中的男孩在下课时，发疯似的将一位同学打伤，起因也非常简单，就因为打人的男孩过于肥胖，被同学拿来开玩笑，一气之下，男孩打伤了侮辱他的同学，自己也受到了法律的处罚。
14岁本该是如花的年龄，而玲玲却不得不面临公诉机关的起诉，就在法院开庭审理期间，玲玲给法官写了一封信：我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妈妈，对不起那位女孩。叔叔、阿姨请您们看在我年幼无知的份上，请给我宽大处理，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早日回到父母亲身边。
接到玲玲的来信后，负责审理案子的法官十分重视，尽可能多地了解玲玲的成长经历、家庭情况。
法官王成涛：跟她父亲联系，都很难见到她父亲，有时候要通知好几次，才能找到他。
法官朱晓霞：我们召集了他们的法定代理人，就是孩子的父母还有近亲属，就是对他们，也可以说进行了教育，我就很明确给他们讲，你们是有很大责任的，作为父母，你们老是强调工作们啊，这个那个，小孩子不听话。但是小孩为什么不听话，你们可找到原因了？
法官张小红：他不是把孩子当成一种，我们现在提倡的教育孩子，就我们作为一般的家长来说，都是要平等啊，要沟通啊，甚至提倡跟孩子做朋友，但这些家长肯定是没有做到这一步，
孩子就作为一个私有财产。而且，就是我是父亲，你是孩子，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
他认为借父亲这种或者家长这种权威，就可以让孩子听他的。这就是教育问题。
三个少年犯被判刑
2006年2月15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玲玲在两起案件中起指使协做作用，她和同伙犯强奸罪，玲玲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其余四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至十二年。
未成年犯管教所政委吕永祥：让他们在希望中改造，主要是教他们怎么做人，怎么学法守纪，把刑期当学期，将来回归社会，对社会，对家庭做一个有用之人。
玲玲：希望下面的一些青少年们不要像我这样，因为一时的好玩儿，糟蹋了自己，害了自己，更害了别人。
心理专家告诉我，一般来说，13、14岁的孩子，心智还不成熟，又处于叛逆期，很容易受到伤害也容易冲动。有时候，在成年人看来很小的事情，到孩子们那里却成了天大的事情，因为对孩子来说，心灵的伤害往往大于身体受到的伤害，这是成年人无法想像的，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上，无论孩子受到的伤害是大还是小，他们最需要的都是家长、亲人的安慰和心理疏导，他们不仅需要一个可以疗伤的“家”，更需要可以倾诉的人，如果我们大人在孩子最关键的时候，多从孩子的角度想想，再拉他一把，也许类似玲玲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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