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Thomas
回国
去年初，我从东南亚某国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故土，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可意料之外的健康问题却像件湿烫的衫子贴在身上使我的回国生活骤然笼上了一层阴影。
归国的前一年，我的身体就常常感到不适，原以为是多年在热带雨林中劳苦所造成的虚弱，本想一回国就会不治而愈，谁知，病魔却变本加厉地对我大肆折磨。淋巴肿大，精神时常麻木，反应迟钝，喉咙总是出现炎症。到了阳春3月，本是我南方的家乡最好的季节，我却陷在病痛中无法自拔，声音开始变得沙哑难受，体质虚弱得怕人。俗话说“病急乱投医”，我瞒着家人把中医西医都试遍了，却依然没有什么效果。5月的时候，我已开始终日咳嗽，脸色也一天天晦暗起来。原本紧凑的回国后的工作安排也不得不痛惜地被搁下。
出国日久，朋友少了许多，由于健康问题的困扰，和几个老朋友的来往也渐渐少了。一天，朋友Z（我和他高中就是同学，他现在当了外科医生）顺道来看我，见我的病还没有起色，反而愈来愈重，他表情严肃地沉默了半饷，不无担忧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担心你得的是别的病。不能再拖了，你明天到我们医院来，我带你去验血。”那一刻，我哪里会想到，艾滋病这种可怕的病魔已经早就与我如影随形了。
确诊
通往抽血室的走廊又窄又长，像是总走不到头，我走了半截，身体就虚脱得厉害。
Z带我做完了全部得化验。当最后的化验要结束时，我不经意地瞥了一眼一列列的化验名目，我突然吃惊地看到了HIV这一项，霎时，我的思维停顿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为我开具的化验单。但我缓缓清醒过来时，我想到了Z前一天晚上的表情，霎时明白了他说的“别的病”是指什么了。
抽完血到出化验结果需要48小时。这整整48小时，我一直无法摆脱HIV的纠缠，无法进食，彻夜无眠。次天一早，家里的电话就响了起来，传来一句平常的声音：“你的HIV初筛检查有问题，我们需要把你的血样送到防疫站去确诊，请来补交500元的检测费……”正是这个声音重重地击垮了我。
我觉得自己一下子软了，脑子一片空白。接下来的心里矛盾的折磨又出现了：去，还是不去?似乎不去看结果，就能避免病魔的到来，这是很多“恐艾”者都有过的体会，颇有点自欺欺人的味道。终于，我怀着最后一丝侥幸来到医院。
免疫室里有几个年轻人正在聊天，一听说我找某某化验员，他们立即就知道我是干什么来了，脸色一变就立刻走开了。我一下子感觉到被人踩了一下，有一种莫名的心痛。我明白，从此自己就是不受欢迎的人了。
交了钱又要等两天。那两天，我就像置身于38度没有空调的房间，每一分钟都在熬。我几乎筋疲力尽。
两天终于过去，一个女化验员打来了电话，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结果出来了，你来拿吧。”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询问，一切都不言而喻。这时我突然平静下来，异样地平静。
我立即打电话到防疫站，我最想知道：和家人住在一起，怎么防止他们染上。他们告诉我“鸡尾酒疗法”有一定效果，但太贵了，每个月用药加检测，差不多要一万元，而且理论上不能停药……
绝望
我没有钱用这样昂贵的药，但还是来到了防疫站。接诊的是一位女医生。当我说自己H1V阳性时，本来一本正经地坐着的她忽然向后缩去，斜靠在椅背上，表情极不自然，似乎时刻准备着逃走一样。我的内心再一次受到打击。
她迅速开了一点药就打发我起身。见这情形，我知道这些药不会有什么效果，就懒得去取，径直离开了医院。
从医院回家，公共汽车上，两个乘客正在争吵：
“你干嘛碰我，扶好点不行?”
“你以为我很想碰你?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艾滋病!”
“什么！你才是艾滋病……”
我当时只感到呼吸困难，那些话好像一把把刀，每一个字都是冲着自己来的；而周围的乘客，也似乎都能看透我的身体，望见我血液里正在快速复制的HⅣ。
不知为什么，以前仅有的几个朋友似乎都失踪了。也许，他们从Z那里知道了我有艾滋病。在我确论后，Z也已经三周都没有照过面了。
此后，我常常一个人闷在房间里看地图，专挑郊县看，一点点查过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希望在自己还能走的时候到一个无人的地方，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花有树，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然而，每当看到白发苍苍的父亲，我就心如刀割。他盼多年，我终于回来了，但现在我又注定要不光彩地离去。
我打算一直瞒着父亲，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可是老人的感觉也是很敏锐的，尤其面对他所关注的人。9月的一个下午，他忽然问我：“你这一段到底是怎么了，有病要去看呀。”面对老父，一切的苦与悲突然毫无防备地涌了出来。我双腿软软地跪了下去，扒住父亲的膝盖，哽咽着说：“已经完了!没办法了。爸，好不了……”我泣不成声，父亲也老泪纵横，他摸着我的头说：“难为你一个人挺了这么久……”
转机
10月，我已开始极度消瘦，胃口极差，极易就疲劳，咳嗽发展到日夜不停，晚上一上床就觉得浑身皮肤奇痒难当，用手挠后留下满身难以愈合的伤口。洗澡时，我在浴室里的镜中看自己满身的斑点，简直惨不忍睹。老父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从不在我面前表现出难过，反而想法来宽慰我。但我还是发现他开始失眠了，常常半夜醒来，到我的房间看我，他是怕我夜间忽然死掉。
到了11月中旬，我开始不停地发烧，每天只能喝一点汤，基本上已经足不出户了。我意识到自己最后的日子快要到来，开始酝酿离家的计划。我绝不能等到过年。
这时生活对我来说是静止的，每一天都是没有分别的煎熬。12月9日，本来也是这样的一个日子 (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天是艾滋病日)，可老父亲突然走进我的房间，说：“你出来看看，中央电视台在播艾滋病的节目，有专家在介绍治疗的情况。”我走到客厅，电视里正在播放“健康之路”节目，有对佑安医院感染科的徐莲芝主任的专访。我至今都记得她的这几句话：“感染者要有信心……许多很危险的病人我们都救回来了，有的还恢复了工作……”
这些话，在健康人看来稀松平常，可对我和父亲来说，就像一根救命稻草。我们当天中午就给徐主任写了信。
就在信寄出后的第七天中午，我接到了徐主任的电话。电话中传来的声音听起来极慈祥，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具爱心的声音。她对我说：“你无论如何要来，有机会就要争取。你只要能带几千元住院的押金，到时候实在不够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别灰心啊！……”
我那时想，既然事已如此，为什么不做最后一搏，对自己和父亲有个交代?如果实在治不好，我就继续原来的计划。老父体弱有病，是不可能陪我去的，他把我送上了车。我知道，这一走就是生死离别。
同学Z赶来了，递给我一部手机和1000元，说：“我会打电话给你的，多保重！”
爱心家园
我就这样支撑着来到了北京佑安医院。下了公交车走到院门口，我的精神已经疲惫不堪，手里的行李越来越沉重，还不敢问人家艾滋病科在哪儿，因为我见多了那种又恐惧又鄙夷的眼神。北京的寒冷对于已经习惯于南方气候且在不断咳嗽的我是可怕的，我在大院的一角蹲下喘息。这时，一位穿着护士装的人上前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找徐莲芝主任。她“哦”了一声，说她就是专门出来接我的护士长，她们科室知道我今天中午会到，所以她特地来迎接我。
进了病房，我一躺下身就再也没力气起来了，一切的入院手续都是护士们跑前跑后代办的。邻病房的患者也主动过来问候我，但强烈的不适使我没有办法与人多聊。见到徐主任时我已是精神恍惚，无力睁眼。入院查体，一测体温才知道我在发烧，38度，我的体重已由我记忆中的67公斤变为55公斤。
一入院我就开始服用免费中药，在住院的病人中除了一位病重的女病人在用鸡尾酒药物外都在用免费的中药。入院的头几天，我实在是太难受了，精神极差。有一次验血结果出来后，徐医生突然问我要不要跟我的家人联络，我的回答非常干脆：“不用联络了。”
我敏感地觉察出，这说明我已经不行了。后来得知当时我的化验结果中CD4不到20(正常人在500以上)，徐主任写给我爸的信中说我的病情很严重，我几次请求医生护士帮我安乐死，但她们总是用善意的目光和亲切的话来安抚我：“你这算什么，比你严重多的我们都见过，现在都好好地活着呢……”
病情越来越重，皮疹己从身上发展到手上和大腿，我不停地咳嗽，需靠安定药帮助睡眠。但是，我的命运就在这种情况下慢慢发生了逆转。一进感染科，我就感到这里的人和别处的不同：从医生到护士，每一个人都是面带微笑，没有一个人对我或者别的病人表示出一点厌恶或疏远；平时医生检查，护士打针发药，他们都不戴口罩与手套 (只有在手上有伤口时才会戴)；她们帮我端水买饭，上街买东西，代我交费，等等，好像把这一切就当成理所当然，完全像对待亲人一样：不知是不是病房有规定，护士们一闲下来就跑到病房和病人聊天，特别是我这个没有陪护的病人，她们更是特别照顾；徐主任是一个大忙人，常出差，在京时还要负责艾滋病热线和门诊的工作，但只要她来到感染科一定会来到我的病床边站着和我谈上很长时间，不厌其烦地询问我的困难，讲许多病例来开导我、鼓励我。
有一次我输液完毕，护士长给我拔针，血忽然从针眼里流出，她没有半点犹豫，立即用棉球压住了针眼。血，浸透了棉球，染红了她的手指。我忙欲抽出手来，连说：“快放开，危险!”她却制止了我：“你现在正贫血，血对你很宝贵。我手上没有伤口，不会传染的。”
佑安医院的感染科还设了一个定期活动的“爱心家园”，经常有一批志愿者来到“家园”里义务帮助病人，他们中有工人、公司职员和医科大学的学生。在我恢复信心去面对治疗时，首都医科大的学生们给我送来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而且按时每周来换一次。在农历新年的几天里他们还分批来陪我，给我送来食品。一位姓葛的汽车厂工人，每月一次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感染科看望我们这些病人。他有理发的本领，每次都来给大家剪头发。大年三十晚上，他提着一大包东西来到我的病房和我一起吃东西聊天度过了除夕夜。那时我是传染病区惟一的病人，他拿的东西直到我出院还没吃完。另一位在银行任职的郝先生，因为离得近，三天两头地跑来看我，陪我聊天。直至今日，这些志愿者们还与我保持着联系。
正是这些，使我这个将死之人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甚至感到，碰见了这么多的好心人，即使现在就死去，也已经值了。他们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
命运的逆转
医生在12月底告诉我，应该用鸡尾酒疗法，中药是不能帮我了。我的远在南国的老父亲，寄来了多年省吃俭用存下的微薄积蓄。电话里听着父亲苍老的声音，亲情源源不断地通过话筒传递过来，我泪如雨下。
在开始用鸡尾酒药物治疗时我己病得很重，常常高烧寒战。有一天半夜寒战，人在被窝里抽搐，连抬臂按呼叫铃的能力都没了。但护士们有办法，她们第二天就商量着去买了一个活动开关，睡觉时就放在我手边。
病情虽然如此之重，我的心理却发生了变化。我知道心理作用对人的影响很大，它可以打倒人，也可以挽救人。我见到一些病人，病情重却乐观的人与病情轻却悲观的人相比，前者常常康复得更好，而后者却往往很快地垮下去。我也是如此，在病情加重之后心理上却乐观起来，重新树起了活下去的信心。
鸡尾酒疗法开始起作用后，每天我可以有一两个小时感觉会稍好一点。就在这有限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会尽量回忆一些高兴的事情，或与护士或病人家属们交谈。就这样，时间一天天过去，每天感觉好的时间渐渐延长。
终于决定离开医院的那天是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五点钟，护士就来帮我提行李下楼了。我两个多月都没有出过医院，清晨的寒风让我感到难以抵挡。当我走出大门，我发现在等我的不仅有郝先生，六十多岁的徐主任也站在寒风中。我心头一热，身体似乎轻松了许多。我的体力比想象的要差，行李提不动，走几步就喘。郝先生提着我的行李，徐主任搀扶着我慢慢地走。她把我送上火车后还向列车员交待，说我是个病人，希望能得到特别照顾。一路上，列车员为我倒水送餐，温暖伴随了我一路。下车时列车长还派一位男乘务员把我从站台一直送到出租车上。到家了，身体依然很虚弱，但我的精神已焕然一新。
重回社会
温暖的南方春暖花开，熟悉的街道给我一种亲切的感觉，我的心满怀着重回社会的期望，人生对我又有了吸引力：而我的身体却比去时还要虚弱了。父亲开始看到我的样子很担忧，但我的乐观与开朗安慰了他焦虑的心。
我出院前一天做的抽血化验结果表明，经过近三个月的抗病毒治疗后我的CD4水平已上升到52。虽然这还是一个很危险的状况，但和以前相比已是好转的迹象，很令人鼓舞。我为了避免细菌感染，每天尽量留在家中，定时服药，并帮助父亲一起搞家务，闲来阅读各种报纸杂志，搜寻着任何与艾滋病有关的信息。徐主任定期给我写信，询问我的状况，提出建议。
我的胃口开始好转，体重增加，皮肤上的斑点也慢慢地褪去了，我准备重入社会。经朋友介绍我找到了一份收入中等的工作。每天早上我要乘坐一个半小时的公共汽车去上班，拥挤的上班人流是最大的感染源，但我要支持下去。因为身体差，工作的紧张节奏使我疲惫不堪，每天一到家就倒在床上无法起身了。
我现在想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也想请大家把我们这些患者当成一个普通人，因为我们和大家一样，我们生活着，我们挣钱养活自己，除了我体内有着艾滋病毒，除了我每天要吃药，我们是一样的人。
请不要以异样的目光看我，因为我就在你身旁。
文章来源：李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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