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老人说：“知识才是最好的疫苗。”
今年是全球发现艾滋病25周年，也是中国“民间抗击艾滋病第一人”高耀洁走上“抗艾”之路10周年。
就在这样一位“英雄”的身上，不仅充满了与艾滋病战斗的刚毅与智慧，还闪耀着一位人道主义者独具魅力的人性之美。正如她身边的人们所赞扬的，她“有太多的爱和太软的心”。
她成了第一个拉响中原艾滋病警报的人
印象中，高耀洁是一位嫉恶如仇，驰骋艾滋病疫区的战士。敲开门，迎接记者的，竟是一位小巧玲珑的老太太。夏日里，从容的无袖马褂，宽大风凉的布裤，黑框眼镜后一双充满温情的眼睛。步履蹒跚的高耀洁，仿佛就是自家的老祖母，让人忍不住想上前搀扶一把。
在“防艾”圈子里，人们对这位79岁的老太太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像高耀洁那样，第一个拉响艾滋病的警报，又执着地肩负起抗击艾滋病的使命，一走就是10个春秋。
1996年，高耀洁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一天，她去某医院会诊时，遇到了一位女病人，身体极度消瘦，高烧不退，皮肤上还出现了暗紫色的斑点。高耀洁的脑海里闪过“艾滋病”的症状，但刚有这个念头，就被别的医生否定。那时，艾滋病对于国人来说，还很遥远。
“开始我也根本不相信。后来那个女病人被确诊是艾滋病，而且以前接受过输血。我叫她的爱人来检查，又叫她的孩子来检查，结果都是阴性。这下我才相信她是因为输血感染的。”高耀洁回忆着。此前，高耀洁也认为，艾滋病是那种做了“脏事”的人才会得的病。从此，艾滋病进入了高耀洁的眼帘。
为了揭开艾滋病感染的真相，已逾古稀之年的高耀洁，颤巍巍迈着34码的小脚，风雨兼程奔波在中原大地上。“那时候，每到一个疫区调查病情，都有点像打游击战。”老太太诙谐地说起当年一场漂亮的“战斗”———
听说开封某地疫情严重，高耀洁带着记者赶了过去。一到那儿，他们就被客气地“请”上了回郑州的汽车。“我告诉司机要去开封娘家。”司机就在离开封40多公里的地方让他们下了车。高耀洁一行人在路边一晚5元钱的旅店住下。第二天，天还未亮，高耀洁就叫醒两位随行的记者。他们在路上用一顿饭“收买”了一个三轮车夫，坐着摇摇晃晃的三轮车抄小路进了村。那次，高耀洁一口气走了七个村子，被捂得结结实实的真相一个个地“炸开”……
类似这样“游击战”式的调查，高耀洁进行了六七年。从最初爆发的老疫区，到不断开拓新的疫区，高耀洁越“打”越明白“血浆经济”导致众多农民感染艾滋病的真相。
多年在现场调查奔波，高耀洁不但没有享受到退休后一日宁静的生活，还惹得身上老病复发。她有心脏病、高血压、低血糖、肺空洞，她的胃在“文革”中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不能吃高蛋白、油腻的食物。在外奔波时，她经常在颠簸的汽车里啃干粮，喝开水。
现场调查，使高耀洁在发布艾滋病消息时底气十足，成为第一个拉响中原艾滋病警报的人。
她伸出双手，为黯然的生命抹上一缕彩虹
高耀洁至今还忘不了那一幕。2001年10月的一天，高耀洁去探访艾滋病患者。一进村就听见一个奶声奶气的声音在喊，“你下来，你下来”，声音都有点嘶哑了。高耀洁推开一间破旧的茅屋，竟看见一个女人吊死在房梁上。她的脚边，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子一边喊着，一边饿得啃她的脚跟。村民告诉高耀洁，孩子的父母卖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男人已死，女人在贫病交加中，实在活不下去自杀了，孩子也患了艾滋病。
从此，高耀洁改变了对艾滋病人的救助方式，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了艾滋病死者的遗孤。
对孩子，高耀洁有一种天生的温情。退休前，她是一位妇产科医生。在她温柔的双手中，诞生过无数斑斓的生命。当这双手再次牵起一双双艾滋孤儿的小手时，她给黯然的小生命带来了一缕人间彩虹。
高耀洁所定义的“艾滋孤儿”，即艾滋病患者去世后留下的未成年子女，与“艾滋病孤儿”不同，他们并未感染艾滋病，但是他们失去了依靠的亲人，生活没有着落，经常吃不饱穿不暖。
更让高耀洁担心的是，这些孩子经常遭受歧视。这对他们的心灵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创伤。高耀洁见过一个14岁的艾滋孤儿，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四处干活维持生计。这个孩子每天在砖厂只能挣到10元钱，经常和姐姐一起跑到父母的坟前痛哭。
“对艾滋孤儿，不仅是要让他们吃饱穿暖，还应关注他们的教育、心理等问题，这关系到他们一生的命运。”高耀洁极力反对以建孤儿院的方式来抚养这些孩子。“因为他们的创伤大同小异，生活在一起，心理上会互相产生负面影响。”于是，高耀洁想办法把一部分孤儿送到老家山东曹县高新庄的农户收养，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
艾滋孤儿小含（化名）刚来到新家的时候，身上满是污垢。他的新妈妈把他放在澡盆里洗了几个小时才洗干净。他的小手死死抓着脏衣服不放，就怕衣服扔掉后没衣服穿。熟鸡蛋剥好放在他眼前，他不知道怎么吃，因为他从来没吃过。数数也只会数到4。现在，这孩子已经读小学三年级，成了养父母的心肝宝贝，像别的孩子一样快乐地生活着。
高耀洁自己也先后救助了164个孤儿。她给他们寄钱，寄衣物。春节的时候还把孤儿们带回家过年。有的亲戚很不理解，说：“你把这些艾滋病孩子带到家里来干吗？”但孩子们都亲切地喊她“高奶奶”。
“现在我老了，手上一个孤儿都没有了，全部转交给了杜聪。”高耀洁对记者说。杜聪是香港智行基金会主席。他原来在华尔街一家银行做副总裁，回国后看到艾滋孤儿的情况，就辞职专门成立了“智行基金会”，救助艾滋孤儿。高耀洁希望有更多值得信赖的好心人，投入到艾滋孤儿的救助中去，让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她大声疾呼：“不要以为艾滋病与我无关。”
“我现在跑不动了。我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往外寄防艾材料。”高耀洁指着顺着家里墙根摞起的邮包对记者说。
这堆一人半高的邮包里，每个都包扎了二三十本防艾手册和书籍。谈话时，高耀洁正用微微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的防艾资料用棉线捆扎结实。为了寄出这些书籍，她和志愿者收集了不少牛皮纸，有的用过了再反过来用。“我这不是抠啊，是能省就省，因为这些东西都得用钱去买，又没有地方报销。我的钱都要用到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身上。”
自1996年走上“防艾”之路后，高耀洁自费印制、编写艾滋病预防宣传资料和书籍，已超过100万份，花去了她获得的几个国际大奖共计8万美元和多年来个人写书的全部稿费。
“这些书全送出去就是我的胜利！”高耀洁想方设法将防艾材料寄到更需要的人手中。记者看到一个邮包的封面上，写着寄往贵州某市一个图书馆的地址。高耀洁神秘地说，寄书还很讲“学问”———要多往边疆、农村的医疗卫生站寄，那里最缺资料；也不能寄给医院的院长，而是要寄给医院的图书室。
只要有人前来索书，高耀洁全部免费赠送。有的人来信时附上了挂号邮资，但是80%以上的来信都没有附邮资。但即使倒贴邮票，高耀洁也愿意给人们寄书。
“无知是艾滋病最大的敌人，知识才是最好的疫苗。”
10年来，高耀洁孜孜不倦地宣讲着防艾知识。然而，还是有那么多令她哭笑不得的“恐艾症”。
有一次她去一个村子，发现村里的人家靠东边的窗户都堵住了。一问，说是村东头有人得艾滋病死了，怕东边刮来的“艾滋风”会传染。还有一次她从艾滋病村拍了一些照片，照片洗出来时，正好碰到省里一个干部。高耀洁要给他看看照片，他一个劲地问传染不传染，就是不敢看，一溜烟跑了。
即使了解艾滋病知识的人，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高耀洁几乎问过每位来访者对艾滋病的看法。答案是惊人的相似：不吸毒，不嫖娼，就不会得艾滋病。“这样的认识产生的歧视，导致很多因输血而感染上艾滋病的人，羞于暴露自己的身份，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和治疗。”高耀洁说。有一个病人家属，就偷偷到高耀洁家求助。他不敢暴露自己是病人家属的身份，说：“我不敢，我害怕。人家说你哥哥有艾滋病，你肯定也有艾滋病，你全家都不是好人。”
对人们的无知，高耀洁很着急。“我成天在家里接待艾滋病人，和他们一起吃饭说话。如果会传染，我岂不是早就被感染了？”高耀洁感叹道。
据我国卫生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我国共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65万人，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约7万人，这相当于每天有200人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担忧地说：“尽管2005年评估的感染者和病人数低于2003年评估结果，但并不代表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处于乐观状态。2005年感染率上升的趋势，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然而，国人对艾滋病的关注程度依然不高。中国社会调查所日前对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近千人进行的调查中，问及“现在艾滋病人群迅速攀升，您觉得您应该做些什么”时，竟有72.6％的人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这项调查还表明，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宣传力度在社会上并不平衡，尤其是在学校很缺乏这方面的宣传。
今年4月，高耀洁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中大声呼吁国人正视艾滋病的严重性：“不要再以为艾滋病和我无关了！了解艾滋病，消除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歧视，这些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她不只是愤怒，更多的是慈祥、幽默、善良
生活中的高耀洁，不只是一位愤怒的“战士”。她的身上，闪耀着人性之美的魅力，更多的是慈祥，是幽默，是善良……
与高耀洁接触的日子里，记者发现她经常情绪激愤。但是激愤是不得已的，因为高耀洁的眼里容不得半点虚假。对上门骗取艾滋病病人钱财的游医，对打着救助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旗号行骗的“公益组织”，高耀洁怒目圆睁，将他们呵斥出门。对那些没有到现场调查就发表高论的专家学者，高耀洁歪着脑袋，撇撇嘴巴，对他们嗤之以鼻。
而对真正关心防治艾滋病事业的人，高耀洁都是一副热心肠。那天，正巧有两位来自广州的大学生跑去看她。听说京广线遭遇台风，这两个孩子被困在火车站几天几夜，高耀洁一个劲心疼他们，就好像心疼自己的孙儿。
在她家采访，因为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她一定要炒几个鸡蛋给记者吃。平时她自己的三餐，一碗玉米糊糊，一碗炒豆腐，几个馒头就打发了。如果别人看望她时送来补品，她会推辞说：“我的胃在文革期间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吃不了好东西，你快拿回去。”遇到有人请她吃饭，她会把桌上剩下的饭菜都打包，回家路上送给乞讨的人。
对于艾滋病人来说，她的家是一所温暖的心灵驿站。她的电话公开在门上，艾滋病人随时都可以给她打电话，随时都可以登门求助。她也会定期下村子，亲手将筹集来的食品和衣物送到艾滋病人手中。
说起今年4月份因癌症去世的老伴，高耀洁眼含柔情，噙满泪花。
这位陪伴她度过52个春秋的伴侣，一直是高耀洁抗艾之路上最忠诚的“战友”，最坚强的后盾。老伴郭明久早年毕业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离休前是专为领导干部看病的保健医生，一生为人谨慎。郭医生曾经说，“摊上这么个老婆子，我有啥办法呢？我不帮她谁来帮她？”
每次高耀洁出门，郭明久总是很不放心，非得看着高耀洁上了车才回家。往各地寄的防艾资料，也是郭明久推着自行车陪着高耀洁一车车拉到邮局。家里的各种杂事，寄信、收信、买菜、做饭，都是郭明久一人包下。
两位老人靠退休金原本能在当地过上舒服的小康生活，但高耀洁几乎把所有的钱财都投入到“防艾”事业中。家中除了几张旧桌椅外，看不到任何像样一点的家具和电器，到处堆满“防艾”宣传材料。唯一抢眼的，是客厅里的一台大彩电和书房的一台用于工作的电脑。高耀洁说，这是老伴趁她不在家时用刚收到的奖金买的，原来家里那台都用了十几年了。“我和他说，你就这么喜欢新电视机？我和他说过，这钱是要印材料的，不能动。”回忆着，高耀洁不好意思地笑了。
如今，“战友”离去。高耀洁抚摸着郭明久的照片，声调柔和地对记者说，以后要托人把自己的骨灰和老伴的骨灰和在一起，撒在黄河激流处，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痕迹……
“我都倒计时了，要抓紧时间！”高耀洁说着，又忙碌起手上的活。
好在高耀洁所进行的，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她的呐喊，有了强劲的回音———
2003年11月，吴仪副总理走访了著名的文楼村，还探望了艾滋病人的家庭。
2003年，让更多人感动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艾滋病人握手的画面。
2004年，国务院出台“四免一关怀”政策，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艾滋病防治最有力的政策措施。
而在她的周围，还有许多许多人，被这位像祖母一般刚毅又慈祥的老人所打动，被抗击艾滋病事业的使命感所震撼，正不断自愿地加入到这个事业中来……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