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桔
统计显示，世界上每14秒便有一名青少年感染艾滋病，其中大多数是女性。据省首家艾滋病防治组织“关爱家园”负责人时代强医生介绍，从接诊的病人来看，今年的女性艾滋病患者比前几年增加了3倍。
再一次将目光投向“艾滋病”，想探究这3个字背后种种常人难以看到、想到、体味到的滋味。于是，记者走近了艾滋病人及感染者，走近了为他们送去医药及关怀的医护人员。
当记者握住艾滋病人叶子的手时，感到她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谢谢”两个字从她苍白的唇间冲口而出。这种异乎寻常的热烈回应激荡着记者的心灵———他们多么渴望关注、接纳和理解！
可是遗憾的是，因为大多数人由于对艾滋病的不了解而心生畏惧，由恐惧而将艾滋病患者视为洪水猛兽。在他们孤独地在承受疾病和死亡威胁的双重折磨时，又承载着不堪重负的世俗偏见和歧视。其实，在他们持续的焦虑与痛苦背后，他们有着与常人一样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亲人的牵挂，对人格和尊严的诉求。
当得知自己得了艾滋病的时候，我几乎要崩溃了。感觉头像炸了，想哭，却哭不出来。世界上有不少人游戏人生，都没有得这个病，而我一直洁身自好，却偏偏得了这种病？这个病的概率并不高，为什么偏偏是我呢？老天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不相信自己会得这种病。我对医生说，你们搞错了，那不是我的血。在一个月内，我疯狂地到杭州去验血，一次又一次。只要看到医生护士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我就不去拿这个报告单了，我想他们这么看我肯定是不妥了。
从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叶子是一个艾滋病晚期的病人。她神态自如，气色不错，完全像一个健康人。
就在一年前，她被一种莫明的多发性肿瘤折磨着。奇怪的肿瘤一会在喉部出现，一会长到了肚子里，短短半年间，叶子一共接受了5次手术。就在杭州邵逸夫医院住院期间，她被查出HIV阳性。
在查出艾滋病后的一个月后，省疾控中心防艾所邓晶所长给我打电话了。她说，你是个好人，我们一定要挽救你的生命。你到北京去治疗吧，那里的医生、医术是最棒的。
在疾病和心理压力的双重折磨下，我在短短的一个月内体重由90斤降到了60斤。化验显示，我体内的CD4细胞已经骤降为3，负责抵抗外敌入侵的防疫部队几乎全军覆没了。由于对于自己没有患上这种可怕的病尚存一丝幻想，我只身一人去了北京，没有一个亲友陪同。可是，那时候我已经虚弱到连路都走不动了。我就这样蹒蹒跚跚地来到了北京佑安医院门口，支撑不住了，被人用担架抬了进去。
可是我看到医院里有那么多“红丝带”的标志，我就受不了了，我拒绝治病，因为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艾滋病人。这时候，著名的艾滋病专家、70多岁的徐莲芝教授就手拉着手坐在我的床头。她对我说：“我年纪这么大了，都对你有信心，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就对自己没有信心呢？只要你接受科学的治疗，一定能控制病情，要为了关爱你的人活下啊。”另外一位医生对我说：“看上去像判了‘死刑’，但却是‘缓期执行’，只要你配合，总有减刑的一天。”
医院里的医护人员脸上，永远是友善的微笑，这种没有歧视的微笑温暖了我的绝望而痛苦的心灵。每天，总有那么多的人来医院来看望我们，鼓励我们。正是这段经历非常重要，它把我从痛苦的深渊拉回日常的轨道上来。
人群中，我才不像是影子
有过一次婚姻的叶子，丈夫早在10年前就去世了，两个孩子留在远隔千山万水的夫家。
对于得病的原因，她也曾绞尽脑汁地追索过。丈夫去世后，她谈过三次恋爱，与最后一个男友相处的后期，他生病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劳燕分飞。回想起来，她觉得他那时就像艾滋病发病时的症状。
没生病之前，她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有着创业的理想，生活的激情，当时她的人生信条是“认真地生活、认真地工作”。她经营了一家服装厂，但是后来情况不太好。生病之后，一下花去了20万元的积蓄。目前，她的经济状况已经今非昔比了，治疗的药物也从进口药换成了国产药。她换了一个相对清闲的工作，爱玩爱闹的她变得深居简出了。
我的朋友都说我像换了个人一样，变成了“神头”了，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我去干什么。我以前也爱笑爱闹，现在我哪有这样的体力———我的免疫力是婴儿的水平。小姐妹们叫我去吃饭，我哪里敢去跟她们吃饭呀？虽然我知道，吃饭不会传染艾滋病，但是我怕万一哪天她们知道了，我怕她们会痛斥我得了这样的病还要与她们同桌吃饭。
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空下来就在家看看电视，看看书，或者到公园里去“静坐”。“静坐”时，想得很复杂，时时刻刻面临生死问题，我想参透生命的奥秘。
我不缺朋友，但是我没法告诉他们，我得了这个病。不是不肯说，而是我不敢说。我背负着这个天大的秘密，说过的都言不及义，想说的却根本不能触碰。这种感觉实在太憋闷。我也没告诉父母，怕他们担心。我没有人可以诉说。
太长太久精神的孤寂，没有一个人的交流时光，我有时就悄悄地跑到舞厅里去，找一个角落默默地坐着。我想从热闹的人群中去汲取一点人气，这样我才会感觉我并不是一个影子，感觉到我还活着，我依然活着。
有时候我心里实在憋闷得快爆炸了，我就爬上萧山的北干山，在树林里拼命地大喊大叫。叫完，才感觉心里舒服一点了。这就是我的平衡方式，否则，我就要疯了。
大恐慌，我就要“暴露”了
随着交谈的深入，她那种自如的神情渐渐潮汐一样消退了，显露出来的笑容是这样的勉强。她说她会哭，但在我们面前掩饰自己，忍住不哭。但是泪水还是慢慢地爬上了她的眼眶，悄悄地流淌下来。
我的心里还是有一种恐慌，大恐慌。有时候，我看到电视里放到有关艾滋病的片段，我就一声不响地走开。和我同住的小姐妹就很奇怪，问，怎么每次一放艾滋病你就走开。我含糊其辞地说，我已经看过了。其实，我还是没有勇气直面这个病。到每年的艾滋病日，看到满大街的宣传资料和红丝带，我的心情都特别地复杂。对艾滋病人来说，这不是一个节日。这是社会对我们的关注，我们需要这样的关注，但是我们又无力承担疾病带来的山一样的沉重。
这种恐慌已经不是单纯地对死亡的恐惧，对疾病的发展没有底，对病情暴露的恐慌，对人际关系崩溃的恐慌都有，很复杂。这种病不仅是可怕的，而且是不洁的。看到的资料照片里，都有许多病例，皮肤上都是疤疤瘤瘤的，这种恶心恐怖是无法述说的。难道这就是我的前景？我难道不仅要死去，而且要这样难看地死去？想起来就不寒而栗。
这种病还意味着道德审判。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得这样的病会令人产生怎样的联想？一旦暴露，我还能洗脱道德污点吗？
当然，我最担心的是周围人的“谈艾色变”的恐艾症。有一次，我住的小区里面进行防艾滋病宣传，一个搞卫生的大妈说了一句“把艾滋病人赶出小区”，我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吓得赶紧把门掩上。小姐妹还很奇怪地问我，你怎么啦？我后来马上给萧山区疾控所防艾科负责人徐钟渭打了个电话，问他，你们是不是把我泄露了？直到听到他的保证，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所以，现在有很多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活动都变味了，许多老百姓都是从反面来理解的。
我觉得自己是异类。说得通俗点，就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现在，比如我走在街上，如果旁边有人说“艾滋病人”，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立马拔腿狂奔。
孤独，真的孤独。我最最害怕的就是我“暴露”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的病，朋友、同事、邻居，这样我就完了，我会被当成异类一样驱逐，我的整个人际关系都土崩瓦解了，我的世界就全完了。
“每次跟她见面，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她不愿意到我们单位来，怕人发现，更不要我们工作人员到她住处去。我们就约定一个地方‘接头’，偷偷摸摸，就像做贼一样。”叶子的担忧“暴露”的情结在萧山区疾控所防艾科负责人徐钟渭那里得到了证实。他说，有时候她要求见面，没有任何事，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说话。因为现在能倾听她心里话的，就只剩下徐科长了。
很多时候，也是徐钟渭为她送药。为了帮助这些贫病交加的艾滋病人，药费从9个月前就由萧山区疾控所全力承担了。她一拿到药，就是把有“艾滋病”三个字的药瓶统统换掉，装进某种复合维生素的药瓶中，就这样打掩护。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到死也是很正常的。我还想着以怎样方式死的问题，我想我不能跳楼而死，因为死后如果要检验血液的话，我也就暴露了；撞车而死也一样，要验血的话，我也暴露了。但我有时对生命又无比的留恋，比以前更留恋……
只盼望，天亮时我的好辰光
前几天，她打电话给两个孩子，那是她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因为种种原因，她见不到他们，她真想通过电话抱抱他们。如果真的见面，她也会抱他们的，因为她知道拥抱是不会传染艾滋病的。
在刚患病的时候，我就是想不通，我这样认真的生活，却得了这种病，命运太不公平了。我甚至生发了报复社会的念头。我想，我既然是经“亲密行为”这种途径得了这种病，那我就仍然用这一途径来报复社会，这也并不是困难的事。但是，后来我又想到，如果我把病传给了别人，那个人就要像我一样痛不欲生。如果他也和我一样的报复社会，如此传递下去，蔓延开来，中国不就完了吗？我就不成了“坏了一锅粥的老鼠屎”了吗？
即便是这样，依然有男士追求我，对我好。作为一个女人，我难道不想有一个坚强的肩膀，不想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吗？可是，这些离我那么近又是那么远！我渴望，我期盼，但是我不能接受。他很体贴我，说我不是一个世俗重利的女人，希望长相厮守，但是，我所能给他的答案是，我病了，得了绝症，不想拖累他。有多少次，被他的关爱所感动激荡的我真想一吐为快，但是话到了喉咙口，又硬生生地咽了下去。我怕，这一说，我们就连最普通的朋友也做不成了，那我的世界就真的是一片死寂。
我又想去探究这种病的成因，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厉害的病呢？无论怎样，我要研究出个子丑寅卯来。
当然我觉得我最有可能做好的是志愿者，我要像帮助过我的人一样去帮助那些刚刚得知得病的人，让他们渡过难关。
最后想说的，就是“理解万岁”，希望更多的人能认识到日常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给我们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让我们呼吸得更舒畅些。
我要为了关爱我的人活着，生存就是胜利。我佩服我自己，面对这样的困境，我可以说我已经足够的坚强。等到科技攻克了这个恶疾的时候，那也是我的胜利，那时就是“天亮了的好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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