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是什么？
“席”在城市里大概叫做“饭局”，在乡下则泛指婚丧嫁娶、生日、吉庆等所有活动的吃饭场面。
说到乡下的席面，也并非那么落后而马虎，历来如此，进入21世纪倒还有了些新讲究。
就结婚、埋葬两大人生之事而论，在农村不管是谁家，排席大宴之前，总得由其主要负责人先弄出一个礼请名单，这个名单很郑重。与早先不同的是，借着过事（指婚丧嫁娶、生日、吉庆等大的活动－编者）排席要特意将那些近日与自家有隙的人一应列请，也是为了社会“和谐”吧；最后，再查点一番，有没有把个别穷的、傻点的或什么的漏掉，尽显平等。之后，由本家一名二号人物或家长事先一一登门通知尽悉。
谈起乡下吃“席”，其中奥秘不必言语，但人人心知肚明。有头面的一桌，有钱有势的一桌，青年哥们一桌，老人带小孩一桌，妇女们一桌，很有秩序。本人已过而立及不惑之年，干过几年村干又落了乌纱帽，所以，在席面入座上，年轻的、中年的、平头的、当小官的，常常欢呼而坐，或猜行令或一招一式总能吃出一片热情和声望。
2002年，防疫站的车在我家门前停留过几次。
2002年，我因病治疗无效和妻子“失踪”（外出看病－编者）了20天。村民一片声扬：防疫站把他俩仍进大西北沙漠了。
这一切，使古朴自爱的村民们猜定——“他”是艾滋病，治不了的传染病！
这一年，我“失踪”归来人间以后，小山村里不久就娶了一个媳妇，后来又埋了一个老人。
喜宴主家仍然一视同仁，平等待遇，交代我母亲：有请您儿子帮忙，早请恭临。
其时，我已性命攸关。家已不再是原来的正常之家，很少有人登门打坐。最后，还是由母亲托人捎了5元钱薄礼。
为了珍重事主的一片平等深情，为了表示乡俗的祝贺，中午暖和的时候，在一片高地上，我向新婚典礼的方位，向两位幸福的新人行了注目礼。
还是这年初冬的一日，葬礼的宴席开始了，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最后一席，8个人，8个人一桌……。
我伫立进口处。昔日的朋友们大都落座，没有人旁顾。忽然有一挚友向我闪了一眼，随埋头调整自己的餐具。
我冒然走近了一个空座，有人即大声声明：有人。
我斗胆地走近另一个空座，也有人就来。
想了想，我向乐队的座席走去。不知是由于我全副武装的保暖衣着过于特殊，还是怎么，一个乐人说：“这是乐队席，哪儿都是座，别在这儿挤挤搭搭的。”
……此时此刻，持续发烧使我竟全然不觉冷意，却自脊背冒起一阵阵热潮直涌上头皮。
我再也不愿吃这场席了。我在心里下决心：回家。但事主的平等深情，仍然沉沉地浮在心里。
最后，我望着空出位置的几位老大娘、大婶——她们用浑浊而怜悯的目光示意我入座。
我象征性地匆匆吃下一只小馒头，没有吃菜。向老人们道歉似地说：“您们慢吃！”
这是“那个我”忽然之间成了“这个我”之后的第一次吃席。这时我已懂得吃饭并不传染，我的亲人和我共餐5年之久，他们并未被传染。但2002年我在家里的餐具仍然分开用，吃菜的时候每每不让筷子碰着嘴唇……。因此，我无缘怪乡亲们。
吃席，也能吃出个人的经验和收获，这一席已是2004年某日。
我大模大样直往一桌坐定。后来又来了四位不熟之客。不久，村里一个最漂亮的年轻媳妇携着小儿款款落座。我心里对她充满感激。
喇叭里自然一遍一遍强调：8个人一桌，马上开席。零零星星有人走来走去，却没有人在我这桌就座。因为他们认识“我”。
忽然，漂亮媳妇无意间将我挤倒。原来，他丈夫在旁边桌席上邀她同席未果，便硬拉孩子过去。后来，孩子跟她年轻可爱的妈妈都没走。
最后，理事会总理——村支书坐在我的另一边。8个人一桌，好了，席开了。支书使劲推了我一把：老搭档，开吃——。
每个人都有处世小准则，每个人都有处世小自由。虽然知识与文明努力平抑着尊严，我和自己的乙肝母亲还是餐具分别，这也没错。在所有的饭桌上，只有中国艾协的领导包括秘书长都亲密无间地和我们同吃。有一餐，大家已吃的紧锣密鼓，协会的小曾女士迟到了。她一进来就高举着一只手：谁要我？我当即站起大声抢定：”我要！”逗得几位山西哥们轰然一片嘲嘘。但是，在某些地方，同席依然泾渭比较分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党和政府对艾滋病的综合治理，随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对HIV/AIDS患者的歧视相当程度地减少了，但不会完全消失。
有人不仅尊重我，而且常常关怀我。但一直也不可能与我同桌吃席。我的至亲中也有这样的人，即使万般无奈一起吃，也吃不饱。
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乡亲们敢与我同席，而我在家里，与亲人也不再分别餐具了。
我将用有限的生命把每一场大席当作任务吃下去。
文章来源：艾滋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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