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月6日，我第三次在上蔡县见到张可医生，这位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主治医师，同时也是卫生部治疗艾滋病专家组成员之一，从1999年开始关注河南艾滋病问题，无数次单独下河南了解当地艾滋病的流行情况，走村访户为感染者看病。因为共同关注河南农村艾滋病的问题我们成为了工作上的伙伴和朋友。
在县城的一家旅馆里，张可医生说起他这次来上蔡的目的是调查、了解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实施情况以及感染者的需要，收集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和报告。为了调查顺利进行，张可医生一行（北京医科大学的几位大学生志愿者）非常低调，直接与各村的村医或督导员联系感染者访谈对象。
我所在的村是河南省政府确定的38个艾滋病重点村之一，全村存活下来现有500多名感染者，2005年一年死亡28人，这个数字在张可医生看来是偏高了，在国家免费发放抗病毒药物，村民可以去村诊所服药、治疗，为什么死亡率还这么高？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要在上蔡县找到像张可医生这些关注和了解艾滋病的专家非常困难，所以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都很珍惜，尽量带他们多给几个病人看病。
想起几个月前，张可医生在村里诊断的几个病情恶化的感染者，现在都已经好转，其中一个26岁的女士被河南省医院，判了死刑，病人只好在家里等待死亡，张可医生给她检查后说：“你没有多大的事情，我给你开个处方，就按这些用药，等我下次来你就好了。”
也许医生在安慰病人，我这么想着，因为我只看到处方上写着促红细胞生长素就这么一种针剂，也很难相信仅这一种药能治好她的病，因为病人早已面如土色，脖子里淋巴结烂了三个洞——
可半个月后，再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她已经在地里帮丈夫收玉米了。
后来张可医生给村医介绍这个病例的时候说：“这是抗病毒药导致的副作用，重度贫血。”
一个浑身长出像牛皮癣一样的感染者经他治疗后好转，他说：“当时难受的死都不怕了，现在身上的皮肤都好了。”他很感谢这个连他都叫不出名字的医生。
这次我离家半月，刚从外面回到村里，邻居一个50多岁的母亲向我哭诉说她的女儿恐怕不行了，又住进了县医院 。
她的女儿我很熟悉，15岁的时候卖血，前年出嫁，生了一个女儿后随丈夫去新疆挣钱，因发病被丈夫抛弃，现只好带着女儿回娘家。我安慰女儿的母亲，告诉她正好有一个北京专家在上蔡出差，我可以联络他去医院给你女儿看病。
去县城旅馆找张可医生时，他们刚从村里做了一整天调查回来，还没来得及吃饭，我说明情况后，张可医生爽快地答应立刻去县医院。
晚上，我们来到县人民医院的艾滋病病房。
新建的医院大楼顶端上“国家二甲医院”的字样特别醒目，可艾滋病感染者只能住在医院大楼旁边由以前太平间改造的两层破旧的楼房里。简陋的病房没有任何供暖设施，昏暗的灯光、脏乱的病房、呻吟的患者，茫然的亲人——
这让同去的几个志愿者感到震惊和心情沉重，根本不相信这是因为艾滋病而闻名世界的县城医院，根本不相信国家关注的疫情高发区的艾滋病人会在这样的病房里接受治疗。
找到女孩的病房时，她正躺在病床上，护理她的是同样感染了艾滋病的父亲，50多岁的男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10多岁，看到我们的到来，老人家哆嗦得不知说什么好。
没戴手套，没有口罩，张可医生掀开盖在病人身上肮赃的已经分不清颜色的被子，认真仔细地检查。
诊断完毕，当问起女孩的父亲最近有没有拍胸片的时候，这位老人哽咽的声音再也难以遮掩，他说：“我自己也是艾滋病，再加上俺闺女治病，家里早已经没有钱了，两天我都没有吃饭了，那有钱去拍片子啊！”
通过本地医生朋友关系，我们还是在医务办公室看到了这个女孩的病例，医院诊断为心胞积液，但在使用的药物处方上有很多不妥之处，这时候，张可医生告诉我们随行的村医生，纠正怎么给这个女孩用药，并把详细的治疗方案和处方写在纸上，嘱咐村医生，怎样给病人用药。
武汉中南医院的桂希恩教授这么说过：“在治疗和预防艾滋病问题上，村医生是冲在前线的救火队员。”大多村医生都是毛泽东时代的赤脚医生，医疗知识馈乏，他们虽然辛苦地工作着，但遇到疑难杂症，却找不到能给予他们做技术指导的大夫。
记得有一位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说过这样的言论，“在中国，具备治疗艾滋病条件的医生屈指可数，大都集中在大的城市里。”可这些专家有几人在基层给大量的农村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看病呢？而这些村医生，他们的努力工作换来的却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待遇，因为，县，乡两级政府，对省卫生厅规定的给他们的待遇，根本就没有兑现过。
有专家来医院的消息，很快这些病人家属就知道了，护理病人的老年人，青年人，还有刚懂事的孩子，一个一个都出来了，“您是专家吧？给俺看看吧，俺孩子才几岁，拉肚子发烧治不了。”“给俺看看吧，俺老婆吃药吃中毒了，要死。”“也给俺看看吧，俺发烧几个月了，难受啊。”语气中充满了哀求和无奈，但好像又抓到了一根生命的稻草不愿意放弃。
一个病人，两个病人，全身溃烂的，肿胀变形的，骨瘦如柴的。
昔日鲜活的生命已经被疾病折磨的面目全非。
我实在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也不忍心面对绝望又突然充满渴望的眼神。
这些住院病人也清楚地知道，没有良好的医生给他们看病，加上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因为，整个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在北京地坛医院接受过为期一年的艾滋病专业知识的培训。
再说，如果感染者家里没有钱到外面药店买药，加上各项拍片检查都需要自己付费，很多感染者因此无法延续生命。
虽然国家规定对贫困地区的感染者免费治疗，而河南省对艾滋病人的机会性感染，只提供110种免费的药物，110种以外的药物，只能自己负担，所以病重的感染者，在没有钱治疗的时候，最后的结局依然是——家破人亡。
张可医生，在一个接一个地认真查看，并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刚进医院时恐怕被某些官员驱赶的担心也被遗弃在脑后了。
终于离开了医院，但我们仍然惦记那个病重的女孩和她的感染者父亲，“两天没有吃饭了”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响起。
我叫住张可医生，回头去找那个女孩的父亲，我知道虽然给他们换了治疗方案，虽然改换处方的药物不贵，但对于连饭都吃不上的人来说，那些救命的药物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把中国艾滋病援助基金会乌辛琨先生委托我用于病人救急的1000元钱放到女孩父亲手中的时候，他再次泪流满面，全身都在颤抖，寒风中他要给我下跪——
为了女儿能活着，和女儿同样命运的父亲竟然勒紧腰带还在支撑着——
一天，我和一个志愿者，边走访，边发放赞助儿童的学费（北京的一个非赢利组织“爱源汇”提供），当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村时，这里的情况更加糟糕，和我们见面的村民在诉说着：“25岁的XXX刚死去，还有好几个也不行了。”
“没有去住医院吗？”和我同行的女孩问了一句，“哪有钱住医院啊？只能在家等死了。”“还有一家更悲惨，老婆也是艾滋病，可她带着孩子走了，她的男人也快不行了，躺在床上倒出气呢，平时挂针都是邻居给他打。”
生在疫区，这些事情我无法躲避，每天都在目睹，都在发生。
我当即拿起手机，再次拨通了张可医生的电话。
当时正是下午五点多钟，我知道张可医生也许还在别的村子里调查，也许还在赶往县城的路上，但我顾及不了这些了——
拨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我的身边围满了10多个村民，听说有卫生部治疗艾滋病的专家要来这里，他们似乎看到了救星，有村民自愿地跑到马路上去接应，有村民忙着要打碗鸡蛋茶（当地招待重要客人的风俗）招待专家。
20分钟左右，村民带张可医生来到了一个8岁女孩的家，女孩子躺在堂屋的小床上，这一家5口人都是感染者，女孩的奶奶，妈妈都已经死亡，爷爷也发病了，并且近期已经查出胃癌晚期。孩子的爸爸在服用几个月抗病毒药后生活刚能自理，而这个本应该在父母的怀里撒娇卖乖的女孩，也被病魔折磨的瘦骨嶙峋，急促的喘气随着父亲无奈的哀叹声彼此地起伏着——
看到医生的到来，躺在床上的女孩并没有动，她的爸爸却很激动，眼里噙着泪水，在张罗着倒水递烟。
张可医生解开孩子的棉袄，因为没有听诊器，他低下头去，把耳朵紧紧贴在孩子的胸前，仔细地听着——
张可医生把孩子的父亲和他们本村医生叫到屋子外面，耐心地给他们讲解孩子现在的病情和治疗事项。
此时，我小声问了女孩的爷爷：“也让专家给您看看病吧？”一直藏在旁边流泪的老人说：“我不看了，老了，不行了，省点钱还是救救俺孙女吧。”我无言以对，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言语去安慰老人——
那天晚上我们看的最后一个病人有30多岁，他的老婆知道他病重后，带着孩子离开了他，破烂的三间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卧床不起的人，平时的服药，打针，都是邻居帮忙。
虽然是严寒的冬天，屋里仍然有一股很重的恶臭，右侧房间破旧的床上铺满了防寒的麦草，躺在麦草上面的病人在不停地喘息。
张可医生在询问他病情的时候，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听不出说的什么，经过在场的邻居们翻译才明白他的话：“已经烧了一年多了，没有钱治疗，医生也说不行了。”
张可医生附下身给他检查时，病人突然一口浓痰喷在张可医生的手上，但检查并没有停止，又过了一会，他才慢慢地放下病人，这时候，围观的村民有的忙找清水给张可医生洗手，有的赞叹不已：“你看人家多好，口罩，手套都没有戴，咱这儿的医生都把自己包的很严实。”“要是有这样的医生在咱这里多好，也死不了那么多人了。”
“他必须做个胸片检查，这样我才好下结论，这个病人恐怕治疗的太晚了，我现在也没有十分的把握，尽最大努力吧，能救一个算一个。”张可医生给村医生耐心地讲解着。
做胸片检查的费用是200多元，帮助护理他的邻居无奈地说：“别说200元，两块钱他也拿不出来，他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上一次去拍过片子，县里的医生说他肺部感染严重，说他不行了，俺只好把他从城里拉回来在家凑合了，为了退烧，两天的针一天我就给他打完了，还是发烧。”
我从口袋里拿出身上仅有的200元钱，交给护理他的邻居，并给他说：“这些钱你先拿着，明天带他去医院检查，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再想办法，救人要紧。”在村民们的感谢声中我告诉他们：“这些援助不是我的，是关心我们的好心人捐助的。”村民都在念叨：“感谢这世上的好心人。”他们也似乎看到了希望——
张可医生答应大家，如果明天检查结果出来他还会再次来给病人诊断的，村民们的感激之情更是难以述说。
要离开了，“以后我还会来的，你们回去吧。”张可医生对恋恋不舍送他出村的村民说。“以后一定要多来几次啊！俺这一群人都是艾滋病病人。”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短暂的惊讶随后被感动掩盖，张可医生再次对大家说：“我是医生，我的职责是看病，只要病人需要我，我会回来的。”
车子启动了，护送的人群依然没有散去——
2005年在上蔡县我亲自陪同张可医生治疗的感染者身体状况的回访记录
1、赵xx,4岁男孩，母婴传播感染，主要症状是长期发烧，张可医生确诊为合并结核，现在孩子发烧痊愈，身体恢复正常发育。
2、陈XX,26岁，女，主要症状，严重缺血，淋巴结溃烂，多次输血仍没有好转，被县，省两级医院“判死刑”，张可医生诊断为抗病毒药物所致严重副作用——重度贫血，打针一个星期后脸色恢复正常，半月后下地干农活，现在身体恢复很好。
3、赵XX,30多岁，家中已经有五个亲人死亡，全部卖血感染，病人全身疱疹，在基层医院多次治疗无效，治疗方案更改后恢复正常，现在病人能正常地劳动。
4、 XXX,30岁，全身严重皮疹，更改治疗方案后皮疹消失，能正常地劳动。
以上的感染者接受治疗时间是2005年8月10日下午。
2006年1月7日晚，看望住院的那个女孩，21日已经出院，身体在康复中。
其他几个均有好转。
文章来源：艾滋病在线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