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正在外面采访，忽然手机响了，电话里是略显幼嫩的女音。因周围声音嘈杂，我一下子没能分辨出对方究竟是谁。当记者多年，早已经习惯打来电话的人大多是有事需要寻求帮助或解答，我当时也不太在意。
对方叫了声“叔叔”，这时我听清了，是阿玲。是她从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
很长时间，阿玲没有打电话过来了。由于阿玲是一位独身离家在外流浪的无依无靠的未成年小女孩，我很为她担心，也颇感无奈。
认识阿玲同认识许多人一样，皆因为她是采访的对象。
大概在两年前，有市民反映称，一位只有13岁的少女被逼与一个28岁的男子结了婚。如此悲辛而违法乱纪的事情，听后让人极为震怒。我当即约定与阿玲见面。
我在海口钟楼附近绿地上见到阿玲。满脸幼气的阿玲，身体却显得发育早熟与其实际年龄有些悬殊。
阿玲讲述了她的不幸遭遇。阿玲说，她是私生子，不知道谁是自己的亲生父母。5岁开始由养父抚养成人。后来养父娶了养母，生下了一个小男孩。因养父没有工作，一家人只能靠养母在海口新华北路摆个小摊过活，日子的艰难可想而知。一年前，养父母的亲生儿子刚读小学三年级就因缴不起学费可是外公年迈多病，无法抚养阿玲。后来就有人介绍，通过暗箱操作让阿玲与一位28岁的男人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婚后一个月，阿玲忍受不了婚姻之痛，满怀伤心地跑回到养父母家，并向媒体反映了此事。
听过阿玲的述说后，我们从海口市妇幼保健医院出生档案中证实了阿玲实际年龄不足14岁，又从为阿玲办理婚姻登记的澄迈县某镇民政部门，了解到阿玲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随后本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阿玲的遭遇经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因阿玲无处可居，报社便想方设法安排她暂时居住在报社楼下一间房屋里。经省妇联出面，两天后阿玲临时被送到省救助管理站。秋季开学时，又将阿玲送到龙昆南路一所寄宿学校免费入学。但已进入社会的阿玲，早已失却单纯的童心，难以静心在校读书，经常逃到校门外与社会青年混在一起。后来阿玲留下一封信后，不辞而别地离开了学校。阿玲的出走让帮助她的学校和省妇联负责人感到头痛和伤心，也让我们这些记者感到无比尴尬。
阿玲离校后，我才知道到她在接受采访中，故意隐瞒许多实情。比如她知道她的生身父母亲在哪里，只是因她母亲另嫁他人，父亲也有家室并且吸毒，阿玲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就谎称不知道父母亲在哪里。
阿玲离走后好长一段时间，才给我打来电话，说她跟朋友已经到了广州打工。我在电话里对阿玲进行了训导。阿玲说，她实在读不下去书，知道叔叔阿姨们让她读书都是一番好心，但她辜负了好心的人们，希望大家能原谅她。
事已至此，我就劝阿玲想方设法找份工作，在外千万别要与那些坏孩子厮混在一起（尽管我知道像阿玲这样的未成年人出去干工，是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
后来，阿玲每隔一段时间打来电话向我介绍情况。有时阿玲也在电话里问起我女儿的情况，并说她真羡慕我女儿有个当记者的爸爸，有一个温暖的家，可她却不知家在哪里。听着阿玲话，我于心不忍却又爱莫能助，内心升腾起一种别样的滋味。
阿玲不时打电话过来诉说她生活、工作近况，我从电话里感觉到阿玲那烦恼与忧愁同在，平静与浮躁并存的心理状态。
有一天，突然有个男子打我的手机说，阿玲生病住进了医院，听阿玲说我是她叔叔，他就打电话给我。因当时正忙着采访，我让他稍等一会儿，对方挂掉电话后，却没有再打过来。因电话是从公用电话打进的，事后我无法查找到打电话的人，也无从知道阿玲到底为何住进了医院。
自那以后差不多半年时间，一直没有接到阿玲打来的电话。我感到有些不安，却又无从打听到阿玲的消息，只能干着急。直到去年6、7月份，阿玲才打进电话给我，但在电话里阿玲只字没提她前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只说她已找到工作，现在生活还过得去。我听出，阿玲当时很开心。
又隔上很长一段时间后，阿玲打电话给我。阿玲说，她已有两年没有回到海口了，很想回来看看。但她担心，海口不像广东那样容易找到工作。从现实生活考虑，我劝阿玲暂时先别回来，等到春节放假时再回海口来看看。阿玲心有不甘，但也表示接受。
我知道，自己对阿玲的生存状况了解得极少，不知她现在的境况到底如何，只在心里默默地问想：“可怜的小女孩，你在他乡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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