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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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决定虽然让母亲心痛，但母亲还是答应了
一封信（有删改）
记者你们好：
本人叫于小红，家住九台市苇子沟镇，出生于1977年，家境贫穷，父母多病。自我被医院诊为脑瘤胶质瘤，最多能活两年后，我已活了7年。为不拖累丈夫，我已与他离了婚……我有这样一个愿望和想法，将自己的身体捐献给医学事业，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现我病情日渐严重，双目失明，恳请贵报记者能帮我寻找合适的医院，满足我最后的愿望……
医院曾说她最多活两年
昨日早上，本报接到了这封特殊的求助信，12时许，按照信中留下的联系方式，记者来到了小红的家。
小红家挺破旧，一个瘦弱的女子躺在炕上，一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方。“唉，我家原来不这样，可孩子有病后没有心思收拾啊！”看到记者，于小红的母亲陈大娘不好意思地说，然后她指着炕上的女子，“这就是我家小红。”
“我姑娘原先是个特别开朗能干的人，结婚前，她在砖厂、造纸厂、酒厂、餐馆都干过。1998年，和德惠一个姓杨的小伙子处上对象，当年结婚。”听到母亲提起往事，小红用虚弱的声音接过话茬：“虽然他家不很宽裕，但他人老实，我觉得跟他过日子踏实。”小红说，结婚后他们夫妻俩从没吵过嘴，小日子在平淡中透着幸福，但没想到，她的一次头疼改变了一切。
2000年的一天，小红突然头疼，“我开始没当回事，只买了些止疼药吃。”但到后来，头疼得越加频繁，看东西也模糊了。没有办法，小红和丈夫来到九台市看病，“做完检查后，医生说情况不太好，让到长春去确诊。”最后，一纸“脑瘤胶质瘤，最多能活两年”的诊断给小红下达了“死亡通知书”。
“我提出了离婚”
“我确诊后，丈夫开始整宿整宿地抽烟。”小红说，家里本不富裕，但那时她想吃什么，丈夫都会买回来，“我一犯病，就全身抽搐，失去意识，但每次我‘醒’过来时，他都在我身边。因为没钱，我的病从没系统地治疗过，一直是靠止痛药维持，但这已经让我的家变得一无所有了。”小红身体很虚弱，回忆也是断断续续的：“虽然我的生命已经超出了医生的预言，但是我不想再连累他了，今年初我提出了离婚。”
“妈妈我想捐器官”
“妈妈，我以前听电视里说，有的人得了病，但换了器官就能活，我想了很久，也想把自己的身体捐出去做实验，或是把健康的器官捐给需要的人。”小红的这个决定，把母亲陈大娘吓了一跳。“我是个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的农村妇女，哪听说过什么捐献器官的事啊，就知道我姑娘活着时遭罪，死了还要挨刀，那不行！”陈大娘一口拒绝了。
知女莫如母，陈大娘说，女儿是个倔脾气，决定的事谁也劝不动，“这一年，她头再疼也不喊一声，我知道她是用这种办法求我答应。”这一年，对于陈大娘来说是痛苦的，她一直在跟自己的母爱较劲，“没办法，我只好答应了，这是女儿最后的愿望，我做母亲的不能拒绝啊！”说到这，陈大娘泣不成声。
今年春节，陈大娘把在外地的4个子女召回了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商量小红捐赠遗体和器官的事，然后由小红口述，哥哥记录的那一封求助信便邮寄到了本报。
采访结束了，记者离开了小红家，但小红那双看不见的大眼睛和陈大娘紧握记者的手，却让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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