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三名病人的症状进行了三周的监测后，皮奥特的调查小组证实，艾滋病也可通过异性性接触传播。
几个月后，他们的调查结果发表在了著名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另一个在扎伊拉尔邻国卢旺达进行的研究所作的报告有相似的内容。研究结果无疑表明，中非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着一种新流行病正向全球扩散，而它可以通过性接触传播。不幸的是，随后的15年里，一个又一个国家设法否认这种疾病的存在。
到1983年底，全球已有28个国家发现了艾滋病例，新一轮的医学淘金热也开始了。整个80年代中期，皮奥特都穿梭在安特卫普和金沙萨之间，并帮助美国和扎伊尔的医疗专家发起了著名的艾滋工程(Project AIDS)。
同一时期，世界研究艾滋病的气氛也活跃起来。但在随后几年的攻关中，法国和美国研者在查找艾滋病病毒方面一无所获，仅仅发现病原体的一种逆转录酶病毒来自非洲灵长类动物体内，这是关于HIV血液研究的第一份面世报告。1986年前，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失败的抗癌药AZT，能帮助检查出患者体内的艾滋病毒。
同时，科学家发现HIV病毒相当聪明，经常发生变异，仅使用单一品种的药物无法实施有效治疗，这些发现也促进了生物医学领域的革命。
在医学界兴奋起来的同时，政界对艾滋病的关注却看不到什么进展。曾与皮奥特一同参与金沙萨研究的美国人约瑟夫·迈考密克，是这群人中第一个撞到了南墙的。
当结束为期3周的调查回到美国后，迈考密克的上司非常重视他的研究结论，并立即在亚特兰大总部向当时里根政府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做简报。
迈考密克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我设法尽可能简单和清楚地说明所发生的一切，但当我解释完后，听报告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随后，卫生部的官员为此争论了20分钟，认为迈考密克关于艾滋病可通过异性性接触传播的研究结论一定有错误，并建议他改为研究蚊子在艾滋病传播中的角色。迈考密克试图解释，蚊子传播不可能如同性传播一样造成如此集中的发病区域，但毫无用处。看来，要想把艾滋病的情况说明白，仅仅依靠医学证据还不够，必须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接受它。美国前总统里根也直到1987年才首次公开使用“艾滋病”一词，他主张人们节欲，并禁止艾滋病病毒检测呈阳性的外国人踏上美国领土。
其他国家的反应也令人沮丧。虽然乌干达由于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艾滋疫情大爆发而采取比较开放的宣传和防治态度，但大多数国家对一浪接一浪的坏消息视若未闻并保持沉默。
当皮奥特于1985年来到内罗毕的马热戈区时，肯尼亚还没听见多少坏消息，但该国的状况对于抵抗艾滋病来说明显十分脆弱。而马热戈就象一块磁铁，吸引着邻国坦桑尼亚喀格拉河(卢旺达与乌干达交界处)地区的贫穷妇女前来淘金，马热戈是中非地区最繁忙的卡车运输中转站，而坦桑尼亚当时已不断传出新艾滋病例，潜伏的HIV病毒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大爆发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研究者对当地90名性工作者做了血检。结果发现，HIV呈阳性反应的比例高达66%。另外的抽检中，8%在附近性病诊所里看过病的男人以及周围医疗机构中2%的公共卫生工作者的HIV检测呈阳性。
1986年2月，新英格兰医学学报刊登了这一发现，并促进马热戈的性工作者开始了艾滋病历史上最著名预防努力。但是，当皮奥特和一个加拿大同事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正谈论他们的工作时，肯尼亚政府拘留了他们。皮奥特回忆说：“他们把我们关在屋子里，官员们则争论着是否要把我们驱逐出该国，听起来就象是我们泄漏什么国家机密。”
当疫情逐渐蔓延开时，世界卫生组织预见未来的可怕情形，必须有人站出来让整个世界明白事态的严重，而该机构当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推动有关的宣传，因此立即着手寻找能担此重任的人物。后来，他们请来了年轻的美国流行病学家乔纳森·曼，当时就是他牵头组织了扎伊尔艾滋工程，他的经历正是世界卫生组织所需要的。
“乔纳森是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第一个摇滚明星式的人物，”世界著名的艾滋斗士、哈佛大学医师李金勇(音译)博士说，“在该领域，还从来没有人象他那样触动人们的心。 ”
乔纳森·曼1986年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并在短短的三年内建立一个全球性抗艾滋病工程，该工程有400位职员，专门为各国主动抗击艾滋病疫情者提供支援。不过，曼的陨落和他出名的速度一样快。由于认为防治艾滋疫情的实际成果不可能如同他宣传的一样快，为他提供每年9000万美元的捐款人逐渐失去了兴趣。
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为艾滋病防治工程任命了一位新主任——高桥中岛，这个沉默寡言的医生实际上对艾滋病没什么兴趣，因此也不支持乔纳森·曼为筹集资金大张旗鼓的努力，他们的关系很快就糟得不得了，两人的争斗最终以曼于1990年3月11日递交辞呈打道回府而结束。八年后，曼乘坐的瑞士航空客机在从纽约飞往日内瓦的途中坠落，他不幸罹难。
上个世纪80年代期间，皮奥特曾与曼一同工作，十分敬佩他的能力和理想主义。但是，在对抗艾滋病的战斗中，两人在战略上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曼认为制订标准化的制度是推进全球对艾滋病作出有效反应的关键，许多专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梦想有朝一日建立一个追踪、预防和治疗HIV感染的有效模式，并把该模式完整移植到艾滋病疫情严重的国家，作为紧急反应手段。
但是，皮奥特怀疑在日内瓦凭空构思出的模式能够起多大作用，毕竟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国情，疫情蔓延的途径不尽相同，因此仅仅来到这里张贴宣传画不会起什么作用。他认为，改变观念才是最重要的，必须先说服人们为抗击艾滋而战是他们自己的权利，惟有这样一切才能成行，只有那时，检测、宣传画和安全套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
皮奥特在马热戈见证了该模式的成功，1992年前，他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多次验证了自己的观点。在欧洲和美国，同性恋者主动走上街头，宣传更安全的性活动以及接受更好的预防治疗。在乌干达，当地一个名为TASO的支援小组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网络照料患者和艾滋孤儿。在印度卡尔科塔，一样贫困的妓女也象内罗毕的性工作者一样团结起来，争取更安全的性交易。
世界卫生组织能够把这些成功的模式推广到全球各地吗？曼的接任者请来皮奥特负责艾滋病防治工程的工作后，皮奥特收起了做研究用的试管和工具，来到日内瓦看能否实现自己的设想。
1992年，皮奥特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后，艾滋病防治工程依然没什么进展，但人们开始讨论一个大胆的新想法。当时，每年因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数已增加到100万，联合国中有数个不同的机构都在推行各自的抗艾努力，但还没人协调他们的工作。新想法就是把世界卫生组织的防治努力扩展到更广的范围——组建专门的联合国防治艾滋病工程(UNAIDS)，该组织不隶属于任何机构，但能领导所有的防治艾滋病机构，以协调各方的努力。
曼的继任者迈克尔·梅尔森医生努力推行该计划，并于1994年尾得到了联合国的批准。在理论上，全球防治艾滋病的努力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现在担任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梅尔森说：“我想我们能调动整个联合国大家庭的努力，合理安排对性工作者的宣传、药物使用以及防治计划。”皮奥特对该工程也十分热心，在对当时6个比较著名的抗艾滋病斗士进行选择后，联合国最终任命他为该工程的负责人。
但是，开头的好局势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阻力来自四面八方。支持新工程的国家对如何控制防治艾滋病的成本比如何让该工程的展开更感兴趣，提供主要援助的美国和英国寻求把预算控制在4000万美元之内。联合国内的氛围也毫无友好可言，联合计划的参与组织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的艾滋病款项被削减。
1996年，联合国艾滋工程正式开始运转时，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全都大幅度削减了他们的预算投入，而且在整个90年代期间都没有增加。
皮奥特当时依然是高层决策圈的局外人。后来，他认为自己也许应该更大胆和主动些，但他当时真不知道该做出何种努力。最终，皮奥特还是回到了防治艾滋病的努力上。
他竭力寻找出那些实际可行的方法，譬如，在吸毒者中开展更换注射针头计划，在医疗条件差的地区探索可行的医疗方法，并给类似的项目提供小规模资金支持。此外，他还派遣科学家帮助地方政府和救济机关展开防治艾滋病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调查出的证据更可怕。1997年，UNAIDS估计全球有3000万人携带有艾滋病毒，单比1993年就增加了800万人；1993年，230万人死于艾滋病；疫情正迅速向南亚地区扩散，目前该地区已经有300万病毒感染者。
数字让医疗专家们感到震惊，却对政客和媒体不起任何作用。格雷戈·贝尔曼在他2004年出版的《隐形人民》(The Invisible People)一书中描述说，上世纪整个90年代，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艾滋病预算资金平均为每年1亿美元，而其国内艾滋病防治预算却高达每年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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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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