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猎手25年追踪路
如果现在是星期六， 一定已经到了内罗毕。
彼得·皮奥特医生眨眼望着眼前的肯尼亚大草原，阳光很好，草原上一片明媚。这个57岁的比利时人刚刚下了来自日内瓦的班机，一整夜的飞行让他全身的筋骨几近散掉，现在他已穿行在肯尼亚工业区贫民窟马热戈中，对这里，他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亲切感。
皮奥特医生此行原计划在一周内对两个非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明晚他就该到达卢旺达会见该国高官，今天的旅行只是搭个便车，并非计划之内。
在皮奥特医生眼中，在人类发现艾滋病病毒25周年之际访问这里更像是朝圣。作为现今全球抗击艾滋病工程的负责人，皮奥特就是在这里学会了如何与艾滋病毒作战，从某种程度上说，回到这里就如同回到了家。
马热戈不是什么医疗圣地，这里有的只是破旧的泥砖小屋、混乱的露天集市、以及众多兜售二手T恤衫的街头小贩和等着嫖客光顾的廉价妓女。这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普瓦尼。二十年前，这里也曾“红极一时”，就在此地一个专治性病的小诊所里，医疗研究者第一次发现了HIV病毒正在东非传播，而诊所简单的割包皮手术以及性病治疗手段就可以降低这种致命病毒传播的速度。同样是在这里，科学家发现有些人天生对艾滋病病毒免疫， 即便在几年中长时间与艾滋病病毒接触，HIV测试依然显示为阴性。最重要的， 还是在这里，著名抗艾滋病护士伊丽莎白·恩谷吉把众多艾滋病受害者变成了健康行动宣传者，开启了人类抗击艾滋病疫情的新途径。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马热戈的性病诊所刚刚开张时， 几乎没什么人来。继而由于里面医生的歧视和专横，众多病人更难以忍受心灵上的伤害，这一地区2000多名性工作者就此停止了寻求治疗梅毒、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努力。另外，许多性工作者还不得不接受嫖客拒绝使用安全套的要求，因为竞争十分激烈，如果谁对嫖客说不，谁就会失去生意。
皮奥特记得恩谷吉曾对他解释说：“从没人去和这些妇女说， ‘你也是人’。”恩谷吉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于是逐个造访那些讳暗场所，在小巷中与这些性工作者坦承交谈，她会告诉她们，无论是谁，什么时候有了关于性传播疾病的问题，都可以找她帮助解决。她还会告诉她们，她不会看不起她们，因为她们也是上帝的孩子。
恩谷吉的坦承和友好也得到了这些性工作者的信任，找她帮忙的人逐渐多起来，而光提供青霉素帮助她们遏制病情显然不够。恩谷吉猜测，如果当地所有性工作者联合起来保持同一立场，嫖客们一定会接受在所有性交易中使用安全套， 实践证明她是正确的。由于性工作者最终站到了同一立场，当地性交易中避孕套使用率从原先的不足4%增加到超过90%。从那以后，每年防止了大约6000到10000例艾滋病病毒感染。恩谷吉最后总结经验说，仅仅告诉她们做出更好的选择绝对不够，还必须给她们以力量和工具。
所有这一切发生时，皮奥特都在当地，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了联合国艾滋病防治委员会(UNAIDS)主任，负责协调全球防控艾滋病疫情。讲到25年来的感受，皮奥特说：“如果说25年中我们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惟有依靠社区的力量才能控制艾滋病的传播，我们扮演的角色不是去拯救艾滋病患者，而是给他们以支持。”
但是，如何支持？问题从未如此紧迫。全球每年有500万人成为新的病毒携带者，另有300万患者死去，其中9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如何糟到这种地步？依靠什么才能发生逆转？皮奥特的经历提供了观察这两个问题的窗口。
作为医生兼科学家，二十年中，他目睹了世界一些国家领导人如何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作为宣传者，他最近为防控爱滋疫情筹得了一些善款，并使这些问题得到更多关注。但作为作为联合国专门负责艾滋病防治的官员，他现在面对着更大的挑战，他称之为“如何让金钱发挥应有的作用”。
80亿美元的巨资和数之不尽的好意善心能够结束艾滋病扩张的历史吗？虽然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但皮奥特从未像现在一样满怀希望。
皮奥特看起来丝毫没有联合国副部长的派头，他总是一副学者样，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声音则十分优美。
他最爱穿牛仔裤和热带人喜欢的花衬衣。虽然经常与总统和总理之类的国家领导人打交道，但他更习惯与科学研究者和基层社会活动家呆在一起。皮奥特在比利时农业小镇基尔博根长大，最崇拜将非洲从欧洲几世纪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革命者。
18岁时，皮奥特离家到比利时根特大学学医。他回忆大学时代说：“我的教授告诉我，学习传染病防治根本没前途，而这恰恰就是我选的专业。”从医学院毕业5年后，皮奥特结了婚，并接受了一份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热带疾病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他将在研究院终老一生，但就是在这里，皮奥特遇到了决定他一生的命运的小包裹。
那是1976年的秋天，一个医学研究包裹从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寄到皮奥特手中， 扎伊尔曾是比利时刚果殖民地的一部分，因此两国民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包裹内是一个扎伊尔修女的肝脏医疗切片，显然，邮寄者希望热带疾病研究院帮助检验切片中病毒的类型。
修女死于致命的出血热。当时，这种传染病正在扎伊尔边远地区传播，而且发病症状非常快，最先是发烧，不久就会出现腹泻症状，然后是休克和器官功能丧失， 而它的起因却还没有搞清楚。正当皮奥特和他的同事们忙于肝脏医疗切片的病因分析时，世界卫生组织来电询问谁愿加入联合医疗调查组，到扎伊尔调查疫情爆发的根源。
27岁的皮奥特自告奋勇，没几天，他就和其他医务调查人员来到了中部非洲的雨林里，对传染病患者进行检疫，同时也不断担心自己是否很快也会传染上这种疾病。皮奥特回忆说：“我们起初知道的只是，人们生命垂危正一个个死去，传染来自于食物、水、性、蚊虫还是其他，我们对此没有线索。”
调查小组最终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病原体——致命的埃博拉病毒，而后，他们调查出了这种病毒传播的途径——性。皮奥特也因此在传染病研究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荣誉。在对出血热发病最严重的村庄的调查中，工作人员不得不上门采集村庄里男人的精液样品，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调查小组中没有人懂得当地的语言，不得不用手势告诉他们自己的意图，而不是所有的手势都能让当地人明白正确的意思。不过，研究者最终还是成功认定性是这种病毒传播的途径之一。如果性能传播这种致命病毒，还有什么其它不能传播的?皮奥特对性传播疾病的研究有了很大兴趣。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性传播疾病在全球都呈上升趋势，皮奥特很快找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他随后在美国西雅图帮助华盛顿大学追踪一切与性传播疾病有关的研究，包括淋病、梅毒、疱疹等。研究发现，性传播疾病在同性恋之间感染的机会更大，感染的情况也更复杂，研究者甚至在公共浴室里发现了这些有关的病毒。
1981年，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在返回比利时后不久，皮奥特看到一份来自洛杉矶的报告，描述5个有明显同性性行为的年轻人死于肺炎前几个月内，身体遭受了严重破坏的情况。他们全身不断生疮、发烧不退、体重剧减。医生认为是什么破坏了他们的免疫系统，但没有具体的概念。他们推测，“这种病与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关系很大”，最终这些病人被定义为HIV检测阳性，也就是艾滋病病毒。
有关的疫情扩散很快，美国和欧洲无一幸免。很快，医学研究者发现，这不是同性恋者的专利，吸毒者、血友病患者和接受输血者都有感染的机会。在法国和比利时，许多艾滋病早期患者拒绝承认自己得了这种见不得人的病，他们大多来自普通中产阶级中的同性恋群体，同时他们全都来自赤道非洲地区。
为了搞清真相，1983年秋，皮奥特、一个比利时同事和另外四个美国人，前往金沙萨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调查。显然，当他们看到金沙萨的医院内躺满了行将死去的病人时，他们明白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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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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