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正在换煤球的男人，正是苗苗小学的校长李刚老师。这是学校的厨房，每天，由他为几十个老师学生准备午饭。由于我们某些原因，我们一直没有正面面对镜头的机会，只留下这样一个背影。
学校的一间教室。这是一个完整的窗户，虽然它在冬天仍然会透风。里面的孩子正在上课。
上课了，孩子们结束了十分钟的玩闹，纷纷回到各自狭小简陋的教室。
这是三年级的班主任。她是一个严厉、善良的老师，因此，学生们在纸上写下：老师很严格，有时打我们。
和公办小学不同，他们每天五点半放学，每天要上8节课。这是一个即将放学的班，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好了队伍，准备回家。
这就是一个校长的家。一家三口，房租260，水电全包。孩子的小床在柜子的后面，刚刚露出一线。
我收下了学校的两个班，3年级和4年级，共33名学生答下的问卷。33个孩子认认真真留下的心灵的笔迹，我无法在一篇小小的文章中一一呈现出来，并且，让我感到困惑的是，我的文字无法很好地表达他们稚嫩的字体写下的文字，我甚至不敢多加说明，只有带着一种复杂的惆怅，写下他们的愿望。那些小的情节仍然使我的身体有一种被刺的跳跃——当我对他们写下“如果你有100元，会用来做什么：如果是3000元”时，我最先听到的声音是——“真的吗？”我无法做什么特殊的解释，只好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是“假如”，“就想想如果你们有100元，3000元，会怎么花”。也许，孩子们的手里，还从来没有拿到过100百，包括过年时的压岁钱。因此，当我看到他们的愿望时，有的孩子写下了“将一天的一元钱攒起来”，我真想问问他，他攒下多少钱了，又想用那些钱做什么？这些孩子，他们对钱的概念是“买零食，买书、本子，帮助别的穷人”，也有许多人，想用3000元钱买一台电脑。对于这个问题，当我提出来，直到我亲身出现在他们面前，我突然觉得，这一个假设又是多么唐突，这些孩子因为这个假设而许下的愿望，又会到什么时候实现——我对这一切没有底，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实现。还好，孩子们真的将这当成了一个假设，只是给我写出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并没有追问我，那100元，3000元，他们什么时候会有。当我读到一个女孩得不到老师的“喜欢”，她“很生气”时，我多想悄悄地告诉她的老师，让她的老师从此多在她身边走走，叫她回答几个问题……
孩子们在纸上写下了他们眼里的学校，“桌子椅子很破旧”、“教室里没有电灯”、“冬天教室里漏风”。即便如此，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失落，他们照样课余在被围墙围起的小院子里玩画片——这是那些男孩子们几乎全部的活动，女孩们，有的静静地呆在一旁，她们不踢毽子，不玩橡皮人；他们没有时髦玩具，没有小过山车，没有一个去麦当劳吃冰淇淋汉堡包的愿望；他们也有一些希望学校会好起来的愿望，会有大教室，“每人有一副羽毛球拍”，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都说出了希望学校能够有电脑，自己能够买台电脑的愿望。他们对着镜头的笑脸让我明白，他们没有多少抱怨的想法，都是几岁、十岁左右的孩子，还不太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他们眼里的北京“太美了”，但是“买东西贵”、“污染严重”（因为他们的学校旁边，就是一条流着污水的小河，他们学校周围，都是低矮杂乱的小房子。）；他们也许习惯了一天只有五角钱、一块钱的生活，放学回家在父母的小摊前摆个凳子做作业——他们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也许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北京孩子的家，不知道那些孩子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的学校是怎样；他们的笑脸对着我，玩着简单的游戏，个个都很开心。
在苗苗小学，这个有着7间教室，8个老师，176个学生的打工子弟学校里，这里发生的一切使我们不能想到北京，不能想到幸福的生活，阳光般成长的孩子。我看到了一个校长一家挤在一间每月租金260元的大约12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他每天为8个老师和几十个在学校吃饭的孩子做饭，他有一套黑色的西服出门，他的交通工具，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他是学校唯一的成年男性，是学校的主办者，需要为整个学校操劳，给孩子们买书，为学校刷墙壁，做课桌，给每个年轻的老师每月发五六百元的工资。当我们相对坐着，说着一些学校的事情，说起他的希望，他始终并拢着双腿，将手长久地放在膝盖上，没有什么身体姿势。这个操着浓重乡音的男人，他说起7年多来的办学经历，不时摇头轻叹。他的学校三次搬迁，两易校名，从最初的仅仅9个学生、2个老师开始，艰难地走着为来京打工者教育、照顾孩子的路，到学校规模最大的时候，一度达到五六百人的规模。他的学校也经历了“非典”最大的磨难，学校停办，原有的几百孩子不得不各自找别的学校，有的甚至重新回到了老家，成为“留守儿童”。然而，他同样地说起了他的愿望，希望给每个教室装上旧空调，补好窗户，为孩子们买一些体育用品；他还想办一个高中，同样为打工子弟办学，并且教他们一些谋生的技能，然而他所估计的几百万元筹备资金，又让他感到了困惑——贷款——他对我说出了理想中的、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落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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