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疫情之下,社会组织都去哪里了?
2022-01-11中国慈善家
       如果社会需求是一个空瓶子,只有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合作,才能将这个瓶子装满。



2021年12月25日,白鹭湾社区核酸采样现场,西安市心羽志愿服务中心志愿者开展场地消杀、维持秩序等工作。

       12月23日0时,西安正式封城。

       凌晨5时许,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发了一条朋友圈。在这条并不算长的朋友圈里,他表达了谨慎的乐观和期待,同时也提出,“千万人口的生计,社区脆弱人群的多样化需求,基层高压下治理所需的人力和物资资源,都是庞大而沉重的需求,需要具体的人去扛负。”

       郝南在12月20日就已经开始关注并参与西安抗疫,这次卓明和西安社会工作协会合作,共同招募志愿者,响应者众,很快招募到8000多人,对于这些志愿者,卓明也开展了志愿者培训,到23日封城时,志愿者已经准备好,能够做到快速响应。

       在最初的几天,由于各区的通行政策较为宽松,志愿者还可以到一线参与抗疫,甚至跨区服务。直到12月27日,西安市加强社会面管控,除参加核酸采样外,不允许出户,很多志愿者也被封控在家中,无法参与志愿服务。现在,卓明招募的志愿者中,还能参与一线工作的只有2000多人。

       在郝南看来,西安的疫情管控可以说是“史上最严”,但在控制人员流动的同时,也对社会力量关上了大门。“我们一开始想得太乐观了!”

       如何填满需求的瓶子

       封城是必然的!早在西安这波疫情初期,郝南就发现西安采取的是更加精准的封控方案,和此前动辄封控一个小区,一个街道不同,这次大多封的是一个单元,都是极小的封控点。

       近半个月过去了,大量的确诊病例依然是在筛查中出现,这就意味着病毒传播已经超出流调的能力,如果要追求清零,除了减少人员流动,别无他法。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护士在给市民们检测核酸。

       根据灾害风险理论,无法减少致灾因子本身的强度和造成的影响,若要增强抵御灾难的能力,就只能增强自己的韧性。郝南认为,从西安这轮疫情来看,当初在武汉的医疗挤兑不太可能发生,主要的风险点或在于社区的需求。

       对于一个千万人口的重镇,社区人口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仅靠数十名社区工作人员,难以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更何况,生老病死每日都会发生,不会因为封城而按下暂停键,这些突发的状况将如何应对,更加考验基层治理能力。

       12月24日,妇源汇联合陕西妇女研究会等7家单位组成疫情服务组,为疫情期间的脆弱人群提供一站式服务。

       “我们的任务是及时发现、报告和转介陷入困境的儿童、老人、待产孕妇,以及面临家庭暴力伤害的妇女和儿童,提供线索,并在有条件的社区提供临时照料,没有条件的社区,提供线上服务转介、个案咨询和跟踪,小组辅导和资源链接等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发现,报告和转介,都并非直接的帮助,但这也是疫情之下,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力所能及之处。真正要让民众获得帮助,还需要社区的力量。

       “要想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首先得有空间。”方德瑞信负责人叶盈认为,面对封城这样的极端状况,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应该发挥毛细血管的作用,结合平时服务的内容,对于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可能会面临的困境和风险进行预判,制定应对计划,对接给政府部门,这样才不至于真正到了封城之时才仓惶应对。

       “否则,靠基层抗疫人员一家一家上门沟通,或者靠热线电话来反应诉求,怎么可能顾得过来?”

       “如果社会需求是一个空瓶子,政府投入的是石头,社区投入的是碎石,而志愿服务是往里面装沙子,只有政府、社区和志愿者共同合作,才能将这个瓶子装满。”郝南用一个比喻,向《中国慈善家》解释志愿服务的重要性。因为疫情防控是非常刚性的政策,造成的一些问题需要柔性的东西去弥补。



西安战疫社群志愿者团队在某公益组织平台发布的招募海报。

       此前,曾有一位日本的学者提出,灾难的等级呈几何级数提高,而政府的治理水平只能线性地提高。所以疫情的等级变大时,政府的治理水平很容易跟不上疫情的影响。

       “政府的能力在一定范围里是有限的,而社会的力量在一定范围里是无限的,越是在灾难的时候,社会的这种潜能反而会更多地被激发出来,带来无数的可能性,这是我们去应对灾难造成的不确定性的一个最好的回应,这就构成了一个闭环。”郝南说。

       然而,当疫情防控升级时,这一闭环就被打破了。郝南招募的志愿者团队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很多志愿者在完成跨区服务后,发现回不了家了——他们被挡在了小区之外。

       究竟需要多少人力?

       实际上,就在封城令下发之前,12月22日,陕西省民政厅发布了一条社会组织的召集令,据陕西民政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29日,西安市共动员近100家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而目前西安登记在册的市级慈善社会组织约有112个,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社会组织已经和动员参与到抗疫中来。

       西安市委组织部也发出《告全市党组织和党员倡议书》,动员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除保证机关运转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下沉社区(村组),参与一线疫情防控。截至22日0时,西安全市共下沉各级干部6.4万人。

       对于1300万人口的西安市而言,这就意味着平均一名下沉干部或志愿者要服务200多名市民,而且,还承担着核酸检测、物资分发、防疫消杀、社区管理等大量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这和此前吉林通化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在将全员封控在社区之后,仅抽调一定数量的防疫人员。然而在人手的预估上出现错判,前期出现了较为混乱的局面,直到后来社会力量的加入,才得以缓解。



西安某医药公司招募的志愿者在西安街头配送物资。

       而西安在封城前几天执行的是每户家庭每2天可以指派1名家庭成员外出采购生活物资的政策,市场依然运转,大部分市民还能自己解决生活难题,社区防疫的主要精力在于核酸检测。但当市民无法出门时,所有需要走出社区完成的需求,全部压在了社区工作人员身上,“这么大的工作量,很容易就超出了末端的执行力和负载能力,社会问题溢出了社区治理。”郝南说。

       就在新年伊始,西安市发起“总攻”,全力推进“社会面清零”的关键时刻,关于买菜难,就医难,买药难的话题却冲上热搜,暴露了高压严控的基层治理之下,资源调配与应急保障的仓促与不足。与此同时,一则数十名“大白”接力“传菜”的视频,也因效率低下而受到质疑。

       在郝南看来,疫情对于一个城市的影响,与新冠病毒对于人体的影响相似,新冠最终造成的死亡原因,大部分因为肺腔自我保护的炎性反应,分泌出大量的黏液,造成呼吸功能丧失。“而我们的城市为了缓解、控制疫情,也把正常的机能关闭了,此时只能针对通过改善社区的治理,缓解疫情封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这就需要志愿行为这个社会自发的补偿机制。”

       而这个前提,是志愿者可以流动,交通可以流动。在武汉,志愿者之所以活跃,是因为志愿者还能出门,路上有一万多名志愿者司机,而西安实行交通限行政策,能正常行驶的车估计只有百余辆。“这就限制了执行力,没有人能出去做事,什么事都做不了。”郝南说。

       让志愿者的价值被真正看到

       尽管由于没有活干,大量的志愿者赋闲在家,但卓明团队和西安社工协会依然希望能利用目前还能流动的2000 多人核心团队,完成第二阶段的目标,也就是帮助社区建立本社区的志愿者组织,有效地去缓解基层压力,更有效地在社区范围内互相服务。

       双方目标一致,但略有不同,西安社工协会希望能在日常建设这样一套体系,正如在12月31日的志愿者经验分享大会上,技术组负责人,来自西安社工协会的常竹青所说,西安的社区非常薄弱,志愿服务系统、居民互助、邻里关系都没有经过一个很好构建,“我们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社区去面对疫情,是不是能够做好准备的。”在他看来,灾难有时候对一个城市的应急和公益的推动,其实是一个契机。



临潼区慈善工作站的干部们带领本区域的志愿者团队开展防疫工作。

       首先需要游说社区,说服他们主动面向社区招募志愿者,这需要获得他们的信任,因此,卓明派了一些志愿者小分队去各个社区,帮助这些社区完成一些志愿工作。目前已经进入50~100个社区,付出总有回报,一个小型社区反馈已经招募了500名志愿者。但相对于西安1700个社区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在此基础之上,卓明提供志愿者培训,包括防护服的穿脱培训,志愿者派出的全程跟踪等,从接单就开始匹配任务,根据任务难度招募能力合适的志愿者,在匹配过程中,卓明的线上小组在去程和回程都一路跟进,确保每一步都是按照计划实施,都有严格的保障措施,同时还要获得对方的反馈,这样才能形成长期帮扶的所有的流程。

       志愿者人数增加了,如何最大化减少人员流动和接触的风险?对此,郝南认为,从技术和管理上可以解决,将志愿者切分成小分队,所有的岗位全都隔离开来,岗和岗之间也做到零接触,在任务设计中做到让小分队彼此之间不接触。这样,即使有一个人感染,也只是感染一个小分队,不会造成更大的传播风险。

       “我们的专业水平,志愿者管理的专业能力是可以提升的。我们将经验转化成知识,再转化成能力,从而在执行层面成为社区、政府的有生力量。”让郝南有些沮丧的是,经过这么多轮疫情,志愿者的作用并没有被充分看到和展示出来。反而是一些缺点被放大,往往被视作“乌合之众”而不被信任和调用。



汤澎慈善志愿者团队、蓬勃慈善志愿者团队、锦晟慈善志愿者团队自备防护服和其他工具,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在叶盈看来,这种相互的信任也需要政府扭转观念,必须看到并发动民间的力量,让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其次,需要平常与社会组织保持良好的合作。以上海为例,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和社会组织合作,减轻基层的日常执政压力,“只有在长期的合作中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面对封城等突发状况时,才能顺畅的合作。”

       郝南希望在西安目前所做的工作,即用更有组织化的方式去建立起社区基层的韧性,这套经验能作为案例被其他城市看到,这种搭建基层韧性的模式可以在全国其他城市推广。

       这样,在国家现有体制下,如果有这样一套增强基层韧性的应急管理体系,使得城市和基层在疫情来临前,有一定的免疫力。“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应该增强面对疫情的防御力,我们现在系统的防御力是非常薄弱的。”郝南说。

       在郝南23日发的朋友圈最后,他写道,“我们曾经心手相连扛起了武汉,这次还要付出多少,能守得长安云开见月明?唯有行动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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