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清华大学，女学生陈巧玲拿着她和团队一起编著的《中国食品安全档案》，这本书酝酿近两年，陈巧玲自己花费十多万元。

　　对话人物

　　陈巧玲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读研究生。

　　对话动机

　　酝酿近两年，陈巧玲和团队的调研作品《中国食品安全档案》近期在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搜集了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的相关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报告，以档案辑录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为丰富资料，陈巧玲走访了多地农场、批发市场、超市、食品企业与大小作坊，核实调查。陈巧玲说，她很清楚目前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但希望这份记录让人们了解危险在哪里，以及我们的时代发生了什么。”

　　初衷

　　有些食品安全问题践踏人类底线

　　新京报：为什么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陈巧玲：2011年我在清华和同学弄了一个创业项目，做的是餐饮，开始关注这方面的话题。这本书的目标是唤起民众和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食”字。

　　新京报：写作前和写作后你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认识有变化吗?

　　陈巧玲：变化很大。没写书之前，我只是消费者、新闻的读者，我听过苏丹红和三聚氰胺，但我不知道它们具体是什么。过去认识食品安全领域是分散式的，现在的认识更系统和全面了。

　　新京报：写作之后觉得食品安全问题更严重了?

　　陈巧玲：比我之前的认识要严重，很多事是匪夷所思的，比如将大便水用水过滤、加入腐猪肉发酵、再用剧毒农药杀死发酵过程中长出的驱虫—以此得到用来浸泡臭豆腐的酵乳。这不只是食品安全问题，也践踏了人类的基本底线和尊严。

　　新京报：写作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陈巧玲：经济上困难是一方面，写作这本食品安全档案完全是自费的。刚写书时我们讨论过是不是要找一些支持，后来觉得这可能会影响独立性，假设收了企业的钱，对方让我写自己的好或竞争对手的不好，这就是隐患。

　　新京报：截至目前你花了多少钱?

　　陈巧玲：出书大概花不到5万块钱，前期的调研费用也要不少钱，我自己大概花了十几万了。

　　新京报：你还是学生，十几万不是小数目。

　　陈巧玲：本科毕业之后我工作过几年，之前做投资有点积蓄，用的是这部分钱。我来自山东农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之前几年都是给家里钱，开始做这事情后，就断了。

　　研究

　　行业标准问题不大 关键是执行不力

　　新京报：除了经济和家庭方面的压力，还有哪些困难?

　　陈巧玲：最大的困难是担心自己不专业，我在清华读的是工商管理，包括我们团队里的人，没有一个是食品安全相关专业的。所以写作初期非常焦虑，常常怀疑自己。

　　新京报：后来怎么跨越这个障碍的?

　　陈巧玲：坚持，没别的方法。那时所有的概念都是不清楚的，就逼着自己去查资料，检索行业标准，对比欧美国家的数据，逼着逼着就把自己逼成了半个专家，你现在问我一些添加剂，它的成分、是否有危害性什么的我大致都能说清楚。

　　新京报：对比欧美国家(食品安全)的标准，我国的行业或国家标准会有很大差距吗?

　　陈巧玲：开始我以为会有特别大的差距，后来发现从标准制定来说，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执行。国家告诉某种添加剂的含量不能超过某个数值，但不会规定制作面包时该放多少在里面。标准摆在那，大家都不执行，才是食品安全问题多发的原因。

　　新京报：你选取的一些案例，有的距今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怎么保证案例的针对性?

　　陈巧玲：选取案例的标准是依据媒体公开报道和学术机构的报告，确实有你提到的问题，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涉及的每一个类别我都重新检索了一遍。苏丹红事件距今10年了，但是我检索发现，10年中同样的事情在反复发生，2012年有，13年、14年也有。问题没有消失，一直存在。

　　调查

　　老实做事不如掺假作恶好生存?

　　新京报：除了新闻报道和学术报告，书中也有不少你和团队伙伴实地调研的部分，这部分工作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