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互联网企业被舆论放大其平台垄断，注意力控制等负面因素，甚至要对其喊打喊杀。但是，疫情以来其对社会粘合链接的正向价值，则缺乏理性审视。
上海疫情将互联网企业的功能价值显性体现。在几乎独属于中国的疫情管控模式下，互联网企业响应政府号召，开启了没有传统经济学与现行互联网理论支持的社会化创新尝试。
互联网企业介入政府对疫情时期的社会治理，其供应的数字基础设施和线下物流系统，改变了原有结构；重建了本地社会生活服务网络，重构物流供应体系，重塑了都市社群连接。
互联网借由疫情成为社会治理模式下，类似水煤电一样的核心资源应用。这种资源应用可以称之为，负责社会连接的基础性资源。
文|梁坚
01.
互联网成为社会
必需的基础性资源
上海疫情的迅速蔓延，极限考验了当地原本的社会生活服务体系。正常的物流系统短时内瘫痪，线下交易体系受制，几乎一夜之间暂停了正常的线下社交沟通，脱离现代社会的样貌。
电商平台等线上设施，在短时间内堵塞和混乱之后，在政府号召下，迅速回到正轨，成为上海疫情不可或缺的社会连接性资源。互联网企业迅速改变社会传统运作模式，将水、食物、药品以及心理慰藉等重要物资和信号传递到了千家万户。
此前被千夫指摘破坏底层生计的社区团购，如今成了上海居民的续命稻草。美团买菜紧急上线了社区团购服务。居民集单后，次日能将商品统一配置到小区，如今已超20万单。
被指责“随时可以替换”缺乏创新性的腾讯，提供了共享文档，被疫情困住的上海用户们依靠登录文档，互相协作沟通供需，成了助力团餐和宠物保护的重要设施。
被嘲笑总是亏损的京东，发挥专人专车物流优势，将超过10万件防疫物资送进上海。
不只是为物质供应搭建社会连接，精神需求也被互联网企业重视。QQ音乐旗下各系产品就推出了5000万份抗疫礼包，让用户听音乐听书安抚疫情宅家的情绪。
图|消杀的防疫人员
更不用提互联网医疗，网课、线上办公等社会服务连接解决了多少学习生活的不便。行程码，健康码等抗疫最基础的设施也基本有赖互联网企业和技术的支持。政府也充分与互联网企业合作，通过大数据等加快智慧治理，科学抗疫的建设。
在疫情发酵的这两年，互联网企业饱受资本原罪的舆论批评。在消极性偏差和从众效应的左右下，人们对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风险更为警觉， 因而跟踪放大互联网企业在缺乏市场监管中的资本原罪，而遮蔽了同样在市场经济规则下，互联网企业对社会的连接性价值。
因此有必要为互联网企业的社会连接基础性资源的价值属性重新定义和审视。
通过疫情我们会发现，互联网企业的作用并不只限于线上。他通过千万个物流节点，为社会保障提供物流连接基础；通过社交平台为社区自救，信息沟通，远程服务和心理支持提供社会讯息连接基础；通过大数据和AI等技术应用为疫情管控和政府治理，提供技术连接基础。
互联网企业充分调动了技术，人和物的有效连接，极大提升连接效率。平常我们还有其他设施作为补充，对这种高效率习以为常，不以为意。当其他补充全部停摆时，我们就发现，互联网已经完全成为社会必需的基础性资源。
02.
互联网企业，
一种新的物流连接基础
上海封控管理下，“物资难抵家门”现象严重。为此，4月7日，上海市宣布，支持保供企业在全国统筹调配资源，引进充实新的保供人员。
第二天，阿里旗下的饿了么、大润发、盒马、菜鸟等平台，从外地集结保供人员3000人，他们是骑手、快递员，拣货员。平常我们很难会特别关注的快递小哥们，如今成了保障一线的勇士，打着地铺，吃着干粮，甚至进去一批，封控一批，前仆后继。
美团、京东等几乎所有的电商物流企业都运作起来，千里驰援上海。上海顺丰的上千名员工就地转为志愿者，每天转运上海蔬菜集团的4000吨蔬菜。
图|大巴上的志愿者
由于商场菜市场无法正常营业，多家平台企业响应政府号召推出了保供套餐。拼多多就上线一款48小时保供套餐，确保48小时内送达上海全域。因防疫政策原因，部分套餐只能送达指定区域。美团的社区团餐覆盖超过4500个社区500万民众。
因为需要长期满足市场供需，中国互联网企业平台对于用户的需求尤为敏感，因为提供良好服务才能留住用户，这种市场心理使得他们在产品方面，往往考虑更为全面。
因此各平台企业也都上线应急服务，针对孕妇、老人、婴幼儿和残障人士等重点人群。美团和饿了么针对上述人群可有优先安排订单，助力联系药店和超市，跑腿等服务。京东健康上线药品求助平台，百度健康提供紧急找药求助通道，服务紧急用药的用户。
为防止增加感染风险，互联网平台企业大量使用“花里胡哨”的智能机器人或无人车设备，实现无接触配送。
响应迅速，服务意识强，科技应用快，互联网企业在日常运营中的市场竞争优势，却与社会保障天然契合。这些服务在平常的市场服务中被习以为常，但当线下正常运作出现困境时，就会发现互联网企业在市场环境下摸爬滚打后的强大调动能力。
03.
互联网社交平台，
社会信息连接基础
更容易被忽视的是，互联网经济本身具备的共享和聚合特征，其实对社会具有强大的粘合与修复作用，并且通过社交平台这一作用在疫情里被放大到极致。
聚合、共享和免费是互联网经济的核心精神。互联网平台企业用这几点颠覆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描述的传统的价值悖论，针对传统经济和传统经济学实现了一种创新。也即让消费侧掌握巨大的自主权，倒逼产业链和企业交易行为变化。
也就是说消费者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共享供需信息，从而创造属于自己的定制产品与服务，极大的降低边际成本。
城市化原本将个体变成一座座孤岛，不过上海疫情，因为种种原因，让公众无法实现面对面的交流后，却通过互联网工具实现了互助。
这是令人感动的共享精神，体现互联网平台如何放大卓越的人性光辉。
无数个微信群，链接邻里的彼此需求。那些爷叔辈的老人和8090年的年轻人共同激活微信群里的互助信息。交换酱油，老抽，或者释放情绪。
图|社区居民在排队做核酸
微博因其广场式的社交特征，可打破熟人社交的壁垒，更容易快速传播信息，也更让人愿意宣泄情绪。而线上的宣泄，避免了线下更多纠纷的发生。在上海，微博各种接力互助信息快速在不同社区进行扩散，甚至得到域外民众的支持。尽管有很多信息的重叠，错漏与假冒，但用户也在共享错误的时候，迅速共享自清信息。
疫情时的宠物生存风险变得更高。腾讯的共享文档因其功能的共享特征成为宠物互助保护的平台。“上海宠物互助信息登记汇表”这个不起眼的文档联系起志愿者和焦急的求助者，在社群中间重新构筑了互助友爱的城市文明体系。
互联网平台的社交功能并不像众多批评所说的，只是利用注意力和免费的消费陷阱。人是社会动物，他人为自己不只提供买卖的经济行为，还提供沟通的情绪价值。
疫情孤立人们的同时也更强化了彼此的精神需要，疫情不过是人们对于跨距离情绪价值需求的极端场景而已。互联网社交平台社交日常价值更应在疫情外不被忽视。
04.
互联网城市，
政府治理连接基础
人们惯常使用的往往也最容易被熟视无睹。在疫情蔓延的两年多时间里，互联网企业更多时候是协助政府和社区直接作用于疫情管控。
微信小程序行程码、健康码为动态清零管理提供追溯服务，背后是强大而缜密的大数据分析运算，是疫情管控的日常也是最大功臣之一。百度的AI测温解决方案，可以通过图像识别、红外热成像和图像红外温度点阵分析算法，解决戴口罩等面部特征过少也能无接触测量和快速筛查的问题。大量机器人在医院和物流配送领域的投入使用，直接减少医务和快递人员的送递接触，保障特殊人群的健康。
疫情直接促进了政府与平台企业合作政务应用。各地普遍运用电信、交通等大数据，加强疫情溯源和监测。比如武汉疫情时，离汉通道开启3.5小时后又关闭。3.5小时有多少人离开武汉，如何追溯，政府就应用到大数据产品“百度迁徙”。通过追溯使用该应用的人，可明确获悉位置信息。
因为疫情，政府也进一步加强智慧城市建设，赋能社会治理精准化，并提高公共危机的预警能力。走在前面的深圳就已将其落地到社区网格管理层面，从而极大提高科技防疫的应变能力。
政府也通过抗疫更加注重数字经济的价值。
05.
互联网被低估的本质
是我们漠视互联网效率
不过种种迹象说明，即使在疫情发生的各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互联网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还是被严重低估了。
这种低估几乎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如影随形，并且不只是在中国。首先表现的是，关于互联网企业对于GDP的价值低估。
哥伦比亚大学亚里德（Pierre Yared）教授曾提出低估数字经济对GDP贡献的五方面问题。第一，数字平台用户众多，贡献极大，但因一些免费服务而低估对GDP的贡献；第二，GDP统计很难反映网络收费服务质量的变化；第三，GDP不能反映出数字产品种类和消费选择多样性的价值；第四，互联网企业研发出的算法具有无形资本品的价值，但尚无较好指标进行衡量；第五，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互联网经济的价值归属不同的经济部门，统计机构依靠投入产出表来核算各部门的经济贡献，但这种表格严重滞后，难以反映数字平台快速增长的经济价值。
简而言之，互联网企业因其免费、共享等经济模型，造成其泛经济和社会影响难以估算。就像一条免费的高速公路。你计算不了高速公路赚了多少钱，但你能感受到有了它之后，地方供应链更好了，人们沟通更方便了，经济发展更快了。
图|短暂休息的防疫人员
事实上，经过疫情和舆论批评后，我们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的价值悖论，不仅仅在于对GDP贡献的忽视。社会对于互联网企业的批判，限制了人们对其社会价值的感知，进而全面低估互联网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意义。
这批判中最常见的说法之一是，互联网企业赢者通吃，流量聚集后，容易为流量而发展。但流量规模本身让用户多元的需求得到释放，可有效倒逼企业和社会改良服务方式。
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在《传统经济学遭遇挑战，互联网经济学亟待研究》一文中指出，互联网通过掌握消费体验的反馈，能充分聚合需求信息、原料采购、智能制造、物流网配送、消费体验为一体的全纳产业链。重塑商品和服务的全过程，提高了效率。
因此不必讳言互联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任何新事物都会有类似的过程。关键在于政府和社会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用政策、市场正确引导企业有序发展。
时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正是政府调动互联网企业发挥科技优势，反哺社会的例证。相信疫情后互联网企业和数字经济会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京公网安备110102000421号